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勞塞維茨重病初愈開始新的生活，成了普魯士軍隊改組的關鍵人物
克勞塞維茨達到了自己的最近目標，準備時期結束了。以1803年為起點的這個時期給他帶來了重大的思想和個人方面的收穫，跨進了上層社會，親自了解了宮廷社會和國家情況，特別是結識了瑪麗·馮·布呂爾和經歷了崇髙的愛情。他到處都遇到了好的運氣：甚至1806年的被俘也轉化為一種豐富多彩的深造旅行，使他有可能同一些重要的同時代人相晤。在異國他鄉逗留十個月後，他的思想大為豁達開朗，回到柏林後把自己的秘約未婚妻擁抱在懷中。
後來，儘管他繼續充當副官，卻同香霍斯特建立起一種嶄新的、開始是鬆散的關係，接着出現了他夢寐以求的變化，也是他所追求的最近目標:他可以由其精神之“父”支配，並在他身邊供職。在此之前，他已得到香霍斯特的青睞，受到信任：他現在所要經管的“事務”同一位王室的親王的事務完全不同，複雜得多。這時，卡爾·馮·克勞塞維茨上尉成了普魯士軍隊改組工作的關鍵人物之一，實際上是香霍斯特的左右手。
自1801年以來，他一直過着一種或多或少受他人擺佈的“靜觀生活”;這時，儘管他還不能完全自主，但是他是在為一個在所有同時代人中他評價最高和最尊敬的人服務，他和這個人一起所肩負的使命需要志同道合的人。2月23日的信預示着重病初愈後一種新的生活的開始。像瑪麗一直希望的那樣，克勞塞維茨以一種高尚的方式同奧古斯特親王分手了，同時經濟情況也有了明顯的改善:“隨着我的晉升，我的薪俸也得到了如願的增加，只要還繼續實行扣除，我將每年收入九百塔勒，一旦停止扣除——當然這個時刻無異於一種幻想，加上一些小的附加收入，我將有一千四百至一千五百塔勒的收入。”
關於他尊敬的“老師香霍斯特，克勞塞維茨後來在那篇著名的悼詞中回憶起在柯尼斯堡和後來在柏林的歲月時，寫道:“國王雖然沒有把國防大臣的頭銜冠於香霍斯特將軍，卻把他涅于軍事部門之首。施泰因當時是首席大臣。這兩位傑出人物之間形成的密切關係，為普魯士的內在的充實和奮發圖強奠定了基礎。通過施泰因先生的努力，民政機構的整頓、財政上的節約和秩序、平民社會的政治憲法等，都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從而使公民產生了新的信心，開始了新的生活。這個部後來是由這樣一些人組成的：他們在各自有所變化的職位允許的範圍內，依然按着施泰因先生的精神繼續工作下去，並且竭盡全力支持香霍斯特將軍。而香霍斯特將軍卻本着聰明的節約原則，運用着政治上的智慧，一心一意地追逐着自己的目標，實在令人欽佩。”
關於香霍斯特是怎樣具體進行改革的，克勞塞維茨是這樣繼續敍述的:“擺脱了舊的行政管理規則的繁文縟節，駁斥了所謂內行人士的各種反對意見，始終緊盯住事物的本質，沒有動用鉅額款項，也未得到特殊的資助，在幾年之後，他就為一支數量三倍於普魯士軍隊本身的部隊準備好了裝備和武器。他建造了要塞，在軍隊中創建了每隔三個月有一批新兵入伍、受訓和復員的制度，從而使國家有了一大批訓練有素的兵員，一且動員，即可應徵入伍。不過，最為重要的是，他傳播了按着奧地利的範例建立一支普遍的後備軍的思想。儘管這一思想當時不可能真正付諸實施，但是卻具有如此決定性的意義，以致它在人們的頭腦裏漸漸成熟起來，並且廣為傳播，堅定了人們對創建這一有益的建制的可能性的信心。”
事實上，在1807年至1813年期間在普魯士出現了一種近乎於奇蹟的變化。當然，這一變化遇到了針對施泰因、香霍斯特和格奈澤瑙這些“外鄉人”而來的最大的阻力。這三個人同時都不得不對付特殊的敵人;他們既要警惕法國奸細和特務，又要提防他們的德意志走狗。他們每個人的遭遇也各有不同：施泰因在剛剛開始進行偉大改革時，就不得不引退和流亡;格奈澤瑙，如人們今天常説的那樣，不得不“從熒光屏上消失”；只有香霍斯特還得以留下，因為正式對外他居於幕後，而且在舉止上儘可能不引人注目。
1809年年初，他像其高徒克勞塞維茨那樣，經歷了一場嚴重的健康危機。不過，他還是克服了它，並且直到1813年一直是改革時期的堅固盤石，然而自1810年起退居幕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