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檔案】廖世承（1892—1970），字茂如，教育家。江蘇嘉定（今屬上海）人。就學於清華學校高等科，留學美國布朗大學。回國後任南京高等師範（後改組東南大學）教授兼附中主任。1927年赴上海光華大學任副校長兼附中主任。抗日戰爭期間，在湖南藍田任國立師範學院院長。1947年回上海，任光華大學副校長、代理校長、校長。1951年起歷任華東師範大學副校長、上海第一師範學院院長、上海師範學院院長等職。注重教育實驗和教育科學發展，積極提倡和推行智力測驗。對中學教育有深入研究。著有《教育心理學》《測驗概要》《教育測驗和統計》《中國職業教育問題》等。
如果沒有旁人的提示、後來人的紀念，廖有盼並不清楚言語不多的爺爺廖世承在教育領域曾有着如此卓著的成績：他專研教育心理學，把科學方法應用於中國的教育領域，他倡導的教育實驗運動，推動了中國教育走向現代化、科學化，許多教育教學研究在中國現代教育史上具有奠基意義。廖世承終身的事業就是辦教育，人生中使用最多的社會身份就是“校長”——中學校長、大學校長。他是中等教育專家，更創師範學院獨立辦理之先河，赴湖南創辦國立師範學院，後來也是上海師範學院（今上海師範大學）首任院長。從他執掌的學校走出來的知名人士不勝枚舉：巴金、汪道涵、趙家璧……
“教育是改造舊社會、建設新社會的有力工具”
1892年，廖世承出生於江蘇嘉定（今屬上海）的文化世家，父親是清末“桐城派”成員、聖約翰大學的國文教授廖壽圖。在廖世承的記憶裏“父親博覽羣書，記性很好，掌故又熟悉，每逢晚膳時，總喜歡把歷史上的事實及有趣味的故事講給孩子們聽”，廖世承聽得眉飛色舞，有時慷慨激昂，“這對於我性情上的陶冶，確有不少影響”。廖世承6歲入伯父家開的私塾，13歲進了舅父家設立的中城兩等學堂，加上記憶力好，讀書不費力，無論家庭背景還是個人天賦，讀書之路都是順理成章的。幼年的廖世承喜歡看小説，尤其是武俠小説，時常使槍弄棒，仿效拳師力士的行為。而後進了南洋公學，性情大變，喜看明儒學案，對國文興趣濃厚，也有作文的天賦，正課之外進了國文補習班，從乙班一路升到校長唐文治親自授課的特班。南洋公學一段，廖世承漸漸對學問、時事產生了興趣。畢業後，有親戚推薦他去湖南教書，家境雖清寒，但廖世承不願學業半途而廢，取得父親同意後入清華學校讀書，也是這一決定使得廖世承人生之路的可能性從一個普通教師轉向了影響中國現代教育發展的教育家。
清華三年讀畢，廖世承獲得了公費留學的資格，家族希望他學銀行、工程這些看得見“金飯碗”的專業。清華學校當時的校長周詒春則希望他從發展民族教育的需要出發重新考慮專業。看着滿目瘡痍的國家，廖世承不顧家族反對改選了在當時“最沒出息”、只能當窮教師的教育學，如他後來所説“教育是改造舊社會、建設新社會的有力工具”，他選擇了教育作為救國的工具。
廖世承留學期間，因為讀書好，得到許多教授青眼相看，但中國學生的身份也讓他受過不少刺激，對此他常想“回國以後，對於國人，任何意氣可以消釋，惟對於侮辱我的東西各國，定須爭一口氣”。他的拳拳之心，一開始是學業上的不肯落於人後，在布朗大學，廖世承攻讀教育學和心理學，在四年內讀完六年課程，成為該校第一個獲得博士學位的亞洲學生，如今布朗大學的網頁上還保留着這條關於“第一”的記錄。回國後，愛國之心化作教育的信念：“中國人要辦好自己的學校——光我中華！”因為這份信念，他在東南大學附中停擺後，拒絕了多份工作上的邀約，其中就包括上海工部局給出的“華人教育處處長”這類高薪職位，而是選擇了創立不久的光華大學——光華大學有着愛國的血統，“五卅”慘案發生後，聖約翰大學的中國師生不滿校方做法，脱離聖約翰大學成立了這所學校。廖世承任光華附中主任的時候，正是日本帝國主義野心勃勃，意圖大舉進犯我國領土的時期。學校每星期的週會，廖世承總會向全體師生談形勢，談救亡圖存之道，並要求同學們面對這樣的形勢，決定自己準備做一個什麼樣的人。有學生記得，高一的時候，廖校長給學生們讀的是《中國近百年史》，而不再從三皇五帝讀起。
