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龍（14）
蜀漢章武三年（公元223年）五月劉備死後，劉禪繼位為帝，改元建興，“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鉅細，鹹決於亮。”（《三國志?諸葛亮傳》）諸葛亮就此掌握了蜀國政權。
這時內外的麻煩開始向三國中最弱小的蜀國襲來。首先，內部不穩，劉備病中和死後，蜀中已經有多個郡開始叛亂：牂牁太守朱褒擁郡反。益州郡有大姓雍闓反，“流太守張裔於吳，據郡不臣，越嶲夷王高定亦背叛。”（《三國志?後主傳》）
其次，強大的魏國在北方虎視眈眈，原先的盟友東吳在劉備翻臉之後也在東方蠢蠢欲動。
整個蜀漢政權由於關羽失敗喪失了荊州大片領土，經濟實力被嚴重削弱；緊接着劉備在夷陵大敗於東吳名將陸遜，蜀軍主力近乎全軍覆沒，在三國博弈中徹底陷入被動。為此諸葛亮在掌握蜀漢帝國政權後，立即開始一系列的動作挽救危機。
諸葛亮第一個動作就是“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為與國”（《三國志?諸葛亮傳》）和剛剛火併了一場的前盟友東吳孫權和好，這是即是蜀漢政權存亡的需要，又是諸葛亮實現北伐戰略目標的必要準備。
第二件事就是南征，討平叛亂。蜀建興三年（公元225年），諸葛亮率軍渡過瀘水，討伐叛亂諸郡。這應該是諸葛亮此生第二次統兵出征，上一次是和張飛、趙雲等人入蜀增援劉備，但那一次主角是張飛，諸葛亮只是輔助角色，而這次南征諸葛亮是統帥。或許很多人受到《三國演義》影響，認為諸葛亮能掐會算，打仗無敵，但是諸葛亮自己知道，他的軍事理論在南征之前還沒有經受實踐檢驗。這次南征蜀軍打得很漂亮，幾個叛亂的頭領被諸葛亮輕易抓住宰了，對南中領袖孟獲的七擒七縱更是深入人心的典故，尤其是這一仗諸葛亮還發現了一個“攻心為上，攻城為下”（《三國志?馬謖傳》）的馬謖，可謂在實踐中安定了後方，鍛鍊了隊伍，發掘了人才，收穫滿滿。
第三件事就是和曹魏帝國打嘴仗，證明自己帝國的正義性。當時蜀國的國力已經衰弱到讓老對手曹魏帝國認為沒有攻打的必要，而是可以勸降的對象。王朗、華歆、陳羣為首的這批魏國士族甚至直接寫信給諸葛亮希望蜀國和吳國一樣向魏國稱藩投降，實現名義上統一。
這些勸降信裏面基本都是説魏國兵力強大，把曹魏對東漢的篡奪美化為上古的禪讓，更重要的是這些士族都從曹魏的篡奪中得到了實實在在的好處，他們利用陳羣為魏文帝曹丕制九品官人之法，通過自身世家大族的學歷優勢把持曹魏帝國各個郡中正官的職位，獲得了比東漢末年更為直接的入仕之路，把持了曹魏的基層政權。在他們眼中，曹魏帝國的這種政治結構正是士族集團嚮往的天堂，而諸葛亮也是士族集團的一員，和劉備、曹操、孫權這樣起於草莽的軍閥不同，大家都是讀書耍嘴皮子和筆桿子的，所以他們覺得諸葛亮可以爭取一下，反正成本也不高，一封信而已。
為此，諸葛亮寫了一篇名為《正議》的文章駁斥王朗這些魏國世族，至於王朗看了有沒有被氣死不知道，但王朗死在公元228年卻是事實，看來多少也受點影響。在這篇文章裏，諸葛亮回顧了劉邦戰勝項羽，劉秀打敗王莽的光輝歷史，緬懷了劉備在漢中擊敗曹操的偉大功績。稱王朗等人是“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三國志?諸葛亮傳》），意思是這些人説的再好都是扯淡，因為他心中的理想是不會由於現實的磨難而發生改變。諸葛亮心目中，政權存在的價值並不是為少數世家大族服務的。講明瞭自己的理想：據正道而臨有罪。（《三國志?諸葛亮傳》）
那麼諸葛亮心中的正道是什麼？曹魏帝國又有什麼罪呢？
表面上看，諸葛亮説的正道是恢復東漢王朝的統治。但是細想又覺得不對，因為東漢王朝末年政治腐敗，外戚宦官輪流專權，士族勢力膨脹，百姓民不聊生，作為諸葛亮這樣有理想的政治家，難道他的理想就是恢復這樣一個腐朽的王朝。顯然不是。諸葛亮自己在《前出師表》中也説：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三國志?諸葛亮傳》）可見他和劉備對於東漢末年的政治生態是極為不滿意的，所謂“嘆息痛恨”，這個話實際上説得很重了，翻譯成現代漢語可以理解成桓、靈二帝怎麼不去死！這夠得上惡毒詛咒先帝啦，卻被堂而皇之的寫進了諸葛亮最著名的文章裏面。可見他的理想絕對不是恢復一個行將就木的東漢王朝。
那諸葛亮的理想是什麼呢？其實也簡單：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三國志?諸葛亮傳》）。他所向往的世界是西漢式的政權，要求親賢臣，遠小人。那麼這裏就涉及到一個問題，西漢政權和東漢政權有什麼區別？
簡單來説，西漢是平民建立的政權，給平民留下的機會更多，而東漢是貴族建立的政權，更強調出身、學問，以至於最後出現士族對公權力的壟斷。或者説西漢對於所有人的起點是公平的，而東漢則對於所有人的起點是不公平。
