長大後，我就成了另一個你

教育是接力更是傳承

樊未晨

    9月10日，我國迎來了第37個教師節。

    教育部最新公佈的數據顯示，我國教師總數已經達到1792.97萬人，在這近1800萬名教師中，有這樣一羣人：他們在職場上是志同道合的同事，而回到家裏，他們是父母兒女或者兄弟姐妹，他們亦師亦友亦家人，他們是教師世家。

    有人説，孩子眼中教育的模樣，就是教師的模樣。

    的確，教師對孩子最大的影響並不是教會了孩子哪些知識，而是把自己活成孩子的榜樣，讓他們成長為比榜樣更優秀的人。

    而當教師同時又是家長時，這種影響則更加潛移默化了。

    很多人把教師比喻為春蠶、比喻為蠟燭，説的是教師無私奉獻的精神，而在教師家庭中，這些精神化作了每一個夜深人靜時的備課和批改作業、每一次與學生和家長的促膝長談、每一個“特殊”學生的成長故事、每一屆學生的喜怒哀樂……

    在每一天的耳濡目染中，兒女們把父母或者父母的父母當成了自己的榜樣。理想的種子自然而然地紮下了根。於是，“長大後，我就成了另一個你”。有的家庭中兩代、三代甚至幾代人都是教師，他們相互影響、相互鼓勵，把一個人的職業變成了幾代人的共同事業。

    有媒體報道，在大別山北麓的深山區，有一個教育世家，紮根基層教育，五代人中有11人為教師，跨越3個世紀，教齡總和達到276年。

    正是這一代又一代的教師，把一羣又一羣孩子帶出大山，給了孩子更好的未來，也為國家許下了更好的明天。

    讓孩子超越自己，是每個教師心中都有的願望，教育不僅是接力，更成為一種傳承。

    擇一事，終一生。一代代教師正在接續前行、薪火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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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丹丹：父輩叮囑裏點燃鄉村孩子的夢想

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 楊潔

    許丹丹的人生是圍着學校轉的。

    幼年時，她跟着外祖父生活，常看着他蹬着一輛破舊自行車去學校工作。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外祖父擔任海南紅光國營農場龍東小學校長。當時，九年制義務教育還未普及，鄉村教育發展還處於萌芽階段。全校只有8名教師。除了教學任務，8名教師下了課，放下筆桿子，擼起袖子、捲起褲腿，下田種甘蔗、種水稻、割橡膠。等糧食熟了，學校拿出去賣，靠糧食收入補貼了學校緊缺的資金。

    1985年，《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發佈，要求把發展基礎教育的責任交給地方，有步驟地實行九年制義務教育。

    也是在這一年，許丹丹的父親許環富，站在了澄邁縣官族小學的三尺講台上。而這所鄉村小學正掙扎着從泥巴里“破土而出”。去往官族小學的路上通不了車，只有一條彎彎曲曲泥巴路，一腳下去，力氣若使大了，腳抬起來後鞋子還在地上。學校的教室是土坯瓦房，四面漏風。

    1991年，許丹丹的父親調任澄邁縣博才小學校長。師資緊張、缺水缺電、缺少宿舍等仍是鄉村學校的難題。沒有水，老師帶着學生拉管引水；沒有牀，老師自籌資金給學生購買木板，製作板牀；沒有桌子，用木棍搭建起長條課桌；沒有醫務室，有學生摔傷了，父親就連夜騎着摩托車帶着學生到十幾公里外的衞生院縫針、包紮。

    長大了些，許丹丹被接到了父母身邊，這又是另一所新的學校，福山鎮中心學校。

    一家人擠在學校的宿舍裏，在她的印象裏，有一次半夜刮颱風，將瓦房的一面牆給吹倒了。後來一到颱風天，一家人不得不搬到教室的平頂房裏。

    2001年，《國務院關於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發佈，要求因地制宜調整農村義務教育學校佈局。農村小學和教學點要在方便學生就近入學的前提下適當合併，在交通不便的地區仍需保留必要的教學點，防止因佈局調整造成學生輟學。