“中國土地如此之大，人口如此眾多，政治如此黑暗，人心如此陷落，專憑教育救國，哪裏救得過來。但是除去教育，又向哪裏去找。”廖世承對國情有着清醒的認識，他選擇在教育領域深耕，冀望通過自己的努力，為這個國家帶來一些改變。
廖世承在南京工作時與子女合影（廖世承孫女廖有盼提供）
“凡教育上之新學説和新設施，皆採擇而實驗之”
在華東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授杜成憲看來，廖世承極大地推進了中國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教育科學化的發展——他身上的科學特徵尤其明顯。“廖世承先生所學的教育心理學更偏於理科，其中涉及的測量、測驗及實驗屬於工具類基礎性學科，這與同時代偏文的許多教育學者是截然不同的。”
廖世承回國後，自然也將4年間掌握的科學方法帶回了國內，他積極倡導和推行智力測驗和教育測驗，是20世紀20年代在我國推行智力測驗和教育測驗的傑出代表。他參與創辦南京高師心理實驗室，這是我國最早的心理實驗室之一；與著名教育家陳鶴琴合作編制的測驗法，連美國測驗專家麥柯爾也不得不承認，至少與美國的水平相當，有許多比美國還優。
“教育測驗剛引入國內，意義是積極的，它可以用來測量學生的學力，以科學的方法認識人在認知水平上的差異，進而因材施教，為當時的學制改革，特別是實行分科制和選科制時進行能力分組奠定了基礎。”杜成憲談及的正是廖世承推行教育測驗的初衷：辦學者不察學生的個性差異，不去研究適應個性的方法，把“智者、愚者、程度高者、低者、知識豐富者、缺乏者，強納之於一爐”，必會使教授困難，效率低下，程度下降，天才埋沒。
除了智力測驗，廖世承的測驗同樣重視對性格和品性等非智力因素的測量。他認為，智力對人類有重要意義，但一個人的成功不僅僅是、甚至主要不是智力。高智力的人在生活中可能沒有成功，因為他們缺少特定的、對成功來説是不可缺少的素質。而平常智力的人也可能取得突出的成就——如果他們有良好的道德意識。在教育學者張民選看來，廖世承先生把中國的非智力因素的研究提前了60年。
五四運動後，西方的各種思潮、方法大量湧入，衝擊着國內傳統的教育框架。儘管接受過西方教育，但廖世承並不迷信西學，他多年留學所得也不是直接照搬到國內的課堂上——他有着理科生的視角，堅持先做實驗，用事實説話，如他所説“從事教育的人當注意實地研究，不應作趨勢論調。實驗有效，然後再謀推行”。當時，美國剛剛興起的教學方式道爾頓制傳入國內，眾多學校積極效仿，甚至形成了不做就是落後的風氣。廖世承想到的是，設置兩個平行班，一個採用道爾頓制教學，一個延續傳統的班級制，作對照研究。道爾頓制鼓勵學生自學，老師輔助，但實驗結果顯示，這種教學方式雖有利於個人的能力發展，但弊端也很明顯，在基礎知識的普及上不如傳統的授課方式，對於當時的中國並不適合。廖世承的實驗結果，給了盲目追求西方教學理念的人們一個清醒的認識，更喚起了教育界的實驗興趣，推動了中國教育現代化、科學化的步伐。值得一提的是，《東大附中道爾頓制實驗報告》發表多年後，日本、蘇聯等國也相繼否定了道爾頓制。
廖世承“凡教育上之新學説和新設施，皆採擇而實驗之”，從課程教材編制到學校管理，都以實驗的方式給出最佳答案，他接手的兩所中學可以迅速成為全國中等學校的翹楚，與此不無關係。1924年，廖世承基於各種教育實驗、測驗實踐以及國內外最新的教育心理學研究，編著出版《教育心理學》，這是我國最早的高師教科書，而廖世承也被學界公認為我國教育心理學科創始人。
