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一提起周恩來的名字和風範，人們都會肅然起敬、心嚮往之。在他的身上，集中體現了中華民族千百年來的傳統美德和共產黨人的優秀品格。他既是革命家的典範，也是普通人的典範。他一生大公無私，清正廉潔，光明磊落，謙虛謹慎，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在他的晚年，他承受了常人難以想象的壓力，照顧大局，相忍為黨，所有這些，都在他的“最後一次”或“最後一個”中有所體現。他最後的請求和唯一的願望，只是悄悄地、不留痕跡地把自己的骨灰，撒播在祖國的江河大地上。人生自古誰無死，活在人心便永生。他的豐功偉績和高風亮節，必將世世代代銘刻在中國人民的心中！
一、最後一次陪外賓到外地參觀
1973年，加拿大成了北美洲第一個與中國建交的國家。不久，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向加拿大總理皮埃爾·埃利奧特·特魯多發出了訪華的邀請。1973年10月10日，特魯多和夫人乘專機抵達北京。周恩來帶病到機場迎接，還陪同特魯多檢閲了中國人民解放軍陸海空三軍儀仗隊。
10月11日晚上，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盛大宴會歡迎特魯多總理一行。11月13日晚上，特魯多舉行盛大的宴會，答謝中國總理等中國領導。兩國總理都在歡迎和答謝宴會上發表熱情洋溢的講話，雙方還都提到了反法西斯戰爭期間，加拿大的著名醫師白求恩大夫對中國人民的支援並由此結下的中加兩國人民的友誼。
在特魯多總理的答謝宴會結束後，周恩來陪同特魯多乘專列夜車前往洛陽。這是周恩來最後一次陪貴賓離開首都北京到外地參觀訪問。
10月14日下午，周恩來陪同特魯多總理和夫人蔘觀了位於洛陽市城南12公里的龍門石窟。特魯多總理饒有興趣地參觀了賓陽三洞、潛溪寺、萬佛洞、古陽洞和奉先祠等主要洞窟。在參觀過程中，周恩來見到當地服務部有《龍門二十品》拓本碑帖出售，連忙拿起一本，愛不釋手地翻看起來。
龍門石窟是自北魏到北宋數百年間相繼開鑿、留有造像題記和碑碣3000多款的地方，後人將北魏時代最具代表性的題記《始平公造像記》、《孫鐵生造像記》、《楊大眼造像記》和《魏靈藏造像記》等二十款拓下來，裝裱成冊，題名為《龍門二十品》，印成書卷。這“二十品”在我國書法藝術上都是“魏碑”的代表作品，極為珍貴難得。
周恩來幼時遵周家祖訓，五歲入家塾館唸書，習顏體，有着紮實的書法功底。11歲時他到姨表舅龔蔭蓀家寄讀，龔家塾館的周先生見他的顏體字寫得很漂亮，又讓他加練魏碑，以增強他筆鋒上的剛陽之氣，終於形成周恩來後來那顏體加魏碑的書法風格。因此，他一直對魏碑書法作品情有獨鍾。可他一問售貨員，《龍門二十品》的每套售價是500元。周恩來十分遺憾地嘆了口氣，戀戀不捨地把手中的《龍門二十品》放回了原處。
◆周恩來陪同加拿大總理特魯多（右四）參觀龍門石窟。
隨同周恩來參觀的洛陽市一位領導同志見總理那麼喜歡《龍門二十品》字帖，就不假思索地説：“總理，我們送一套給您吧！”周恩來一聽兩道濃眉一豎，嚴肅地説：“你這個同志怎麼能這樣説話呢？國家財產是能隨便送人的嗎？”那位同志聽了周恩來的批評，連忙點頭認錯。
過了一會兒，周恩來隨參觀人羣又來到了石窟南邊的古陽洞。他又看到貨攤上有《龍門二十品》碑帖出售，便小聲問隨行的貼身衞士高振普：“你身上帶了多少錢？”高振普見總理想買自己心愛的書，卻沒能給他帶來足夠的錢，不無歉意地説：“帶了不到300元。”這時周恩來的一位隨行人員説：“總理，是不是可以讓他們先給您一套，等我們回到北京後，再如數把錢寄給他們。”周恩來忙説，“不行，不行，那他們就更不會要錢了。”
直到參觀結束，周恩來也沒能買到他十分心愛的《龍門二十品》字帖。從周恩來對這件事的處理上我們可以看出周恩來無論在任何時候都把自己當作一名普通公民，想買什麼東西，也是量力而行，絕不隨便佔他人或公家的一點便宜。
