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奇案，相思成病卻遭橫禍，曾御史巧施妙計擒真兇，昭雪沉冤
明朝時，資本主義開始萌芽，隨着城市中商品經濟的繁榮，人們的觀念也在發生變化，失去了農耕時期的忠厚純樸，市井間的人際關係變得複雜險惡。有些兇惡貪婪之徒為了追逐財富、滿足慾望可以不惜一切手段，甚至挺而走險、傷天害理，各類刑事案件也越來越多。由於作案者心機狡詐，往往將罪行掩蓋得不露痕跡，當時又缺乏科學技偵條件，因此破案更多地依靠斷案者的經驗和智慧，那些擁有縝密的邏輯判斷和推理能力的官員，偵破了許多疑難案件，留下了大量精彩案例，明朝史料《皇明諸司公案》中就記載過一個離奇的連環殺人案。
明朝萬曆年間，四川廣元縣有個屠户叫嶽充，他生性殘忍，貪婪不仁。
嶽充的鄰居梁華成是個裁縫，他的妻子馬氏，長得貌美如花。裁縫鋪對門是個皮匠鋪，皮匠池源清為人輕佻好色，他垂涎馬氏的美色，他曾經想勾搭她，卻遭她嚴詞痛罵。
安其昌有一次到皮匠鋪買鞋，正好看到馬氏倚門張望，只見她身姿窈窕、顧盼生情，安其昌一見之下就被勾了魂，盯着馬氏看得目不轉睛。他詢問了池源清，知道馬氏是裁縫梁華成之妻。
梁華成因多時不見安其昌，又聽説他病了，就上門去探望，問道：“聽説貴體欠安，可好一點了嗎？”安其昌説：“我正巴不得你來。如果你可憐我，還能救我一命，不然我與你就只能生離死別啦！”梁華成驚訝地説：“我不會醫，怎麼能救你？只要能救，無不從命。”安其昌道：“你只要肯救，自然能醫得好。”梁華成説：“你是我的老主顧，一直照顧我的生意，哪有見死不救之理。”安其昌説：“那好，我先奉上白銀五兩，待病痊後，再得重謝。”梁華成説：“你先要説你到底得的是什麼病，我能不能醫，要不怎麼能先受銀子呢。”安其昌説：“你必須先受銀子，保證無悔，我才能説病症。”梁華成遲疑未定，只得收了銀子説：“我真的願意幫你醫治，你先説説你的病症。”安其昌曰：“我不是別的病，只是思慕你妻子的美貌，如今相思成病，除非能和她同宿一宵，則心願可遂，虛火可降，然後服藥方可救得殘生。萬望你能行個方便，終身感激。”梁華成聽後心中的感受難以言狀，他思量半晌答道：“就算我同意，也不知道妻子肯不肯。”安其昌説：“丈夫答應了，妻子必然屈從，就託你先把這個意思告訴她吧。”
梁華成回家後，故作懊惱之狀。馬氏問：“你有什麼煩惱事？”梁華成賠着笑説：“有一事開不了口。”馬氏説：“你有事不和我説又去和誰説？”梁華成説：“今日去探視安官人的病，他説是因為愛你美貌，才得的相思病。如能同宿一宵，也許可救他的命，已送了五兩銀子在此。我念他是主顧，又是孤身客商，覺得可憐，當時就答應了，不知你意下何如？”馬氏説：“安官人是個寬厚好人，平日拿了他多少鞋面。如今死生攸關，如救得他命，亦是積了陰德。況且他拿銀子公開提要求，又不是暗地裏行狂悖之事，你既然允諾了，我當然聽你的。”
梁華成馬上就告訴了安其昌，讓他就在當夜去他家幽會。安其昌聞訊，欣喜若狂，只等天晚。不料接到書信的安其昌父親安潤那天晚上正好到了，安其昌無法脱身，不能赴約。
那天夜裏，梁華成去了青樓，馬氏獨自等安其昌來幽會。到二更時還不見人，就倚門張望。對門池皮匠正在磨刀，就過來調戲道：“夜深人靜，娘子在此等甚情人？”馬氏曰：“我等我家官人，你休胡説！”説罷轉身進屋。池皮匠追進去説：“你官人我見他在妓院，不會回來了。還望娘子與我好一回，感德難忘。”馬氏罵道：“奴才安得無禮！明日報我丈夫，與你定奪。”皮匠之前多次示愛都被拒絕，今日求歡不成還遭痛罵，惱羞成怒，就起了殺心，他一刀刺死了馬氏，還割下人頭提出去掛在嶽充的肉鈎上。次日，嶽充早起宰豬，見鈎上掛一人頭，吃了一驚，他因心中有鬼，不敢聲張，就偷偷把人頭扔進後院枯井。
梁華成憤然離去，請人擬了狀子去報官，“狀告為挾仇殺命事：淫豪安其昌，風流嫖蕩，窺伺成妻姿色蓋世，無計成奸，積思成病。昌父安潤翻致怨恨，七月十三夜，潛刀入室，殺死成妻，割去一首，匿無尋蹤。乞究成妻人頭，懲奸償命。哭告。”
安潤也為安其昌寫了狀子報官，“狀訴為移殃事：其昌孤客，病染相思，用銀五兩，明買華成通姦。伊妻約以夜會，尚未成奸。適昌父遠到，勢難赴約。即夜成妻被誰妒殺，竊去一首，移禍昌父。子私買奸，豈達父知，性縱蠢暴，敢輕殺人。彼系土娼，必爭風致殺，昌父何與，乞詳情洞豁。叩訴。
