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學生:“遠程留學”何時結束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校園裏的雕塑。圖片來源 視覺中國
編譯 賈曉靜
“我在飛往美國的航班起飛12小時前收到了郵件。”24歲的李松濤(音)對美國《普林斯頓人日報》回憶起他得知大學第一學期的課程全部改為“在線授課”時的經歷。當時,他已經訂好了美國酒店,做好了抵達美國後接受隔離的心理準備。如今,作為一名全日制國際學生,李松濤在北京繼續“遠程留學”。北京距離普林斯頓大學12000公里,比美國東部時間早13個小時。
李松濤並不是唯一一個被新冠肺炎疫情擋在美國境外的國際學生。據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發言人邁克爾·霍奇基介紹,該校目前仍有335名國際學生在境外遠程學習。對這些國際學生來説,遠程授課意味着什麼,他們如何面對困難?《普林斯頓人日報》採訪了該校幾名仍在境外的國際學生。
他們努力適應“普林斯頓時間”
對大多數身處美國之外的學生來説,在夜深人靜時上課幾乎是無法避免的。23歲的裴愛麗(音)住在韓國首爾,秋季學期開學以來,她一直過着晝夜顛倒的生活。她告訴《普林斯頓人日報》,儘管教授們努力為國際學生提供便利,但有些問題仍然無法解決。“我覺得(遠程上課)對我來説最大的挑戰是時間。”她説,“課程通常在深夜……我現在的作息時間非常糟糕,晚上熬夜聽講座,清晨還要上導修課。”
李松濤就讀於化學專業,遠程上課帶來的困擾相對小一些。由於所在班級人數多,公共課程的時間更靈活,他大多數時候可以通過STEM(科技融合課程)上課,適應起來相對容易。他身邊一些讀文科的朋友們沒有這麼幸運,遇到的麻煩也更多。“比如説,學生必須參加導修課,但(時差問題讓)他們非常頭疼。”他説。
23歲的瑪麗亞·埃琳娜·齊戈塔來自希臘的塞薩洛尼基,她發現大多數國際學生不得不通過網絡參與社交,但離開校園後,社交活動變得“非常困難”。“學生俱樂部籌辦的活動很有親和力,但人們有時會因為厭倦了ZOOM會議而放棄,特別是在時間不那麼方便的時候。”她説。
李松濤、裴愛麗、齊戈塔在各自所在的時區努力適應學校的課程安排。肯尼亞學生泰温·辛涅伊選擇徹底改變作息,在內羅畢用“普林斯頓時間”生活。“我每天下午1點起牀,早上6點睡覺。”辛涅伊説,“我本來就是個夜貓子,但為了消除時差影響,我把自己的生物鐘調整了7小時,可以説,現在的我按照‘普林斯頓時間’作息。”
在陌生的地方創造最好的學習環境
受益於普林斯頓大學的海外住宿項目,辛涅伊“晝夜顛倒”的策略得以實現。對他來説,在家上課意味着太多的麻煩,除了要解決網絡和電力供應問題,還要避免影響家人的日常生活。“我不想(因為特殊的作息)給家人增加負擔。”他説。
在內羅畢擁有一套公寓並不能解決遠程學習的所有困難。當雷雨或停電導致斷網時,辛涅伊什麼也做不了。“有一次因為停電,我提交數學考卷時晚了三分鐘。教授對此並不理解,我覺得這很不公平……有些事我真的無法掌控。”他説。
與此同時,辛涅伊麪臨着來自周圍其他人的誤解。他告訴《普林斯頓人日報》,親朋好友得知他在內羅畢學習後,懷疑他是不是真的被普林斯頓大學錄取了。“我家在肯尼亞農村,老家的人聽説我一直呆在內羅畢後,很多人在打聽我是不是真的考上了一所美國大學。”他説。
齊戈塔也選擇離開家人,在外租房上課。她和其他4名來自不同國家的學生在巴塞羅那共同度過了一個學期,這讓她覺得不那麼孤單。“雖然不住校,但是和一羣朋友住在一起,讓我找到了歸屬感。”她説,“如果住在家裏,生活節奏會受到家人影響……現在,我們5個人住在一起,日程安排相似,彼此相互激勵。”
對齊戈塔和室友來説,期中考試周是壓力最大的時期,他們要在狹小的公共空間裏安排學習、進行不同的考試,如何安排公共空間的使用時間成了一門學問。“我們做了一張電子表格。空間的使用很難協調,但我們做到了。”
“我們都在猜測,但很難預料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對大多數國際學生來説,能否“重返校園”可能對學業和人生造成深遠的影響。11月7日,普林斯頓大學100多名大一新生聯合寫信給校長克里斯托弗·艾斯格魯伯和學校其他高層人士,敦促他們“竭盡所能”協助大一國際學生入校。
21歲的安妮·周來自加拿大多倫多。她認為,在美國以外的地方生活,意味着“學生畢業後很難獲得在美國的實習或工作機會”。
“兩年前的夏天,80名國際學生由於工作簽證續簽延遲而失去在美國實習的機會,我就是其中之一。”她説,“現在的問題是,你必須人在美國才能申請專業實習簽證(OPT)和課程實踐訓練簽證(CPT),遠程上課意味着你失去了這些機會。”
OPT是F-1學生簽證的延續,該簽證允許國際學生畢業後留在美國工作1到3年;CPT相當於暑期實習簽證。周擔心,如果她不能在明年春季前重返校園,畢業後就無法正常工作。“根據北美自由貿易協議,加拿大人和墨西哥人可以申請一種特殊的工作簽證,這是我的最後保障。但我的朋友們可能沒這麼幸運,他們別無選擇。”她説。
由於近期美國移民和工作簽證政策頻繁變化,很多國際學生感到未來的學習和生活“一團混亂”,包括周。“我們都在猜測,但很難預料接下來會發生什麼,特別是在政府換屆時期。”她告訴《普林斯頓人日報》。
一些國際學生在疫情期間留在美國,但不少人並非出於自願。23歲的伊安·賈克望來自肯尼亞基蘇木,目前住在普林斯頓校園裏。從大一開始,賈克望就沒有回過肯尼亞。“今年春天我沒能回家,因為疫情讓肯尼亞關閉了邊境。我真希望這個冬天能回去……但如果(美國)疫情失控,一切又將充滿變數。”
賈克望告訴《普林斯頓人日報》,他的一個朋友也面臨着簽證問題。“他的兩年學生簽證快到期了,但他不能回家(續簽),因為他們國家駐美國大使館關閉了。一旦回國,他可能就回不來了。”
辛涅伊慶幸自己能夠在肯尼亞繼續學業,這意味着他不必經歷美國疫情期間的各種“文化衝擊”,只需專注於學業。和辛涅伊一樣,家在北京的紀伯凡(音)因為能在家和親人相處一個學期而慶幸。
“國際學生的身份意味着我們大學四年都要遠離父母,獨自在海外生活。”他説,“疫情對我來説是一個特殊的契機,讓我和父母走得更近。在我離家求學之前,(多一段時間的相處)可能讓他們感覺好一點兒。”
對齊戈塔來説,雖然沒有在自己的國家生活,但能在“離家不遠的地方(歐洲)和媽媽、朋友視頻聊天”也算不錯。“畢竟我們之間的時差並不大。”她説。
來源:中國青年報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