    在福山鎮中心學校，那時候還沒有教師辦公室，她看着父母把作業抱回家，一摞摞地堆起來有一個手掌那麼高。父母伏案一頁頁地批改，用紅色的圓珠筆在本子上批註。那時，她還小，不懂母親的教案裏為什麼密密麻麻寫滿了文字。她疑惑，難道大人也要寫作業嗎？母親告訴她，教師必須提前把教案寫清楚，才能知道上課要教什麼。

    她也不懂什麼才叫教師。只知道母親自學了美術繪畫，給孩子們上美術課，教他們一筆一畫把鄉村的美給記錄下來。也不懂一個好教師會改變什麼，只知道小鎮街上，從小商販到司機，人人都會親切地跟她父母打招呼，叫一聲“許老師”“王老師”。

    打小，她心裏覺得，“教師是一個需要有艱苦奮鬥精神的職業。”

    高中畢業，父親鼓勵她從事教育工作。於是，許丹丹選擇了師範類學校。恰逢國家決定實施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校教師特設崗位計劃。2006年，計劃要求通過公開招募高校畢業生到西部“兩基”攻堅縣農村學校任教，逐步解決農村師資總量不足和結構不合理等問題，提高農村教師隊伍的整體素質。

    2011年，大學畢業後，她成為澄邁縣石浮中心學校昌文小學的農村特崗教師。在21世紀的鄉村學校，不再需要教師下田幹活兒，也並不再需要教師去自制教具，但許丹丹發現，鄉村學校師資力量薄弱的問題仍然嚴峻。

    昌文小學地處澄邁縣的一個偏遠小山村。學校有兩層高的教學樓，6個年級、6間教室、6名教師，距離教學樓10米遠，有一排平頂房當做教師宿舍。這裏的每名教師都是“全能型”的，身兼多門學科教學。

    初來學校，音樂教師許丹丹不懂其他學科知識，只能埋頭閲讀書本，研究各學科的教學模式，把語文課搬到了學校閲覽室，把古詩整理成“知識樹”，讓學生背誦和默寫。

    成為家中第三代教師，許丹丹發現自己和父親的課堂也有了一些戲劇化的相似之處。父親在講《讓我們蕩起雙槳》一文時，喜歡課前播放音樂，增加課堂樂趣。她也喜歡把音樂的元素加進課堂裏，曾有一節課，教孩子們學會分類整理，恰巧有首歌就叫分類整理歌，開課時，音樂響起，一年級的小朋友馬上就高興起來，跟着歌曲唱了起來。

    更多教育的話題被“擺”上了家庭飯桌。成為一名鄉村教師後，許丹丹發現，一個教師的引導可以點燃一個鄉村小孩的夢想。在昌文小學，很多孩子沒接觸過聲樂舞蹈，課餘時間，她就帶着孩子們一起學習，組建了一個舞蹈隊，訓練之中，有學生通過舞蹈考到了另一個更好的學校。

    她也跟父親交流班上不聽話學生的管理問題。有個孩子偶爾在課堂上大吵大鬧，偶爾會去欺負其他同學。父親告訴她，要多鼓勵、多關心教師眼中的“壞學生”。於是，在上課的時候，許丹丹會因為這個孩子回答問題聲音大，在全班同學面前表揚他，會因為他作業完成得好，獎勵給他一個小印章。

    一段時間過後，改變就在孩子身上慢慢發生了。一次下課，她正在組織小朋友們排隊離校。孩子跑來她身邊小聲地説，自己還有一個生字沒寫完，想在教室寫完後，自己關燈、關門。“每個孩子都想積極向上，受到老師表揚，老師在長久的教育中更需要一顆耐心。”

    對於教師這個職業，許丹丹有了更深的理解，從父輩那裏傳承下來的，不僅僅是艱苦奮鬥的精神，她更覺得是一種教書育人的情懷，這種情懷包括“奉獻、愛心、真誠……”最重要的，“是一顆愛學生的心”。

    成為教師之後，她也收穫了小朋友純粹的愛。到了教師節，許丹丹會收到村裏小朋友送來的一束束花，花瓣是塑料製成的，顏色鮮紅、亮麗，紙盒子裏放着一個卡片，寫着，“我最喜歡的許丹丹老師，節日快樂！”一看，她會忍不住笑起來，“很簡單的句子，會讓人覺得特別高興。”

