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凡四世是俄國曆史上最富於戲劇性的人物。1565年1月，伊凡四世突然攜家人、衞隊離開皇宮，來到距莫斯科東北100多公里以外的亞歷山大羅夫村，並從那裏給都主教阿法那西寫信。伊凡四世在信中宣佈自己退位，同時指責大多數主教、波雅爾和政府官員的背叛行為，但説他不生莫斯科普通市民的氣。這是君主同國家機構的公開決裂。消息傳出，人心浮動，驚恐不安。許多波雅爾不喜歡伊凡可又害怕他，沒有敢利用沙皇宣佈退位後造成的混亂形勢。
伊凡四世對莫斯科城市下層的支持和政敵猶豫的判斷看來是對的，波雅爾還是願意與沙皇談判。談判的結果伊凡宣佈復位，並回到首都，不久便在全國實行特轄制。莫斯科國家的大部分領土被列入沙皇的特轄區，由沙皇直接管理，獨斷專行，其餘的地方（普通區）形式上由波雅爾杜馬和政廳管理。但這並不意味着沙皇限制了自己的權カ，由伊凡四世招募的特轄軍在普通區隨意發號施令，執行沙皇任何最無理和殘忍的指令。死刑開始在全國頻繁執行。第一批受難者是許多名門貴族的代表，包括伊凡四世自己的遠親、蘇茲達爾王公的後裔。在用一系列處決削弱波雅爾杜馬的同時，沙皇建立起特轄區的國家機關——特轄區杜馬。
沙皇的特轄軍則逐漸變成高於法律之上的騎士團，其成員除了伊凡四世外不服從任何人。特轄軍中許多人是非名門出身的小封地貴族，也有不少大貴族的代表和窮困的世襲領主，伊凡按對自己是否忠誠的原則來挑選幫手。11566年夏，為討論是繼續進行立沃尼亞戰爭還是訂立和約的問題，沙皇召開了第一次全俄縉紳會議。伊凡四世認為自己已經成功地嚇倒了所有心懷不滿的反對者，遂宣佈大放，並號召為對外戰爭獻計獻策。縉紳會議的一些參加者藉機聯名上書，要求廢止特轄制，以利於對外戰爭。
然而此舉不僅沒有使沙皇改變以前的決定，反而使他的鎮壓變本加厲。現在的蒙難者開始成為原莫斯科的波雅爾、服役貴族、政廳官員以及教會的代表。1566年，200名聯名上書的服役貴族被殺，這意味着不僅是波雅爾，而且連服役貴族也不得對沙皇的決定持異議。沙皇的殘酷鎮壓引起了教會上層的抗議，1566年5月都主教阿法納西憤而辭職。同年接任都主教的菲利普因為在鳥斯賓大教堂當眾指責伊凡，結果他先被解職流放，後被暗殺。1567年沙皇又根據所謂截獲“信件”，認為波雅爾杜馬領導人費多羅夫等人準備政變，導致150名波雅爾和300名僕從被殺。1569年沙皇的堂兄弟斯塔裏茨基王公也被處決，這對於伊凡四世並沒有任何好處，因為斯塔裏茨基不僅性格懦弱而且沒有治國才能。
同斯塔裏茨基王公一起被殺的還有其妻子和年方9歲的女兒。1569年12月特轄軍進軍並破壞了特維爾城，接着進軍諾夫哥羅德，罪名是諾夫哥羅德欲投降立陶宛。1570年1月特轄軍人城後對市民進行大規模的搶劫、屠殺和侮辱，甚至連教堂和修道院都不能倖免。教堂的錢物被沒收，一些神甫和修士也慘遭殺害。這樣的搶劫和屠殺在諾夫哥羅德持續了六個星期，每天有1000-1500人被殺害。沙皇越殺疑心越大，越殺背叛者越多。到70年代初連沙皇的親信、特轄軍創始人巴斯曼諾夫等人都牽扯進來，他們也都被殺死。沙皇在消滅了自己罪行的參與者後，不久就倉促放棄了特轄制思想，1572年特轄制被正式廢除。
儘管恢復了傳統的統治方式，但沙皇對那些招他不滿的世俗和教會人物的迫害仍在繼續。1575~1576年曾再次短期實行了特轄制，雖然沒有使用這個不受歡迎的術語。喜歡戲劇效果的伊凡四世又亠次宣佈退位，指派受洗的韃靼王子謝苗別克布拉道維奇為自己的皇位繼承人。伊凡四世給自己保留了一些領地，並在聽話的“沙皇”和封地禁衞軍協助下進行管理。多疑的伊凡現在認為昔日的特轄軍是叛亂的載體。好在“第二次特轄制”的喜劇很快就宣告結東，伊凡重新回到自己的皇位。
不過他給國家帶來的依然不是安寧，而是白色恐怖和立沃尼亞戰爭。如何認識伊凡四世的特轄制？長期以來，蘇聯史學界把特轄制看作是“打擊反動的封建顯貴的手段”，是鞏固中央集權制國家的方式。蘇聯著名歷史學家A.A.濟明認為，“特轄制改革的主要目的在於給封邑分裂現象的最後支柱以毀滅性的打擊”。國內史學界也通常認為:“沙皇特轄制是16世紀50年代改革的繼續。它摧毀了波雅爾勢力，消滅了封建割據殘餘…沙皇的權力大大加強，中央集權得到鞏固。類似的評價並沒有充分的根據。
波雅爾在伊凡四世時期並沒有企圖恢復封邑制度，他們的先輩早就開始為莫斯科統治者服務，為王權出謀劃策，16世紀的波雅爾杜馬和重臣拉達十分徹底地推行中央集權化政策就是證明。其實，產生這類評價的誤導，關鍵在於把國家的中央集權化與君主一人權力的加強混為一談，從而把特轄制看作是加強中央集權制的手段。相反，特轄制在國家建立了兩種平行的管理體制，顯然並沒有促進中央集權制。相信特轄制改革是“進步的”貴族反對“反動的”波雅爾的鬥爭完全是一個神話。特轄制年代沙皇對社會上層的劃分並非根據是否為名門望族，也並非根據是世襲領主還是封地地主，而只是看其對沙皇獨佔權利是支持還是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