二、最後一次對故鄉淮安的指示
周恩來一貫律己甚嚴。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初，他就一再對淮安縣委領導人提出不要保留他的舊居，要平掉他家的祖墳、墳地交給所在地農民耕種的指示。直到1961年7、8月間，周爾輝、孫桂雲到北京舉辦婚禮，周恩來在和侄兒、侄媳談家常時，聽孫桂雲在無意中説，儘管縣委把我們家老房子作為縣委常委學習室，不讓人去參觀，可還是不斷有人要進去看看，以至影響到他們的平靜生活。
周恩來對孫桂雲説的這個情況很重視，就對爾輝和桂雲説：“還是拆掉好，拆掉了可以蓋工廠、蓋學校嘛！”孫桂雲告訴他，拆房子要地方政府批准，他們拆不了。無奈的周恩來只好再一次叮囑説：“你們對任何人都不要説出我住過的房子，還要告訴鄰居，請他們也不要説。”
然而，人們出於對周恩來的崇敬和愛戴，總是不斷有人前來。無奈之下，孫桂雲只好請一位木工專門製作了一塊木牌子，用黃漆漆上底色後，上邊用紅漆寫上“私人住宅，謝絕參觀”八個字。為此，周恩來還當面批評孫桂雲説：“你怎麼能這樣做呢？那不是明顯告訴人家，那是我住過的地方嗎？”
“文革”爆發後，周恩來為國為民，日夜操勞，丹心一片，在全國人民心目中留下了深刻難忘的印象。不僅前往駙馬巷周恩來故居參觀的人越來越多，有人還向淮安縣委寫信要求縣委應該將住於故居內的居民遷出去，把房屋整修一下，然後開放讓人蔘觀。有人甚至把信直接寄到國務院。
日理萬機的周恩來得悉這一情況後，十分不安。於是，他決定採取行政手段，讓國務院有關同志給淮安縣委打電話，詢問有關情況並傳達他的指示。
這樣，國務院辦公室主任吳慶彤給淮安縣委打電話，傳達周恩來對處理淮安舊居的三點意見。
一、不要讓人去參觀；
二、不準動員住在裏面的居民搬家；
三、房子壞了不準維修。
吳慶彤同志告訴筆者：這個電話是1973年11月17日晚9時打的，通過電話總機接線員要通了淮安縣委辦公室的電話後，我就要縣委書記來聽電話，以傳達周總理的重要指示。吳慶彤説，我記得當時淮安縣委書記叫江維邦，他的蘇北話（江維邦同志系蘇北沐陽縣人）很難懂，加之那時長途電話聲音很低，花了半個多鐘頭才將周總理的三條指示傳達清楚。
◆1957年4月19日周恩來致淮安縣人民委員會的信。
在此前的11月13日，吳慶彤也曾遵周恩來所囑打電話給淮安縣委，瞭解縣委是否有重修故居，要居民搬家等情況。在傳達周恩來關於處理故居的三條意見後，縣委於第二天召開常委會，經研究後，根據周恩來的三條指示作出了三項決定：
一、不動員住在裏面的居民搬家；
二、不維修房屋；
三、縣委在幹部會上動員大家不組織、不帶領人去參觀。
11月18日晚上，江維邦用電話向國務院辦公室作了彙報。
11月30日晚，吳慶彤再一次打電話給淮安縣委，告知：“周總理對縣委的三條決定表示滿意，以後要派人檢查。”
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曾無數次要求淮安縣委處理掉他的舊居，平掉他家祖墳，不要優待他在淮安的親屬。他的這些要求都是通過書信、親屬口信、當面交待以及電話表達的。1973年11月吳慶彤為他打的這個電話只離他去世兩年多一點，是他最後一次對故鄉淮安的指示。
三、最後一次乘飛機
周恩來第一次乘飛機是1936年12月17日。當時為解決“西安事變”善後問題，從膚施（今延安）乘上張學良派來的飛機飛赴西安。此後，他一生中乘飛機的次數就無法計算了。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後，他要經常出訪和處理國內外大事，他都是乘飛機，因為飛機速度快，可以節約時間。然而，周恩來最後一次乘飛機卻顯得有點悲壯，讓人知道情況後感嘆不已。
那是1974年12月23日，當時，四屆人大即將召開，中國政壇上波譎雲詭：“四人幫”加緊奪權，周恩來病重，一大批開國元勳被整死的整死，打倒的打倒，靠邊的靠邊。毛澤東因“九·一三”林彪事件的打擊，身體完全垮了，深居簡出……新一屆國家領導人怎麼安排成了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關心的一件大事。
