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智堪先生
《田中奏摺》是《田中義一上日皇之奏章》的簡稱，即日本政府準備侵華的計劃書。
1928年6月的一天，蔡智堪以補冊工人身份潛入日本皇宮，秘密抄錄了《田中奏摺》，並親自護送回瀋陽，交給張學良將軍轉呈國民政府，最早揭露了日本侵華的野心。
《田中奏摺》實為
日本侵華指導綱領
1929年12月，南京出版的《時事月報》刊出一條讓世人震驚的新聞：《驚心動魄之日本滿蒙政策——田中義一上日皇之奏章》。
田中義一在此奏章中明確表示：“過去發生的日俄戰爭實際上是中日戰爭，將來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倘若中國完全被我國征服，其他如小亞細亞、印度、南洋等地區的民族，必然會敬畏我國而向我國投降，使全世界認識到亞洲是屬於我國的，而永遠不敢侵犯我國……”
《田中奏摺》一經曝光，世界輿論一片譁然，中國各地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那麼，這個奏摺是怎樣被公之於眾的？
田中義一，1861年出生在日本長州的一個士族家庭。1892年，他從日本陸軍大學畢業後，參加了甲午中日戰爭和日俄戰爭，官職亦由陸軍參謀逐步晉升為陸軍省軍務局長、參謀次長、陸軍大臣。他一直都在從事侵華可行性的研究，可謂一個“中國通”。
在日本軍部的支持下，1927年4月20日，田中義一上台組閣。在這屆政府中，他除擔任首相外，還兼任了外務大臣與殖民大臣，親自掌管對外擴張事務。他還任命了主張以“外科方案”解決“滿蒙問題”的森格為外務省政務次官。
田中義一擔任首相不久，就主持召開“東方會議”專門研究侵華政策。歷時11天的會議是日本對華關係史上一次重要的會議。
1927年8月16日，日方在其佔領的中國旅順、大連召開會議，研究落實“東方會議”所確定之侵華方針的具體步驟。1927年底，田中義一又將“東方會議”與“大連會議”所制定的侵華計劃寫成奏摺，上呈裕仁天皇。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摺》。
田中義一
情報人員雲集東京
偵察密奏內容
《田中奏摺》上呈以後，田中義一即公開宣稱：“中國內亂很可能會波及滿蒙，紊亂治安。因大日本帝國在滿蒙有着特殊的地位與權益，故不論亂自何方，大日本帝國決予以適當之方式處理。”
田中義一的這番話立即引起世界的警覺，都預料日本將佔領中國東北，然後用“以戰養戰”的方式征服中國和南洋。一時間，各國情報人員雲集東京，企圖偵察“東方會議”和“大連會議”的真實內容。
當時，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正廷秘密派員前往哈爾濱，擬出價50萬現洋，從俄國人手中購買《田中奏摺》。又傳美國也願出資20萬美元，志在必得，但結果都成泡影。
但《田中奏摺》還是被一位名叫蔡智堪的中國義士獲得。蔡智堪，原籍台灣省苗栗縣。1888年出生在日本一個華僑家庭，4歲時改姓山口，長大後在日本經商，開設了“蔡豐源貿易行”，成為日本商界鉅富。早在清末，他就加入同盟會。1915年，袁世凱復闢帝制，他曾掩護蔡鍔經日本返抵雲南，發動討袁護國運動。
1928年6月4日，日本關東軍炸死張作霖後。張學良接掌了東北軍政大權。很快做出歸順南京政府、實現全國統一的決定。他還撥出專款，派人通過不同渠道，加緊蒐集日本對華政策變動的情報。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千方百計、不惜一切代價獲得《田中奏摺》。
蔡智堪借政黨矛盾
得以潛入皇宮
1928年6月的一天，蔡智堪接到時任東北外交委員會委員王家楨一個紙條，紙條上寫着：“英美方面傳説，田中首相奏章，對我頗有利害，宜速圖之，用費多少不計。樹人。”“樹人”，是王家楨的字。
