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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半月談”曾發文批判教培機構的洗腦式教育營銷，認為機構的種種洗腦式營銷，消費家長們的焦慮，加劇拔苗助長的功利心，違背了教育育人為本的初心。
就在近日，人民日報也再度發文，質問校外培訓行業亂象：這是做教育，還是做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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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間，有一種聲音認為，家長的焦慮都是來自教培機構的渲染，如果全面取消教培機構，家長們的焦慮或將得到緩解。
今年“兩會”期間，“徹底取締校外培訓機構”的聲音被放到最大。全國政協委員陳眾議認為，校外培訓機構給孩子的壓力過大：白加黑、五加二，孩子寒暑假都沒得休息；作業量多、難度高，有些題大人做也很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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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提議，有家長拍手叫好，但也有家長並不認同。一部分家長認為，正是培訓機構的瘋狂營銷助長了教育焦慮，再結合機構存在的各種亂象，徹底取締校外培訓機構就能減輕學生和家長負擔。另一部分家長則表示懷疑，他們認為，家長的焦慮根源在於升學，以及和周邊家長的對比，“機構取消了，也許更焦慮”。
那麼，家長的教育焦慮到底從何而來？學生的學業負擔的根源又到底在哪裏？按照設想中的全面關閉培訓機構後，家長的教育焦慮和補課熱情能得到解決嗎？
為什麼家長都在補課？“我們本來不想補課，但別人都在補”
週日的下午，天氣還不錯，袁女士坐在培訓班的大廳裏，無聊地翻看手機，等待孩子培訓班放學。
從兩年前開始，每逢週日，袁女士全家都不再安排諸如遊玩、聚會等事情，因為孩子固定在這一天要補習數學。
至於為何要給孩子補，袁女士其實很糾結，“補也不是，不補也不是”。袁女士表示，自己的孩子是從四年級開始補習數學的，每週日下午半天，這個量和孩子的同班同學相比，算是補習得比較少了，“（他的）絕大部分同學都在補課，有些家長還給娃娃報了興趣班，到小學高年級段，（興趣班）才慢慢停了下來。”
與盲目跟風報班的家長相比，袁女士算是理智派了，她和孩子父親都覺得，小學階段沒必要讓孩子太累，補習數學也是取決於孩子的實際情況，並且是在和孩子反覆商量後達成的共識，“我也不想讓娃娃太累，報班就是想讓他在（數學）難題上多得點分數。”
但效果其實不是很好。袁女士説，娃娃目前六年級下期，“補了兩年了，娃娃成績提升不明顯，我們更糾結了，不補，怕孩子成績大滑坡，繼續補吧，又覺得既然沒啥效果，何必增加孩子負擔”。
成華區的蔣女士也是如此。從孩子上了初二以後，全家人在週六也都不再安排集體活動了，因為孩子要補物理。
蔣女士的孩子就讀於成都某外國語學校，即將面臨中考。“上了初二後，感覺他物理一直不太跟得上，所以趕緊到處託人問，找到了現在這個老師”。
至於為何要補課，蔣女士覺得這個問題簡直有些多餘。“中考就是拼分數，孩子成績中等偏上，搏一搏，可能就是四七九，你説這個課能不補嗎？”
本來，蔣女士想過找孩子的任課老師補課，但被拒絕了，“在職教師不讓補課，老師不收，所以只能到外面找機構的老師了。”
取消機構，能降低補課的焦慮嗎？兩位家長都搖頭。袁女士認為，取消機構，不等於所有孩子都不補課了，“你不補，別人也要想辦法找人補，你坐得住？”蔣女士則覺得取消機構也不現實，“像我家這種情況，孩子不是學霸，本身存在補習需求，如果機構全部取消了，孩子就註定物理只能差到底嗎？”
機構老師：“製造焦慮肯定不對，但市場規律也該尊重”
張老師在成都某機構教語文，她認為，確實有一些同行通過製造焦慮吸引家長報班，但是這不能代表整個行業。“從我接觸的家長來看，大部分其實是很理智的，都是因為孩子有補習需求，才找到機構週末繼續充電……沒有外面説的那麼誇張，家長也不是傻子”。
那家長選擇補習的最主要原因是什麼呢？張老師認為，還是在於升學本身的壓力。她分學段講了幾個例子，“比如小學五六年級的，家長擔心初中跟不上，所以想要把基礎打牢”，中學的補課佔比就更高，“初中的要奮戰中考，高中的要奮戰高考，這兩個階段都是看分數，所以家長都很重視，普遍都是以補差為主。”
目前社會上對培訓機構看法不一，有家長認為，販賣“焦慮”是機構的核心銷售技巧。張老師説，自己也經常在網上看到類似的一些説法，她認為，培訓機構在做教育，但也得做生意，“家長有教育服務的需求，我們提供了這種服務，因此收取合理範圍內的報酬，這怎麼就成了壓榨家長血汗錢呢？房租、人力這些都是成本啊，（機構搞培訓服務）總不能違背商業的底層運行邏輯吧。”