那是“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時期，毛澤東一言九鼎，但他當時住在湖南長沙，開國元勳中，除了與毛澤東共事五十多年的周恩來，其他人已無法和他説上話。此時的周恩來病體沉痾，已經不能遠行。但他從我們黨和國家的最高利益出發，悲愴的喊出：“黨要我活幾天，我就活幾天！”
據周恩來的保健醫生張佐良大夫回憶：1974年11月下旬，葉劍英元帥用保密電話瞭解周總理的病情後，以十分嚴肅的口氣問道：“張大夫，總理能不能外出幾天？”
我聽了葉帥這突如其來的話，一時有點發愣，不知道怎樣回答才好。心想，總理剛做過膀胱癌電灼術後沒幾天，仍在尿血，身體還虛弱得很，正在康復之中。若能再過一段時間，病情穩定一些再外出，我們的把握就大多了。
張大夫還回憶説，葉帥還再三交代，要嚴守機密，千方百計護理好總理，絕對不能出意外事情，要安全返回北京。
12月23日，周恩來由警衞科長、保健醫師、警衞員、保健護士等身邊人員陪同，並請了協和醫院心臟內科專家方圻教授、泌尿外科主任吳德誠教授等人，再帶上氧氣瓶等急救用品一同上飛機，由西郊機場飛赴長沙。
據周恩來專機乘務員汪雲回憶：
總理跟我過去見到的完全不一樣了，他明顯消瘦，穿了一件灰呢子大衣，戴一頂藍呢子帽，還圍着圍巾，戴着口罩。以前我送總理上飛機，他在舷梯上一步一步走得很有勁。這次登機時，總理走得很慢，很費勁，而且還有點晃。總理臉上、手上有很多老年斑，端杯子時手還微微發抖。看到這種情況，我的心一下子就提起來了。
透過張佐良和汪雲的回憶，我們見到了當時國家政局的嚴峻、周恩來病情的沉重。但是，正是因為有了周恩來的長沙之行，毛澤東不僅獲悉了江青有組閣的野心，而且還知道了江青、張春橋有嚴重的政治歷史問題，並以他的睿智選出了擔任國家重要職務的正確人選，最後發出了“總理還是總理”、“國務院工作由小平同志去頂”、“全國人大委員長朱德、董必武之後要安排宋慶齡”等“最高指示”。
説周恩來最後一次乘飛機的長沙之行又一次挽救了我們國家的政治危機完全不為過分。
四、最後一次到機場迎接貴賓
1974年5月6日，西部非洲的塞內加爾共和國總統桑戈爾訪華，周恩來到機場迎接桑戈爾一行。
塞內加爾是非洲同新中國建交比較早的國家之一，飽受殖民之苦的民族，在桑戈爾總統的領導下，頂着美蘇兩方的壓力，堅持與中國友好。而中國採取的尊重非洲弱小民族、支持弱小國家發展民族經濟的做法在非洲深得人心。
◆周恩來到機場迎接桑戈爾一行。
1963年底到1964年初，周恩來在陳毅副總理陪同下出訪亞、非、歐14國。為了進一步擴大中國在亞、非、拉的影響，周恩來冒着危險訪問發生政變後不久的加納，並在1964年1月15日在加納答記者問時，向國際社會宣佈了中國對外經濟援助的八項原則，告訴世人中國對外援助是相互的，不附帶任何條件，儘量減少受援國的負擔，好讓受援國走上自力更生、獨立發展的道路等。這八項對外援助的原則，是周恩來在訪問途中，一邊與受訪國家會談，一邊總結而歸納出來的。這種援助處處為受援國考慮，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對世界各國影響很深，尤其是非洲新獨立的國家，他們不僅看到了希望，也充分認識到中國才是他們真正的朋友。因此，當1971年聯合國第25屆大會關於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並把台灣的蔣介石集團從聯合國的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的提案表決時，塞內加爾等許多非洲國家都投票支持我國。提案通過後，在北京的毛澤東對他的護士長吳旭君説：“小吳呀，這是非洲的黑人兄弟們把我們抬進聯合國的呀！”
