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革命是現代政治史的開端，他的爆發充分為我們展示了物極必反和木強則折的道理。國王加強專制的行為固然加強了自己的權勢，但也為舊制度的覆亡埋下了伏筆。
舊制度掃清了一切地方實力派和中間組織，讓國王與人民之間再無中間機構，國王既掌握所有權力，也承擔一切責任，國民的一切福祉一切罪惡都與國王有關。舊制度還讓整個國家的國民高度相似，曾經方言不同、習俗不同、地方制度不同的各地人民在集權化的過程中淪為極為相似的複製品，所有的國民都有相同的語言和思維，這種同質性為大革命的成功奠定了基礎。
當曾經強大無比的舊制度因為財政崩潰而陷入困境時，他的虛弱暴露無遺，長期積壓的矛盾在此刻集中爆發，最終徹底埋葬了路易十六和等級制度，那些舊制度下的受益者，在大革命中如檣櫓般灰飛煙滅，在1789年以前，王室教士貴族們恐怕做夢也想不到，僅僅2年後，他們的一切榮華富貴都將被他們輕視的第三等級焚為灰燼。
一、專制制度讓國王的責任無從推諉
在托克維爾看來，專制制度的鼎盛不僅沒能避免大革命，反而掃清了大革命的障礙，原因是專制清除了所有中間組織，讓中央政府成為一切錯誤的責任人。
經過路易十三、路易十四兩代君主的集權，法國的專制到達了頂峯，國王為了擴充自己的權力消滅了所有地方勢力和中間組織，他剝奪貴族們的地方實權，將他們拘禁在巴黎的凡爾賽宮，讓曾經戎馬的貴族成為為國王端茶倒水的僕從。
國王還先後制服了教士階層和高等法院，此前，羅馬教會一直對法國的宗教事務有干預權，但是在路易十三、十四的努力下，國王完全控制了法國的宗教事務，法國的主教不再由教皇決定，而由國王任命，為了統一思想，路易十四還大肆迫害新教徒，導致25萬新教徒離開法國，教會徹底成為法國國王進行思想統治的工具。
在國王絕對的權力下，貴族被軟禁、教會被馴服，高等法院形同虛設，三級會議再也沒有開啓，整個法國似乎完全臣服在國王的腳下。法國由此變成了一個絕對專制的國家，在這個國家，全國都被國王的任命的總督所統治，沒有地方和人民敢違抗國王的命令。
專制到達了頂峯，但托克維爾卻認為這種過度的專制不僅沒有維持舊制度，反而加速了他的滅亡。
舊制度清除了地方貴族和中間組織，掃清了國王和人民之間所有的障礙，國王和人民直接接觸，國王直接對人民負責，這固然增加了國王的權勢，但他也增加了國王的風險，此前由中間組織擔負的風險此時全都轉移到了國王身上。
在以前貴族掌握地方權力時，一旦發生饑荒或者瘟疫，人民只會責怪貴族管理不善，而不會歸咎於遠在天邊的國王，以前貴族負責地方的管理和司法審判，人民的一切怒火都由他們承擔，正因這種分擔，法國才沒有足以推翻王權的全國革命，但是一旦地方實力派被消滅，中央直接承擔地方的具體管理，那麼一切錯誤就都和中央相關。
在絕對專制下，地方官由國王任命，代表國王意志，任何一個地方官的行為都能被上升到對國王，對整個專制制度的質疑，正如托克維爾所説，舊制度下，法國人依賴政府但也埋怨政府，甚至完全不相干的事，比如天氣不好，也是政府的錯，總之，一切一切都是政府的責任。
二、專制讓所有國民如此的相似，階級成為唯一差別
專制制度的另一個後果就是讓國民的同質性急劇增加，讓國民除了階級之外再無差別。整個法國的國民如此相似，以至於他們會為同一事件而慷慨激昂，這種同質性奠定了大革命的基礎。
專制制度的一大功效就是讓所有的國民高度相似，在路易十三之前，法國各地擁有不同的方言、習俗和地方政治制度，每個地方由貴族統治，人民各不相同，但是專制要求所有的國民説一種語言，用一種制度，有一種思想。而這個標杆就是巴黎，巴黎成了全法國的模範，全國公民都要學習巴黎的思想和精神。
正如托克維爾所説：“巴黎越發成為法蘭西唯一的導師，最終使所有人具有同樣的精神和一致的舉止，教育和生活方式讓貴族和有產者除了身份之外具有無數的相似之處。”
統一的國民教育，統一的政治制度，一切向巴黎看齊的思想精神終於讓全法國人除了階級之外再無大的差異，正如托克維爾總結的：“政治自由能在公民之間建立必要的聯繫而不會讓他們變得一模一樣，而專制久而久之帶來的必然結果永遠是人與人之間毫無差異但卻連自己的命運都互不關心。”
但這種冷漠被證明只是暫時的，當法國大革命席捲而來時，巴黎的狂熱瞬間蔓延到了全國，所有的法國人都參與到了這一風暴之中。
三、革命發生在財政緊張、專制鬆動的時候
儘管國王的專制為法國大革命掃清了障礙，但若沒有專制自身的危機，則大革命還是難以爆發，對於專制制度最大的危機就是財政問題，由於君主的揮霍無度，法國在頻繁的擴張中累積了大批債務，財政困境逼迫國王對貴族、教士等食利階層徵税，從而引發了食利階層和第三等級的共同反對。
專制下，很難對國王花錢的慾望進行限制。路易十四時期窮兵黷武，死時留下了25億裏弗爾的國債，而路易十六不但不節省開支，反而為了虛榮支持北美獨立戰爭，導致法國又欠下了20億裏弗爾的債務，到1789年，國債已接近50億裏弗爾，國家近乎破產。
這種困境下，國王企圖免除貴族、教士的免税特權，但遭到巨大的抵抗，國王便尋求三級會議利用第三等級的力量壓制食利階層，但最終的結果卻是三個等級聯合了起來共同攻擊國王，終結了國王的統治。
路易十六時期，因為財政的緊張，國王的控制力大不如前，社會矛盾頻頻爆發，而路易十六本身也是個仁慈的君主，這兩個原因最終使得革命不可避免。惡變少了，但惡的感覺更明顯了，正因為舊制度弱化了，剩下的那部分才令人厭惡。
1789年，長期積壓的矛盾終於集中爆發，而國王發現絕對專制下再無任何貴族、任何中間組織可以為他分憂，而拮据的財政也讓他的控制力大不如前，國王發現，他固然擁有權力但也沒有退路，他的一絲失誤都可能導致自我的毀滅。
法國大革命充分證明專制既強大也脆弱，他讓小的社會運動無處可容，卻為大革命的爆發掃清了障礙，而美國的體制則是中小社會運動不斷，但讓大革命成為不可能，美國的分權將聯邦的責任甩給地方，多元化則讓國民差異甚大，不可能形成合力（這固然極大降低了效率，但也預防了風險），如果説法國的專制是堤壩，則美國的體制是大禹治水。
路易十四怎麼也不會想到，他對權勢的慾望最終間接埋葬了自己的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