    鄉村教育的改革也還在不斷進行着。在許丹丹的人生軌跡裏，看着照片裏的磚瓦教室變成了水泥高樓，看着學校旁邊的泥巴路變成了柏油路，鄉村學校的孩子們有了音樂教室、有了電腦教室，“鄉村教育無論是從硬件上，還是教師資源上，正在一步步跟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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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銓：教師世家走出農學教授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葉雨婷

    “在我的記憶裏，從我的曾外祖父開始，家族走出了太多的教師。”

    徐銓是瀋陽農業大學的青年骨幹教師，身為85後的他，如今已是博士生導師。

    在職業道路的選擇上，徐銓可謂是“子承父業”。

    徐銓成長在瀋陽農業大學的教師宿舍，童年幾乎都是隨父親在水稻研究所的實驗田中度過，一邊在田間玩耍，一邊看着父親進行實驗取樣和性狀調查，徐銓漸漸地對水稻這個養育全球50%人口的重要糧食作物產生了興趣。

    父親徐正進是對徐銓影響最大的人，徐正進為瀋陽農業大學教授，曾任國務院學科評議組成員，教育部、原農業部重點開放實驗室主任，作物學學科帶頭人，中國作物學會水稻分會副理事長，日本京都大學客座教授。

    父親在教育與學術上的奉獻精神是徐銓學習的榜樣。父親徐正進與瀋陽農業大學的很多專家一樣，沒有知名教授“範兒”，穿着普通，一雙布鞋，走路生風。對父親來説，搞科研不需要備好行頭、擺足架勢。

    在實驗田裏，如果看到有哪棵稻秧有異常，父親經常是二話不説，脱掉鞋襪，挽起褲腿就直接下田，拔下稻秧，確認一下是什麼病，然後上岸沖沖腳，穿上鞋就離開。

    有一年，瀋陽農業大學水稻所幾位同事在海南選種，父親正好也到海南參加全球水稻分子育種的一個國際會議。會議開完後，他來到育種基地和大家一起選種。因為此行是來參加國際會議的，根本就沒有帶下田選種穿的工作服，他的個子高，別人的工作服他又穿不了。徐正進乾脆脱了外褲，只穿着一條襯褲，和同事們在地裏幹了整整一天。晚上，他套上外褲，乘飛機就回了瀋陽。

    “小時候跟着父親在稻田裏抓青蛙、逮蜻蜓。後來，我漸漸對父親從事的研究越來越感興趣，高考選擇志願，也沒有猶豫就選擇了和父親一樣的專業。父親是個優秀的傳統育種家，但在一些涉及分子領域等更前沿的研究方向，他就會受到知識的侷限，我希望可以繼續他未完成的事業。”徐銓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徐銓的母親張甦穎為瀋陽市第八十一中學語文教師。在徐銓兒時的記憶裏，長期作為班主任的母親經常早出晚歸，很少有時間照顧徐銓的起居生活。

    “孩子，你參加高考，媽媽沒能像你同學的家長一樣陪你去考試，心裏不舒服了吧？”在徐銓高考之後，母親對他説了這番話。母親因為是高三的班主任，班級40多個學生參加高考，又要到考場附近的旅店住宿，就沒法陪伴徐銓了。

    雖然當時有些委屈，事後徐銓覺得這很正常。“因為，這是媽媽的工作，就應該這樣，要不怎麼能説‘教師是太陽底下最神聖的職業’，怎麼能被稱為‘春蠶’‘蠟燭’呢？這是媽媽的胸襟。當初祖輩是這樣，今天的父母還是這樣，這是教育世家一代代人的大胸懷、大情操。不為小家，不為金錢，不為名利，只為一輩輩人心中的那份事業、那個夢。”

    2004年，徐銓追隨父輩腳步考入了瀋陽農業大學，開始系統學習農業知識。2008年獲得學士學位後，徐銓赴日本京都大學攻讀碩士和博士學位。留學期間，徐銓認真刻苦，掌握了多種水稻分子生物學技術，於2014年完成博士學業。

    不僅是父母，徐銓家中最早從教的家族成員要追溯到徐銓的曾外祖父，曾在小學從教10餘年。

    此外，外祖父為大石橋市師範附屬小學校長，外祖母為大石橋市博洛卜鄉劉白小學教師。師道傳承、家風延續，母親這一輩中，舅舅、舅媽、二姨、二姨父、三姨均為人民教師，孫輩中，徐銓的表姐也是營口市一名小學教師。