非洲各國為什麼要把我們中國“抬”進聯合國呢？因為周恩來處處尊重非洲弱小民族和弱小國家，幫助他們解決困難，支持他們的一切正義鬥爭。連塞內加爾這樣的小國總統來訪，已經重病纏身的周恩來也要堅持到機場迎接。只是，這是周恩來最後一次到機場迎接來訪貴賓。他實在病得不能堅持了，後來才改到人民大會堂迎候。
五、最後一次與外國政府首腦正式會談
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作為總理兼外交部長，是我國外交工作的開拓者。陳毅調任外長後周恩來也仍然分管外交工作。因此，他不僅經常出訪和參加國際會議，而且凡是到我國訪問的外國元首或政府首腦，他都是參與接待並與之會談。
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台灣蔣介石集團還竊據着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席位。這樣，凡是要與我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都得經過談判，首先要互相承認，再就是對方必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因此，世界上只有少數國家是通過兩國互換照會建交的，其餘100多個國家都是通過雙方談判才與我國建交的。其中，1974年5月，馬來西亞總理拉扎克的到訪，是周恩來最後一次與到我國訪問的外國政府首腦的正式會談。
自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後，世界上許多國家紛紛與中國建交。馬來西亞是亞洲國家，是我們國家的近鄰，國內華人有好幾百萬。在當時國際大環境下，拉扎克通過外交渠道向中國政府轉達了他希望訪華、與中國建交的意向，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向拉扎克發出了邀請。
1974年5月28日到6月2日，拉扎克實現了對中國的訪問。28日晚，歡迎馬來西亞總理拉扎克的宴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主持宴會的周恩來和拉扎克都在宴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
◆周恩來為馬來西亞總理拉扎克（前左）舉行宴會後步出宴會廳。
周恩來説：“實現中馬關係正常化，是符合中馬兩國人民利益的。拉扎克總理這次來我國訪問，兩國政府將正式宣佈建交，從而揭開了中馬關係史上新的一頁。中國政府和人民對此表示熱烈的歡迎！”
拉扎克説：“我這次到北京訪問，其目的是要恢復和加強我們兩國悠久的關係。這次訪問，將實現兩國外交關係的正常化。”拉扎克還説，“我們馬來西亞熱誠地歡迎我們之間的關係發展。我深信，我們兩國對促進相互的諒解會作出重要的貢獻。我也是本着這種精神展望更加幸福和更加光明的未來。”
在拉扎克訪問中國期間，周恩來帶着病體，與他進行了多次、全方位的會談。當時，周恩來重病纏身，身體極度虛弱。他在醫護人員隨時準備搶救的情況下，以頑強的毅力，堅持按原計劃同拉扎克就中馬建交問題舉行會談並最終達成中馬建交協議，實現了兩國關係的正常化。
這一次與馬來西亞總理拉扎克的會談，是周恩來光輝的外交生涯中，最後一次與外國政府首腦舉行的正式會談。第二天，周恩來就住進了北海之濱的解放軍305醫院，直至他的生命走到盡頭。
六、最後一次主持國慶招待會
1974年6月1日周恩來住進解放軍305醫院之後，由於當時對他的病情保密，社會上既無人知道他得了什麼病，也就更不知道他的治療、康復等情況。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都關心周恩來的健康，我們黨和國家需要他，全國人民不能沒有他。而羣眾的關心、關注只能從報紙上或廣播報道里得知。比如周恩來在醫院會見某位外賓。至於周恩來在醫院裏仍在堅持籤批文件、會見國內有關人士、找人談話等等社會上卻是不知道的。因此，如果有個把星期沒有從報紙上看到或廣播裏聽到周總理的消息，人們的心就會揪起來。這可以説是當時全國許多人的心情。