官府接了雙方訴狀後，見是人命大案，便把梁安二人全部拘押。而安其昌因馬氏死了，絕了思念，病竟然痊癒了。
保寧府的柳知府生升堂提審兩人，梁華成説：“我妻非暗娼，外面從來無人，鄰里都知道。安其昌貪思成病，用銀五兩求買奸宿，不是他殺的還能是誰？”安其昌辯解道：“我如果因恨而殺她，當在求歡未遂之前。現在你們已經答應了，又何故殺人？必是被別人所殺。”柳知府説：“婦人外面有人才會爭風致殺，此婦素來清潔，是你花錢買奸宿，怎能推諉他人所殺？快把頭顱交出來!”安其昌道：“他人殺人，我怎麼知頭在哪兒？”柳知府見他不認罪，就對他動了大刑，但安其昌打死不認，知府只得把此案作為疑案擱置，等以後再審。
但曾御史不允許，他説：“人命重案，豈容私了？我親自到你家查問!”於是即刻押着安其昌趕到梁家，找來幾個鄰居訊問：“此婦曾有姦夫否？”眾人都説：“沒有。”曾御史發怒道：“婦人平素如無姦夫，必是安其昌所殺，肯定要問他死罪!”又下令將他當場責打三十棍。
曾御史回衙後，吩咐皂隸丘榮：“我將安其昌定成死罪一事，你可到他家那條街上探訪，看誰説他冤枉的，馬上抓來。”丘榮得命即去。見到街上人就説：“殺此婦的真兇不明，頭又不知哪裏去了，要説不是安其昌，可那夜只有他去了，真是太奇怪了。”有一個皮店徒弟問池源清：“不知安其昌殺婦人是不是真被冤枉了？”池源清嘆曰：“天下那有真事，此人是枉屈的啊。”丘榮聞聽後，就把他抓去見曾御史。
曾御史命押着嶽充和仵作一起去取，仵作下井取得一副頭骨，又取出一副全體骸骨，送到衙門。曾察院問嶽充：“此是誰人骸骨？你是何年月所殺？”嶽充見事已發，知道已無法掩蓋，便從實招了。在一旁的安潤聽了大驚道：“史符是我鄰居，向我借錢買豬做生意，後來不知死在哪裏了。今天竟然因昭雪一樁冤案也使另一個冤案真相大白，真是天意啊！”
案情已明，曾御史當堂宣判：“嶽充謀財害命，拋屍枯井，罪在不赦，依律處斬；池源清對婦女圖謀不軌，因求歡不成，惱羞殺人，按律處斬；安其昌雖然花錢買奸，但因為得病的原因與此有關，所以情有可原；梁華成不應該隱忍人家的無理要求，收錢賣姦，導致妻子慘死，應該受懲罰，處以杖責。”
從這個案件，也可以一窺明代的社會生活情況，雖然明代文化高度發達，擁有領先世界的文官制度，國家行政管理體系也很完善，但的那時的社會遠不如現在安全。一個商人趕着一羣牲畜去交易，失蹤後竟然無人知曉，也沒有人過問此事，即使借給他錢的安潤，無端蒙受了一筆損失，也只有個“不知死在哪裏”的疑問，並未去報官，可見這種事在當時很常見，已經不能引起特別關注了。在這種背景下，長途販運有很大的安全風險，而安潤對史符的失蹤沒有特別吃驚，可見他放貸時就已經有將其列入壞賬的準備了。
明朝的法典雖然已經很完善，但執法並不科學，具有很大的隨意性和主觀性。柳知府僅憑馬氏沒有情夫，而安其昌又花錢買奸就認定他是兇手，既無證據也不合邏輯，簡直是“葫蘆僧判斷糊塗案”。此案讓我們吃驚的是，當時的兇殺大案在沒有抓到兇手前，居然可以通過撤訴私了，要不是曾御史不允，此案就不了了之了。
再看曾御史，他顯然是個認真負責的官員，拒絕了將此人命案私了，而且足智多謀，做出了正確判斷，巧設陷阱抓到了真兇，還破了本來無人知曉的陳年舊案，令兇犯伏法，聲張了正義，還了被害者一個公道，可謂善莫大焉。然而他辦案的過程看似並不合理嚴謹，僅憑誰説安其昌是冤枉的就認定他知道內情，抓來嚴刑拷打，逼他説出真相，這在如今看來是很荒唐的。因為每個人對這件事都會有自己的判斷，有人認為安其昌是冤枉的並不奇怪，曾御史這個判斷在邏輯上既不充分也不必要，如果抓錯，完全可能製造冤案。可是曾御史準確抓住了真兇，而且結論並不武斷，因為他斷案除了依靠證據和邏輯外，還有他對人性的深刻洞悉，而只有對人情世故有着透徹體察和感悟、擁有豐富社會閲歷的人，才能形成這種城府和洞察力，這種素養，對缺少科學技偵手段的古代辦案者來説尤其重要，柳知府就是缺了這種關鍵素養，才無法破解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