    徐銓的祖父曾為大石橋市博洛卜鄉景屯小學主任，如今，96歲高齡的他雖然已經眼花耳背，但是學生們的名字和他教書時發生的事，他都記得特別清楚，提起教學，他馬上就會來精神。

    “我們家除了還在上學的小朋友，其他人都是人民教師。”在拍攝家族合影的時候，外祖父自豪地説。

    因為全家都是教師，投身教育，能一家團聚的機會就比較少。一旦有時間，就在外祖父家聚一聚，大家的話題也都是教育，互相交流教學工作中的心得體會，總結成功和失敗的教學經驗以及工作中的樂趣。外祖父和外祖母多年的教學經驗是家族寶貴的財富，後輩們經常向他們請教教學中遇到的問題。

    如今，作為一名高校教師，徐銓再次回到了從小長大的校園。

    2015年11月，徐銓通過高層次人才引進入職瀋陽農業大學農學院，受聘副教授，成為一名人民教師。參加工作以來，他耕耘在教育和科研工作第一線， 2019年破格晉升教授，2020年遴選為博士生導師。徐銓從碩士期間開始，一直從事以水稻高產優質高效為目標的分子生物學研究，為我國不同稻區秈粳稻雜交聚合亞種有利基因提供了分子設計育種策略。

    徐銓表示，“我現在帶了8名碩士生，兩名博士生，我認為自己和他們的年齡差距不是很大，還是比較能體會和理解現在這些年輕人的，平常同學們有什麼學習上、乃至生活上的困惑，也會找我聊天。我們的師生關係應該是比較平等的，遇到任何問題，我們都會以一種亦師亦友的方式進行溝通。”

    和其他專業相比，學農並不是一個輕鬆的專業，在徐銓看來，選擇並堅持這一領域的確需要很大的勇氣，但也能收穫不小的成就感。

    “這個學科確實辛苦，因為除了正常的教學以外，還要從事一些農業方面的勞動，要下田地。在不少人看來，這樣是比較‘土’的。雖然非常辛苦，當老師和同學們經過幾個月的付出，終於收穫了糧食之後，這種喜悦也是別的專業的人沒辦法體會的。”徐銓説。

    在徐銓看來，高校教師有着和其他教師羣體不一樣的特點。他們需要擔起教學、科研、服務社會等多重責任。培養越來越多學農愛農的優秀學生，同時有一定的科研突破，並且能給當地農業生產作出貢獻，這是他職業生涯的追求。

    “想要達到這三方面的目標是充滿困難和挑戰的。從老師的角度，我希望可以通過自己的引導，讓更多優秀的年輕人選擇農業，用學來的知識為我們農業大國的發展作出更多貢獻。”徐銓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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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沁叢：“牽着蝸牛散步”的“教三代”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魏其濛

    執教14年，温州市特殊教育學校教師張沁叢教過小學生、初中生，當過數學、語文、美術和生活適應課教師。

    她的學生往往需要從認識食物、表達如廁意願等生活常識開始學起；買不到教具，她就和同事一起佈置教室、親手製作教具；由於教學中長年使用誇張的表情和肢體動作，教師們臉上的皺紋會比同齡人多……之所以與眾不同，因為她從事的是特殊教育事業。

    張沁叢把特教事業喻為“牽着蝸牛散步”：即使明白蝸牛走得很慢，還是要耐着性子牽着他們一步步前行。與健全孩子相比，患有聽力、視力、智力障礙的孩子需要教師付出更多耐心、細心與愛心——這也是她的祖母和母親常常勉勵她的話。

    張沁叢出生在温州一個特殊教育世家。祖父張忠銘幼年因發燒失聰，曾求學於上海福啞學校，回到温州後，他與幾位同窗於1946年創辦了浙南地區第一所聾啞學校——即温州市特殊學校的前身。1979年，由於該校辦學規模有限，無法招收更多學生，已經退休的張忠銘夫婦又和女兒張培芝、張佩碧在樂清湖頭創辦聾校。20世紀70年代，張沁叢的叔叔張建浩、母親陳湖湖也加入了聾校教師的隊伍。