“他在中國現代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不在於如蔡元培和陶行知等人那樣構建了一個宏觀的教育理論體系，而在於他立足於教育實踐，在一個個具體的實踐需求迫切的教育課題中提出了自己的獨到主張，最終達到了理論創新的效果”，對於廖世承在教育領域的學術貢獻，張民選曾這樣概括。
《教育心理學》
《中等教育》
參與學制改革，培養學生品性，他是一代中等教育權威
廖世承非常看重中學教育。他倡導教育救國，認為在整個教育體系中，又以青少年教育為國家興亡的首位要素，“今天的青少年就是未來的國民。他們的素質如何，是忍辱負重，殫精竭慮，積極建設，還是為個人名利地位？關係到國家的興衰、社會的進退、民族的隆替”。而在他眼中，中學教育是整個教育最基礎、最活躍、最生動的階段，這一階段做好了，為後面的教育，為人的成長都打好了基礎。因此，他曾頂着眾人的不解眼光，辭去了社會地位更高、能帶來更多聲望的大學副校長一職，專心做一個附中的主任。他説：“教育是精神事業，一分精神，一分效果。不論辦幼稚園、小學、中學、大學，精神本無二致。”
廖世承是中等教育權威，就學制改革、課程改革、教法改革都有自己的見解，並積極參與其中。留學歸來，廖世承就參與了學制改革的討論：民國初年的教育學制，小學長達十年，中學不分等級，改革學制已成教育界共識，尤其針對中學學制如何設置，教育界眾説紛紜。教育界泰斗蔡元培提倡“四二制”，認為初中四年涵蓋整個中等教育，高中兩年作為大學預科，最符合世界潮流。而初出茅廬的廖世承卻大膽地提出了不同意見：“三三制” 符合青少年個性發展需求、適應時代潮流，既可使“各段教育相銜接”，又可“顧全升學與職業兩種”，從國情上來講，加上中學之前的小學六年，“六三三”學制更為經濟，更貼近學生家庭的承受力，因此更為合適。通過東大附中的實踐和對國外學制的研究，以及在濟南、武漢等地的實地調查，廖世承進一步證明己論。“六三三”學制推行後，中途退學的學生大大減少，契合了教育普及的國情需求。
廖世承非常清楚中等教育的目的“在培植社會基層事業之幹部人才”，應以培育生產技能，發揚自治能力為宗旨。中等教育的對象是“正在發育變化之青年”，因此要培養他們多方面的興趣，發揮他們潛在的能力。而辦教育的人“當隨處替學生設想，減少他們時間和精神的浪費”。廖世承看到當時的學制課程大都抄自西洋各國，不僅疑問“這種課程，於我們現時的生活，有幾多關係？於兒童將來的生活，有幾多關係”，甚至毫不客氣地指出，眾學校至少有一部分的精神財力因為課程編制不適當而浪費。因此他提出用科學的方法，根據現時社會需要、參照社會進化的歷程改造課程。在中學課程改革中，廖世承提出三條指導思想：首先，鑑別個性，加強教育效率，減少中途輟學人數；其次，採用分科選科制，變更完全預備升學的目的，使學生有一部分自由選擇的機會；再者，破除學年制，採用能力分組方法，以學科為單位升班。這些改革克服了傳統班級授課制和學年制的弊端。對於教學上的弊端，他也是直言不諱：“現在的教師，病在教學科，不教學生；教整個的班級，不教張某李某單獨的個人；教數目，不教千變萬化的活人。”廖世承認為，教的目的在於使學生學，而要學生學，必須鼓勵學生、引導學生，使學生處於學習的情景之下。
相對於知識的灌輸，廖世承認為學校教育應更重人格的培養，認為學校專盡了“教”的功夫，不盡“育”的責任；專供知識，而不問應用知識的人的人格如何，不僅有許多流弊，而且是十分危險的事情。“現代的國民， 有體力，有智慧還嫌不夠，必須要有健全的人格。要知人格健全，不但使國家、社會蒙其益，個人也有無窮的樂趣，一個民族的強盛與該民族的民族意識和修養素質是密切相關的。對於國家、民族利益的態度，也是人格的表現。”廖世承注重德育，也注重體育，有學生憶及當年，曾感慨：雖然當時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方針尚未明確提出，但廖先生領導的附中在這方面已努力以赴了。