周恩來自己心裏也很明白，他的身體狀況攸關着全國政治大局。
從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起，此後每一年的9月30日晚上，周恩來都要舉行國慶招待會，招待國內有關人士和在京的國際朋友、外交使節等等。他住院後的第一個國慶節快到了，從1974年9月28日起，周恩來就開始審閲出席國慶二十五週年招待會的人員名單。當時是處在“文革”的非常時期，有許多老幹部被打倒的打倒，靠邊的靠邊，或者是正在被羣眾批鬥着、專政着。周恩來就利用這樣的機會盡可能地讓他們在國慶招待會上出現，因為這名單一見報，人就算“解放”了。事先周恩來就指示相關人員要考慮周到，儘可能多擬一些人員，所以，僅我們國內當時出席第二十五屆國慶招待會的名單就有兩千多人。
◆周恩來在1974年9月30日國慶招待會上致詞。
周恩來在審閲名單時，當天提出增加原文化部副部長齊燕銘，第二天又提出增加原國民黨將領的“四位夫人”。即衞立煌將軍的夫人韓權華、程潛將軍的夫人郭翼青、張治中將軍的夫人洪希厚和傅作義將軍的夫人劉芸生，又特別交待增加愛國將領張學良的弟弟張學銘。重病之中的周恩來考慮之細令人感嘆、令人敬佩。
9月30日那天，又正好是中國傳統的中秋佳節。那天晚上，北京人民大會堂內燈火輝煌，出席招待會的有國內外四千五百多位賓客。在場的所有人、甚至包括人民大會堂的工作人員、警衞人員都無一例外地有着焦急的心情：周總理能不能來參加呢？按照周恩來當時的身體狀況，醫生護士都勸他不要去，留在病房好好休息，周恩來卻堅持要去。他説：“如果我不去，羣眾會失望的。”
據那次參加招待會的著名電影表演藝術家陶玉玲回憶：
1974年我參加那次國慶招待會時才30多歲。當週總理邁着矯健有力的步伐，走進宴會大廳時，全場沸騰了！中外來賓同聲歡呼，都想仔細看看周總理。有的人竟不顧體面爬到椅子上，還有的人情不自禁地小聲呼喊：“總理病好了，總理病好了！”我和大家一樣，壓在心頭的一塊石頭終於落了地，禁不住熱淚盈眶，拼命地拍手，連手掌都拍麻了。
周恩來出面主持國慶招待會，確實使全國人民感到振奮，國際媒體也爭相報道和發表評論：“在這個值得慶賀的中國最大節日，人們對總理所寄予的信任和期望是何等的巨大啊！”
然而，周恩來是位十分睿智和聰明的人，他深知自己的病情，也深知這可能是他最後一次主持國慶招待會。所以招待會結束退場時，他就熱情地由宴會廳來到北京廳。當時，人們見他已經很疲乏，醫護人員就勸他回去。周恩來也好像聽從了醫務人員的勸説。但當他跨出北京廳時，卻又返回來與時在北京廳的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高富有副局長緊緊握手，然後搖啊搖，表示他深深的謝意和無限的眷戀。這時，他又從北京廳來到東大廳，他想再看看這裏。人們見總理來了，紛紛圍攏過來，向總理問好。周恩來就一一與服務員們握手、告別。當他發現一個經常為他服務的服務員小靳不在現場時，還特意問：“小靳呢？她怎麼沒在，好久沒見到她了。”
大會堂的同志趕緊用內線電話通知小靳過來。不一會兒，小靳挺着大肚子來了，周恩來高興地握着她的手説：“要做媽媽了，要注意身體呀！”小靳一邊抓着總理的手，一邊望着周恩來臉上的老人斑和消瘦的面龐，內心湧起莫名的難過，禁不住抽泣起來，周恩來忙安慰説，“不要哭，不要哭，哭對胎兒發育是不好的。”周恩來這麼一説，引得在場的人個個淚流滿面。
在醫護人員一再悄聲提醒下，周恩來這才依依不捨地離開人民大會堂，登車而去。
本文為大魚號作者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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