    幼年時，張沁叢跟祖父母在樂清生活過幾年，直到現在，她還記得祖父因長期刻蠟版而嚴重變形的手指。

    她曾聽長輩講述祖輩創辦、運營聾校的艱難過程。新中國成立前，百業荒廢，學校資金與師資嚴重匱乏，祖父母省吃儉用，生活費都用在了學校裏。祖父堅持自己刻蠟版謄印教學資料，導致指骨嚴重變形。1952年學校被國家接管後，祖母黃燦霞一直擔任總務工作，為節約國家經費，購買辦公用品、書本簿冊等沒有報銷過一分錢運輸費，輕的自己搬，重的就讓年齡大一點的學生騎三輪車運，自己推着跑。那時候，祖母每年都獲評温州市教育先進工作者。

    稍大一點時，張沁叢回到父母身邊生活。印象中，母親常在假期把一個女生帶回家，對她關心愛護的程度似乎勝過對自己。後來她才知道，那個女生是孤兒，每當節假日看着同學們被父母接回家，而自己只能回福利院，就特別傷心難過。在母親的教導下，女生畢業後考上了浙江特殊教育職業學院，有了不錯的工作。每當教師節、母親節、婦女節，母親都會收到學生們親手製作的賀卡，她將這些賀卡視如珍寶。

    儘管在這樣的家庭長大，心中對教師職業充滿崇敬，高中時期的張沁叢卻並不願從事教育行業。那時她有自己的興趣和特長，想報考熱門的英語專業。但祖母告訴她，祖父的遺願是孫輩中至少有一個能延續他的聾教事業。作為家族同輩中年齡最小的孩子，乖巧聽話的她帶着遺憾報考了南京特殊教育學院。

    2008年開學季，張沁叢進校後帶的第一個班是小學一年級。儘管學習過聽障教育理論，參加過學校組織的各種實踐活動，副班主任的工作還是給她很大挑戰。“新生中有的已經9歲、10歲，整個班一直亂糟糟、吵吵鬧鬧的，有些孩子拉着家長要回家，上課就像老鷹捉小雞似的，剛把這個按下去，那個又跑來跑去了。”

    困難嚇不倒年輕、充滿激情的張沁叢。她從生活常識教起，一點點培養孩子們的行為習慣，經常在4點多下班後多留兩三個小時，輔導學生做作業。平時在家，她會把班裏的新鮮事兒、學生的行為和情緒問題跟祖母、母親聊一聊。兩人常囑咐她，聾啞孩子雖然會手語，但手語比話語貧乏很多，不能完全表達自己內心所想，很容易感到痛苦，所以教師一定要踏踏實實提高教學水平、給予學生更多關愛。第二個學期開始，她就能勝任班主任的工作了。

    2018年，正當張沁叢在學校啓音部的工作越來越有經驗、有信心時，遇到了新的難題。隨着醫學發展，入學的聽障學生數量逐漸減少，她響應學校號召主動轉崗到啓智部，這意味她要儘快學習新的專業知識，重新適應教學生活。

    在她看來，培智孩子的世界是簡單、絢爛又神秘的，雖然少了一分聰穎，但多了一分熱情，甚至是喜怒無常，當他們暴跳如雷、哭鬧不止乃至自殘傷人時，教師卻難以捉摸原因。在啓智部有經驗的同事和志願者家長的幫助下，張沁叢學會了在細微之處發現孩子們的需求，並用大聲誇獎鼓勵、將生活技能訓練融入遊戲等方法，教會孩子表達日常生活所需、減少發脾氣的頻率。

    張沁叢告訴記者，健全孩子只要認真學習就很容易進步，但她的學生卻非常難。特教教師的成就感來自學生每天在行為習慣上取得的小小進步，而為了這一點點進步，教師都要付出極大心血。

    張沁叢知道，特教事業能通過教育改變孩子的命運，從而減輕千千萬萬個家庭的負擔和社會的負擔。“作為特教教師，我不指望‘桃李滿天下’，只希望孩子們能獲得生活自理的能力，甚至能走向社會，有一份養活自己的工作，那時，我的成就感就已經足夠。”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