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防範校園欺凌不能有模糊地帶
郭元婕
4月6日，教育部公佈《未成年人學校保護規定(徵求意見稿)》(以下簡稱《徵求意見稿》)中，對人們普遍關注的“校園欺凌”問題做出了具體規定，許多網民在表示“怒贊”的同時，也期待政策吸收各方意見，細化執行標準，提升校園欺凌治理效果，真正起到保護孩子的功效，儘量避免出現有網民所言的“比校園欺凌更可怕的是，被欺凌者覺得求助無益，只能忍受”的狀況。
首先，明確欺凌的等級與界限是有效治理欺凌的起點，不可以有模糊地帶，不給人為干預留有空間。
《徵求意見稿》從身體、語言、財務、社交和輿論五個方面對欺凌的內容做出規定。即便如此，落實上仍存在盲區，那就是對於各種欺凌的表現未進一步明確，且各種欺凌的等級劃分尚不清晰。因此，不同等級的欺凌行為該如何治理也就比較模糊。
在這方面，我們可以借鑑德國等發達國家治理校園欺凌的經驗，將各學段易發生的欺凌事件進行類型和等級的劃分，並要求各相關方依據細化的“欺凌認證等級分類標準”做出相應規範的處理。這意味着對處理的尺度與力度也要做出標準化的規範，不可以有模糊地帶，不給人為干預留有空間。
此外，為應對欺凌多樣化，對該“認證與處理標準”的修訂與完善須常態化，以應對欺凌形式與內容的變化。只有做到規定明確可操作，政策才能落地。
其次，欺凌的主體責任還須進一步明確，避免相關責任主體存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包庇和縱容施凌者。
《徵求意見稿》在“第七章責任與處理”部分對學校、教職工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門的責任做出了相應的規定，明確了欺凌事件發生不僅要對欺凌者問責，還要對監護者和監管者問責。這與僅向實施欺凌者追責的簡單做法相比是一大進步。然而，規定到此還不能夠滿足現實需求。
一是相關主體責任規定不到位。校園欺凌屢禁不止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難以獲得問責所需的證據。這不僅增大了問責的難度，甚至有可能對被欺凌者造成二次傷害。維護校園安全，學校不僅有着不可推卸的職責，而且普遍利用現代化信息手段建設智慧校園，保障校園安全監控信息收集無死角已經成為可能，不宜將提供問責證據的責任全部推給未成年的被欺凌者。
二是要建立欺凌處理的負面清單，明確不按照規定執行應承受何種處罰。“欺凌”行為猖獗的一大原因，是相關責任主體“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處理態度，這客觀上起到了包庇和縱容欺凌者的效果。只有做到違規(法)必究，才能還受害者一個公道，對潛在的欺凌者產生必要的威懾，對包庇縱容者給予必要的懲罰。
最後，鑑於校園欺凌在校外延伸的情況也比較多見，全方位治理欺凌需要多方共治。《徵求意見稿》雖然在“第七章司法保護”部分對“公檢法”等相關部門的職責做出規定，但是對於如何建立“學校-家庭-社會”共治的框架沒有給予必要的描述。治理欺凌要校內外並舉、預防與處理並重，多方合作不可或缺。國際上有調查發現，有超過1/3的欺凌事件是由家長和當事人舉報的，可見，加強對家長保護孩子免受欺凌的指導必不可少，學校、媒體和公安部門需聯手加強相關的培訓、宣傳與指導。(作者系中國教育研究院教育理論研究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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