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內外交困，帝國風雨飄搖。
內有李自成、張獻忠、高迎祥等起義軍此起彼伏，外有努爾哈赤和繼任者皇太極咄咄逼人。
人禍還連着天災，連年大旱，國事已不可為，崇禎也許並非亡國之君，但就連他自己也隱隱感覺到江山難保，大明國脈也許就要斷送在他手中。
雖然崇禎的用人屢遭詬病，但他識才的能力還是有的，如果他能真正倚靠這個人，也許大明還有一線生機，這個人就是：孫承宗。為什麼呢？因為，只有孫承宗才是明末最優秀的戰略家。注意，不是軍事家。
天啓二年（公元1622年），孫承宗到達山海關。此時他官拜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遼東經略王在晉提出：在山海關外的八里鋪築一座新城，調兵四萬駐守，彼此照應。孫承宗一眼就看出這個計劃的致命漏洞。新、舊城僅隔八里，兩城間方圓八里內共有八萬多守軍，如此密度，別説打仗，新城一旦失守，四萬敗軍根本無法撤進山海關。而關前佈置的地雷絆馬坑也勢必全都招呼到自家身上。
為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孫承宗召集將吏討論如何防守。監軍閻鳴泰主守覺華島（遼寧興城東三十里海中，今稱菊花島），袁崇煥主守寧遠衞（今遼寧興城），王在晉則主守中前所（今遼寧綏中縣前所）。監司邢慎言、張應吾等附和王在晉的意見。孫承宗在全面考慮了各方意見，權衡利弊得失後，表示支持袁崇煥主守寧遠的意見。
寧遠，位於遼西走廊中部，“內拱巖關，南臨大海，居表裏之間，屹為形勝”。守住寧遠，也就等於扼住了這條走廊的咽喉，能確保二百里外的山海關的安全。因此，孫承宗的決計守寧遠，頗具戰略眼光。孫承宗督師遼東
孫承宗回到北京，即向熹宗明確闡述了其堅守寧遠，以與覺華島守軍互為犄角、遙相呼應的戰略計劃，正式提出了“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的戰略方針，並建議解除王在晉的兵部尚書及遼東經略之職。熹宗接受了孫承宗的意見，將王在晉調任南京兵部尚書。自此，八里鋪築城之議遂息。
王在晉調走後，山海關的防務採取並貫徹了孫承宗與袁崇煥主守關外的戰略。此後，經數年艱辛的努力，佈置成一道堅固的關（山海關）寧（遠）錦（州）防線，成為後金騎兵不可逾越的障礙。從努爾哈赤到皇太極，始終都沒能完全打破這道防線。在屢次碰壁之後，迫使他們望寧遠而卻步。這道防線不僅確保了山海關免受攻擊，而且在此後的二十餘年間，基本上穩定了遼西走廊的戰局。
天啓二年八月，孫承宗被任命為遼東經略。他即着手實施其欲保關門，必先固遼西；欲復遼東，亦必先固遼西的戰略計劃，積極部署寧錦防線。
首先大力整頓了關門防務。“是時，關上兵名七萬，顧無紀律，冒餉多。承宗大閲，汰逃將數百人，遣還河南,真定疲兵萬餘。”“乃定兵制，立營房，五人一房，三千一營，十五營為三部，而將帥以營部為署。兵不離將，將不離帥，教肄分而稽核便。”經過整頓，使“兵將一清”，提高了關門守軍的戰鬥力。
在關門防務上，“並夾城之役，修築關城，南防海口，北防角山。水則從望海台出芝麻灣，三面環海，安大炮為橫擊。陸則三道關之石城，可頓萬人，開突門力夜擊。北水關外，有峻嶺築號台十一，置炮以防外瞰”。經五個月的慘淡經營，穩定了關門局勢，併為恢復遼西失地，強固了根基。
其次，是修築寧遠城。天啓三年（ 1623年）九月，孫承宗命祖大壽修復寧遠，並令駐軍儘速恢復山海關至寧遠沿線被焚棄各城。召遼人回故居，墾荒屯田，重建家園。又發展採煤、煮鹽、海運等事業，以充實民力，明末遼東形勢圖
確保軍需。寧遠城竣工後，調袁崇煥鎮守。孫承宗自己則坐守山海關，並備前屯，充當其後盾。在袁崇煥的精心治理下，寧遠“商旅輻輳，流移駢集，遠近望為樂土”，成為一座進可攻、退可守的軍事重鎮。
隨着寧遠城守的日漸鞏固，明軍防線不斷延伸。天啓五年（1625年）夏，孫承宗遣將分據錦州、松山、杏山、石屯及大小淩河各城。這樣，自寧遠又向前推進二百里，從而形成了以寧遠為中心的寧錦防線。而配合關、寧、錦銅牆鐵壁的縱深防禦，是孫承宗一手提拔起來的一批名將：滿貴、祖大壽、吳襄、趙率教等。孫承宗最大的成就，是培養出了日後堪與後金八旗勁旅決戰的名將——袁崇煥。天啓三年至天啓六年，大明東北四年無戰事。
孫承宗坐鎮遼東的四年，與天津巡撫李邦華、登萊巡撫袁可立遙相呼應，“關門息警，中朝宴然，不復以邊事為慮矣。”在這樣相對安定的大背景下，按照戰功來衡量，似乎孫承宗有些碌碌無為。然當時的兵部尚書王永光對孫承宗和袁可立積極防禦的一番作為作過很中肯的評價：“兵家有云，善戰者，無赫赫之功！”令人惋惜的是，正當孫、袁二公積數年之力準備大有作為之時，閹黨已全面亂政，逼迫袁可立和孫承宗先後去職。
從現在的眼光來看，明朝如果讓孫承宗來統領抗清，清軍想統一全國至少還要推遲十年，孫承宗苦心經營的關寧防線直到最後也是橫亙在八旗軍面前一道無法攀越的險阻。而孫承宗是毫無爭議的民族英雄，他的功績和忠烈值得後人永遠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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