辦學從來都不是易事，廖世承卻樂在其中：他認為中學校長就是“一天一天造就青年的人才——他是社會的先導，社會進化的領袖，負重大責任的一個人。他的物質上報酬，雖是有限，精神上的快樂，卻是很少人能比得上他”。
與師生在一起（廖世承孫女廖有盼提供）
創師範學院獨立辦理之先河，為教育培養後繼人才
有人説，中國高等師範教育體系上，應該莊重地鐫刻上廖世承的名字。
辦了十幾年中學，廖世承深感師資對學校的重要，他把教員看作學校命脈，曾説“一個學校的最後成功，就靠教師。無論宗旨怎樣明定，課程怎樣有系統，訓育怎樣研究有素，校風怎樣良善，要是教師不得人，成功還沒有把握”。他認定“教育方面最重要的，當然是師範教育”，因此對中國師範教育也作了悉心研究，提出了師範學院附設於大學利少弊多，應以獨立設置為原則，才能培養良好的師資，使中小學有穩定的、有質量的師資來源。
抗日戰爭爆發後，廖世承付諸心力的光華附中被夷為平地，此時教育部以中等教育司司長職位相邀，廖世承沒有接受，卻接受了教育部另一個聘請——赴湖南籌建國立師範學院。相比教育司長這樣的行政職位，到內地籌建學校是一樁異常辛苦甚至可能丟掉性命的差事。而對於廖世承來説，這為他實現獨立創辦師範學院的心願，為國家、為民族培養教育人才提供了空間，因此他辭別妻兒和病榻上的老父，輾轉多地，歷經許多險境，到達湖南藍田，從無到有地建立起一座新的學校。炮火連天中，國立師範學院用時4個月建起來了，儘管看起來不甚氣派，甚至有些簡陋，但學校圖書館卻是藏書豐富，甚至有明清刻本。師範學院當然要有好的師資，廖世承認為“師範學院之理想教授，須學識宏通，而且富有教學經驗，具有教育熱情”，憑藉他在教育界的人脈和聲望，他延攬了錢基博、錢鍾書父子分別擔任首位國文系主任和英文系主任，此外還有孟憲承、郭一岑、朱有光、高覺敷、劉佛年等，每一位都在中國的教育史上留有名字。
廖世承十分強調教師的修養與素質，國立師範學院的縮寫“國師”二字在他看來，可以拓展成另一個意思：國民的導師，因此他對師範生的培養要求非常高，他常説，“教師是非常專門的職業，不但要知識好，方法好，而且要有專業道德——有責任心、忍耐性、仁愛心、真誠、坦白、樂觀、謙虛、公正諸美德”，高要求可見一斑。
教育救國是廖世承的本心，所以他格外關注社會教育，一直覺得知識階級和民眾的生活不能隔得太遠，要把學校的大門向社會敞開，他曾説，“關了門辦學，不能稱為‘學校’，只能稱為‘修道院’……我們要把全國‘修道院’的門打開，變成民眾的學校。這一副重擔子，又非師範學校來挑不可”。因此國師創辦伊始，廖世承就鼓勵學生創辦民眾學校，讓附近失學青年兒童可以免費入學，同時還為周邊幾個省培訓在職小學教師，為鄉村教育服務。事實上，廖世承在光華任職時，就曾經組織和鼓勵大中學同學籌辦光華平民學校，為失學兒童提供免費讀書的機會。
廖世承歡迎新教師的場景（上海師範大學提供）
廖世承向學生頒發畢業證書（上海師範大學提供）
1940年代末，廖世承回到上海，先後任職於光華大學、華東師範大學。1958年，上海師範學院成立，此前出任上海第一師範學院院長的廖世承接過了該校首任院長的重任。在新的崗位上，廖世承更加認識到師範教育應該與國家建設、發展緊密結合，熱情地投入社會主義高等師範教育的實踐。教室的後排，常會見到這位形容清矍的老人在聽課，語言學家張斌在世時曾有過回憶，廖院長聽過他主講的課程之後向他提出了許多問題，對作為教師的他從教育教學角度去建構課程很有啓發，“廖先生考慮問題是站在高處的”。
回望50年教育生涯，廖世承也曾感慨，但從不後悔，他的目光一直望向教育的未來：“我是教育國地上一個墾荒者，從沒有在一所學校內留得很長久的。倘使精力容許我的話，或許我今生再能開墾一片園地。”
作者：劉力源
編輯：劉力源
責任編輯：楊逸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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