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即將崩潰之時，各加盟國由於自身情況不同，對獨立建國的態度也互不相同。其中，位於蘇聯西北部的波羅的海三國，對自立有着強烈的意願。80年代末，受戈爾巴喬夫“新思維”改革的影響，波羅的海地區出現了離心主義傾向。1989年8月23日，波羅的海三國民眾聯合進行大規模示威活動，200多萬人手牽手，橫跨三國領土，連成長度超過600公里的“波羅的海之路”，以此表現出脱離蘇聯的決心。
隨着蘇東集團崩潰趨勢的加大，波羅的海三國脱離蘇聯的傾向，更加明顯。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率先宣佈脱離蘇聯。而戈爾巴喬夫疲於應付國內此起彼伏的事端，也難以對此進行有效干預。立陶宛付諸行動後，拉脱維亞和愛沙尼亞兩國也急於表明立場。《新聯盟條約》的出台，意味着蘇聯將逐步變成“鬆散的邦聯”。八一九事件後，蘇聯解體的進程則驟然加快。藉助蘇聯體系瓦解的有利時機，愛沙尼亞於1991年8月20日獨立。拉脱維亞於1991年8月22日獨立。
波羅的海三國面積狹小，人口稀少，但脱離蘇聯的意願，卻是諸加盟國中最強烈的。而在蘇聯解體後，波羅的海三國一方面大規模拆除境內的蘇聯遺蹟，抹去蘇聯的痕跡；另一方面則拒絕加入獨聯體，甘當北約陣營的“馬前卒”，表示“時刻與西方陣營保持一致”。同蘇聯的敵意發展到如此程度，可見雙方矛盾之尖鋭。那麼，波羅的海為何急於脱離蘇聯，積極站在原蘇聯老大哥的對立面呢？其實，這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歷史上積怨已久。自中古時代起，波羅的地區為各方強權所覬覦，其中就包括沙皇俄國。早在16世紀中葉，沙俄就將擴張的矛頭指向了波羅的海。雷帝伊凡曾説：“波羅的海的海水，值得用金子衡量”。為了爭奪這一戰略要地，沙俄層先後進行過利沃尼亞戰爭、俄波戰爭、大北方戰爭等慘烈戰爭，將國境線向西拓展，同時也蠶食了立陶宛的大片國土。18世紀以後，波羅的海地區逐漸為沙俄吞併。俄羅斯信奉東正教，而波羅的海三國則流行天主教與新教。宗教與民族間的差異，鋭化了兩者之間的矛盾。
第二，意識形態衝突。1917年十月革命後，蘇聯取代了沙俄和臨時政府。與此同時，以立陶宛為代表的波羅的海三國，也藉機實現獨立。不過，獨立後的波羅的海三國，都是資產階級地主政權。它們積極鎮壓國內的蘇維埃組織，同蘇聯產生了意識形態上的矛盾。蘇聯構建“東方戰線”後，波羅的海三國雖然國土被蘇聯控制，但其整體的意識形態卻仍同蘇維埃敵對。即便斯大林對當地右翼團體進行清算，卻也未能壓制當地的分離傾向。直到戈爾巴喬夫推行“新思維”改革後，當地的分離勢力披上“公開性、民主化”的外衣，重新抬頭。
第三，加入蘇聯時間較晚，對蘇聯的認同感較低。30年代末期，隨着德國實力的膨脹，蘇聯越來越將自己西北邊境安全，同波羅的海三國聯繫到一起。1939年，蘇聯和德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達成暫時妥協。1940年，蘇聯着手實施“東方戰線”的構建計劃，分步驟控制了波羅的海三國。總體來説，與其他加盟國相比，波羅的海三國加入蘇聯的時間較晚，同時也很難説是當地多數人的主觀意願。故而在此後的歷史中，波羅的海三國的分離傾向長期存在。即便蘇聯最鼎盛繁榮時，這種傾向也沒被消除，只是被暫時掩蓋了。
第四，自身經濟基礎較好，對蘇聯的依賴程度低。從某種意義上講，經濟基礎的穩固程度，決定上層建築的決策施政。蘇聯解體時，最不願意離開蘇聯的當屬中亞五國。因為中亞五國經濟相對落後，比較需要蘇聯中央的財政補貼。而波羅的海三國卻沒有這一顧慮。得益於區位優勢，波羅的海三國雖然地窄人少，經濟卻比較發達。而在蘇聯時期，蘇聯中央也經常從波羅的海三國抽取預算，來補貼那些相對落後的加盟國和自治共和國。由於對蘇聯的經濟依賴程度相對較低，波羅的海三國自然也不太在乎，是否身處蘇聯體制內。
總體來説，世界舞台上，沒有永恆的朋友，沒有永恆的敵人，只有永恆的利益。從某種意義上講，蘇聯就是多個加盟國匯聚成的利益共同體。而作為蘇聯組成部分的波羅的海三國，本就和聯盟中央存在舊矛盾，自然的依賴性又相對較弱。因此，當蘇聯趨於解體、利益共同體趨於消失時，這三國自然急於謀求自立。
參考資料：《蘇聯軍隊的瓦解》、《蘇聯興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