張老師認為，只要不是虛假宣傳、師資混亂或者誘騙報名，合理合法的培訓服務不應該受到太多指責，“行業亂象我們也支持整頓，但是要一刀切取消這個行業，這顯然沒有結合家長們的現實需求。”
機構負責人：消滅機構顯然不能治焦慮之本，社會人才評價體系還不完善
家長的教育焦慮，到底緣何而起？這個鍋讓機構來背，到底冤不冤？
在線一對一頭部企業輕輕教育副總裁于波告訴記者，他身邊確實不乏教育焦慮的家長，“孩子每個階段他們都在操心，焦慮是個很普遍的現象。”
但是，焦慮由何而來？于波也在思考這個問題。在他的記憶裏，50、60年前，大家不覺得孩子必須上大學；哪怕在80、90年代，藍領工人也被視為一份不錯的工作；但現在，很多家長覺得，孩子上不了大學、考不上985，人生就沒希望了，“整個社會的評價體系近幾十年發生了巨大變化，社會更關注孩子教育，家長們都一個勁兒往前衝，羣體焦慮迅速蔓延。歸根結底，人們期望提高，但對人才的評價體系還不完善。”
其中，家長送孩子上各種各樣的補習班，已成為教育焦慮的一大直觀體現。但是，在於波看來，對於機構的看法，不能偏頗地一概而論，在看到行業亂象的同時，也應該看到其積極的一面。培訓機構發展了30年，已成為校內教學的一大補充，“在擇優錄取不變的標準下，很難説培訓機構就應該被取消或是被取代，畢竟，不能否認的現實是，也有很多孩子在培訓機構得到了更多的關注和認可，在學習和生活上也更加自信。”
因此，于波認為，消滅培訓機構不能治焦慮之“本”，“要想遏制蔓延的焦慮情緒，就需要破除唯分數論，建立更多元的人才評價體系，不再以‘分數’來評判人才。”
專家：培訓機構亂象不同於培訓熱，制度改革才是根本
今年兩會，多位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聚焦教育，提到了培訓機構目前存在的虛假宣傳、“燒錢”營銷、惡性競爭、製造教育焦慮等亂象，甚至提出了“徹底取締校外培訓機構”的建議，該提議獲得部分家長支持，但更多家長表示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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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滅培訓機構，就能緩解教育焦慮嗎？
21世紀教育學院院長熊丙奇表示，家長支持徹底取締校外培訓機構，不過是情緒化表達。培訓機構的亂象，和培訓熱是不同範疇的問題，“不能把培訓熱的原因也都推給校外教育培訓機構，以為取締掉培訓機構，學生的負擔就減輕了。”
説到底，教育培訓業是合法的產業，合法的教育培訓也繳納税收，解決大批從業者的就業問題。
那麼，如果焦慮的根源不在機構，又在哪裏呢？
熊丙奇認為，培訓機構是滿足培訓需求而產生的，雖然各大機構的營銷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家長焦慮情緒，但只要培訓需求存在，培訓機構就“消滅不了”。
同時，教育焦慮與培訓需求旺盛主要源於以下兩個方面：一是中高考單一的分數評價體系，導致基礎教育嚴重應試化、競技化，家長送孩子去培訓機構，是想提高孩子的競爭能力，所謂“提高一分，幹掉千人”；二是學校教育無法滿足學生的個性化需求，尤其是近年來存在“校內減負”的片面減負問題，結果卻是“校外增負”，讓培訓機構的生意更加火爆。
緩解教育焦慮，何處是出路？
熊丙奇表示，若想治理培訓熱，制度改革是根本。在現有考核模式下，課外輔導和培訓已然成為中小學生剛需，熱度不會因叫停而降温，“建議教育部門要從抓公立學校老師教學效果，改革考試製度來着手解決，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其次，同步提高學校教育質量，着力改革教育評價體系、提高學校教育質量、讓學校教育履行更多教育職責，引導家長減少培訓的需求。比如最近教育部提出的推進課後服務全覆蓋，讓小學生在學校裏就完成當天的作業。
此外，對於培訓機構的治理，主要應着力合法、規範經營。目前來看，對於教育培訓機構存在的亂象，相關部門接下來必然會啓動嚴肅的整頓、治理程序，“雖然整頓、治理不是要關停所有教育培訓機構，而是要讓培訓機構規範有序發展，但需要提醒的是，教育培訓機構自己也要反思經營理念，調整經營方式，這將決定教育培訓業的未來。”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成都商報教育發佈”（ID：cdsbjyfb），作者李宇欣。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芥末堆立場，轉載請聯繫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