這突出體現在用人問題上。比如，漢武帝劉徹時代的大將軍衞青，原本就是一個奴隸出身的人，連他爹的姓都不能姓，只能跟他媽姓。這樣一個註定要受到歧視的人，卻被漢武帝提拔為漢軍統帥，指揮大軍在漠北決戰中打敗匈奴單于，成就“五星出東方利中國”的不世之功。但是貴族們對於這種事情是不以為然的，就連司馬遷這樣的歷史學家《史記》中公認寫得最好就是《項羽本紀》、《李將軍列傳》這些帶有貴族氣質的英雄，而與之相反的是衞青這樣的平民英雄則遭到了太史公的普遍鄙視。唐代王維的一句“衞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緣數奇”的千古名句從根本上否定了大漢民族最偉大的名將之一。但是翻開史書所載，李廣不失敗簡直沒有天理：部隊安排隨心所欲，既不偵查也不警戒，茫茫大漠竟然不安排嚮導，導致部隊迷路，錯過於單于的決戰，估計連對手在哪裏都不知道。這樣隨性的指揮怪不得李廣全軍覆沒被匈奴人活捉。遍觀李廣一生，可以説沒有一次拿得出手的戰役可以證明他的實力，能證明他實力的只有射死匈奴射鵰手、射穿石頭等一些軼事。而且這個人還很殘忍，曾經殺過800個俘虜，還曾經泄私憤無故殺死霸陵尉。而衞青和他相比戰績彪炳，每次作戰砍下的腦袋都在《史記》裏記着呢，漠北決戰更是巔峯之作，衞青為人厚道，與戰士同甘共苦，在朝廷低調本分，可以説是個非常好的人。
那麼問題就來了，為什麼衞青在司馬遷心目中的評價不如李廣呢？在司馬遷看來源於兩人的出身。李廣是將門世家，出自北地郡李家，祖上是秦國名將李信，有家學淵源，而衞青只是個奴隸。不要小看家學淵源四個字，在一個知識的主要載體書籍尚不普遍的時代，書籍是奢侈品，沒有幾代的積累是不能形成一定氣候的。就好比司馬遷自己也是在父親和祖父等多代人的積累之下，才能寫出《史記》一樣。換句話説，他們通過知識的壟斷企圖實現對國家公權力的壟斷，而這些人逐漸在兩漢之間形成了士族的雛形。
而東漢時代劉秀的興起就是借了士族的東風，他手下雲台二十八將除了部分人以外，都是士族的代表。所以東漢的政權從一開始就是士族與皇族共治的政權。這大概就是當年荀彧想要興復的漢室吧，與諸葛亮興復的漢室根本就不是一碼事。
由於漢章帝以後，東漢皇帝繼位的年紀普遍偏小，於是就有了兩條獲得最高權力的途徑：第一條是士族尤其是高級士族掌握，他們通過與皇族聯姻——外戚成為了朝廷的實際掌權者。第二條路被一些貧寒的人掌握，他們受過宮刑成為宦官，然後通過接近年幼的皇帝獲得最高權力者的賞識，從而獲得最高權力。兩個之間相互看不順眼簡直是一定的，於是東漢皇帝一死，外戚就憑藉皇帝太小，大殺宦官；然後皇帝為了奪權，再依靠宦官幫忙，殺死外戚，如此循環直至董卓出現。
這種局面士族並不滿意，士族希望自己做主，至於皇權，儘量不要干涉士族的權力，最好是不要干涉士族選官的權力。這一點曹魏的開國皇帝曹丕做到了，於是全體士族一致擁護他代漢。除此之外，士族在政治上的其他訴求似乎不大，只要讓他們的家族世代有官做，有特權，那麼誰當皇帝就不是個事。
所以，曹丕最後想通了，想讓當年的荀彧和現在這幫老臣，於是全體士族一致擁護他代漢。除此之外，士族在政治上的其他訴求似乎不大，只要讓他們的家族世代有官做，有特權，那麼誰當皇帝就不是個事。
這樣一羣人是真的會擔心天下的興亡嘛？根本不會。只有曹操、劉備、諸葛亮這樣的人才會。嚴格意義上説，他們是一類人，是有理想、有追求、有才能的人，他們的理想就是兼濟天下，重建秩序，拯救萬民。所以，曹操、劉備才會在亂世中殺出一片屬於自己的基業。
諸葛亮也是這樣的人。他的理想也是重建秩序，不是東漢的秩序，而是西漢的秩序，因為這種秩序不依賴於士族存在，所以諸葛亮在治理蜀國的時候沒有依靠士族的力量，尤其是蜀國本土士族的力量，相反他依靠的是秩序的力量，也就是法治的力量在控制着蜀國的上上下下。
這一點和曹操的做法其實十分相似。曹操的統治過程也試圖把士族撇開，自己起爐灶，才有了三下《求賢令》，尋求經世致用的人才，而不是世家大族推崇的道德楷模。表明上看這是選取人才是道德優先還是才能優先的問題，實際上道德優先決定權就把握在地方選舉單位手上，因為沒有人可以挨個去核實這個人的道德是否合格，就算可以做到道德是否合格也沒有辦法可判斷，就算可以判斷的話在實踐上也沒有辦法檢驗。這就導致道德優先的選人標準變成選官門檻。讓寒族人士無法獲得良好的評價，從而踏進仕途。
才能優先的話決定權就直接被最高權力者掌握，因為一個是否有相應的才能只取決於最高權力者認定這個人是否有才能，這樣一來人才的選拔任用就直接歸了最高權力者。所以漢武帝選拔衞青，曹操可以挑選五子良將，説道根子上，其實不是所謂的制度問題就是一個權力問題。諸葛亮和曹操一樣，用最高權力將重要的人士任免權牢牢的握在自己手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