蔡智堪知道《田中奏摺》是日本最高機密，肯定不容易拿到。經過反覆考慮，他認為使用“間諜手段”風險太大，要做成此事只有用國民外交手段，即利用日本民政黨和政友會的矛盾，通過民政黨人的幫助方可奏效。於是，蔡智堪便以私人身份，宴請了前內務大臣、民政黨主席牀次竹二郎和田中內閣的外相永井柳太郎。牀次和永井都是他的老朋友，在金錢上有頗多往來。
蔡智堪認為永井是最容易接近《田中奏摺》的人。於是，他先向永井提出，請他幫助搞到《田中奏摺》，在自己主辦的《日華》雜誌上發表。沒想到此話一出，永井竟一口回絕了。
蔡智堪只得又找機會和牀次講了這件事：民政黨要扳倒政友會，就應該揭發田中極力主張的武力佔領東北的政策，那時你們民政黨就有機會東山再起了。牀次被他説動了。
幾天後，牀次找蔡智堪説：“皇道派的很多元老也認為，田中武力吞併滿蒙，會引起國內軍人的革命，將危及天皇。元老們正為此事進退兩難。我將利用這機會謀取奏摺。”
又過了幾天，牀次説：“牧野伸顯伯爵稱：中國政府如能將《田中奏摺》公示國際，元老們就可以利用英美等國的輿論阻止田中發動武力入侵。中國方面如能應允這一點，牧野將密許你去抄寫。”
蔡智堪喜出望外，立即將此情況秘密函告給了王家楨。
田中內閣“東方會議”現場。右三為田中義一。
日本野心公之於眾
成歷史鐵證
後來，蔡智堪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道：“民國十七年六月某日的一個夜間，11時50分，我攜帶着皇室書庫專用的黃色冊皮三四十張、綠色繡線數團、銀錐三支、大小針一包，扮作一補冊工人，手執牧野交來的‘皇居臨時通行牌’（編號72號），由山下勇領路，到達了皇城。原來預定從‘西丸大手門’入宮，因皇室書庫便在這個門內；後來又決定由‘紅葉山下御門’進入，因為‘西丸大手門’外的‘斷足橋’很長，四面樹木不足遮掩。由‘紅葉山下御門’入門後，距皇室書庫約走五六分鐘，我進入書庫的時間是零時50分。”
《田中奏摺》是用日本內閣寫奏章專用的“西內紙”精繕而成的。約六七十張,每頁標籤上都寫着“田中首相奏章”幾個字。蔡智堪將民政黨總裁專用的很薄的碳酸紙鋪在原件上，用鉛筆描寫。第二天夜裏，還是同樣進入皇宮。經過兩夜的時間,蔡智堪終於將《田中奏摺》全部抄完。
為了儘快將如此重要的情報轉送國內，蔡智堪將抄寫的《田中奏摺》秘密藏在一隻皮箱的夾層裏面，從東京親自護送到瀋陽。在小西關外王公館，親手將《田中奏摺》的抄件交到了王家楨的手上。
王家楨見後大喜，立即將此抄件送至張學良府上。回來後，他才顧上為蔡智堪慶功洗塵。次日，張學良命王家楨前往南京政府報告，蔡智堪則受命繼續監視日本方面的動靜，也隨即返回東京。此時，恰逢“泛太平洋會議”在東京召開。
日本代表在會議上大放厥詞，令出席會議的中國代表義憤填膺。國民政府決定在會上公佈《田中奏摺》，以揭露日本侵略擴張的陰謀。
《田中奏摺》的公佈，不但震驚了中國，也震驚了全世界。《田中奏摺》被曝光後，日本方面立即矢口否認，他們一方面稱《田中奏摺》是中國偽造的；一方面抓緊追查泄密者，山下勇等28名皇室書庫官員全部被免職，蔡智堪也因此身陷囹圄，數百萬美元家產被日本當局沒收。直到1945年二戰結束後，他才獲得自由，並返回台灣定居。
1932年，在經歷了“9·18”事變後，中國政府在國際聯盟大會上控訴了日本當局的侵略行徑和野心，並舉出了《田中奏摺》這一罪證，日本當局百般抵賴。
然而，1937年的“盧溝橋事變”和之後的太平洋戰爭全面爆發，無不印證了《田中奏摺》的陰謀企劃。
1955年9月29日，蔡智堪病逝於台灣台南市，國民黨為其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並頒發了褒揚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