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歷朝“大案”裏，爆發於明朝洪武二十六年（1393）的“藍玉案”，公認是極度血腥殘忍的一樁。
如此殘殺，也叫後世不少“野史粉”憤憤不平：曾經橫掃漠北，在捕魚兒海“團滅”北元的大將軍藍玉，怎麼就這麼乖乖坐以待斃呢？難道就不能扯旗造反，和“濫殺功臣”的朱元璋真拼一場？
其實，這事兒藍玉早想到了，他還真打算“搏一搏”：早在洪武二十五年（1392）八月時，他就把曹震、朱壽、何榮等親信叫到自己私宅密謀，打算在次年二月二十五日正式造反，打算到時候糾集“二三百貼身好漢”發起突襲，一口氣篡奪大明江山。誰知還沒動手，就被朱元璋逮進了牢裏，其同夥也一個個落網，先前的“造反計劃”也被錄了口供，編入了記錄藍玉“造反罪狀”的《逆臣錄》裏。
但如此“造反計劃”，也叫多少“野史迷”們連呼不信：藍玉可是手握重兵的明朝大將軍，還創造了中國古代戰爭史上經典的“捕魚兒海奇蹟”。這麼一個戰神級人物，造個反竟然只能湊二三百人？計劃也這麼簡單粗暴？但事實上，在朱元璋在位時造個反，能湊個兩三百人，確實已經很不容易了！
“藍玉案”發生時的洪武二十六年，正是明王朝的“衞所制度”日益成熟的年代，大明全國的一百二十萬軍隊，被劃為了內外三百二十九個衞所，每個衞所都配有專門的屯田。以朱元璋的話説“吾京師養兵百萬，要令不費百姓一粒米”。軍隊的經濟命脈，牢牢由明王朝掌控。
而“衞所制”下，明王朝的“統兵”“帶兵”，也是有嚴格的制度：五軍都督府統領天下衞所，彼此還不相統屬，調兵的權力卻在兵部，沒有兵部的命令，就算你是大將軍，一個兵也別想調得動。所以當年“老相國”李善長找信國公湯和借三百個兵蓋房子，湯和愣是一個兵沒敢借——不是捨不得借，而是大明制度在這兒，借不得！
那麼問題來了，哪怕此時勳貴裏最兇悍的“戰神”藍玉，都能被朱元璋輕鬆拿捏，為何朱元璋還不依不饒，非要以屠戮上萬的代價，把這羣“勳貴”往死裏治呢？
第一個原因，就是藍玉的“作”。以軍事能力説，戰功累累的藍玉足以與徐達李文忠等“明初老牌名將”比肩。但以日常表現説，比起低調做人的徐達李文忠們，藍玉卻是長期高調：平日就經常侵佔民田，日常的起居物品都用金銀器，屬於嚴重“違制”，身邊養着幾百個奴僕，各個如狼似虎。而在立下“捕魚兒海大捷”後，藍玉更是“作事兒”辦了一筐：回師的時候路過喜峯口，因為嫌當地小兵“開門”慢，竟直接破關而入……
而與藍玉一樣令朱元璋忌憚的，更是藍玉背後的“淮西勳貴”勢力。
作為明朝開國的“從龍功臣”，洪武年間的“淮西勳貴”們，很快發展成了強大的勢力。勳貴“違制”“違法”早就是常事。雖然經過胡惟庸案，大批“淮西勳貴”們獲罪被殺。但藍玉、傅友德、馮勝、王弼等手握重兵的名將們，卻依然風頭正盛。雖然在明初的軍事體制下，他們縱是“手握重兵”也掀不起風浪，可朱元璋想到的，恰恰是自己的身後事。
幾位“倖存”勳貴的“逃生過程”，更體現出了朱元璋的算盤：“一個兵都不借給李善長”的湯和，主動請求“退休還鄉”，朱元璋不但給他在鳳陽老家蓋了大宅子，還送來大筆黃金白銀做禮物。武定侯郭英和曹國公李景隆，也是連忙交出自家名下的宅院和佃户。這幾位，也都在“藍玉案”裏一切平安。
值得一提的還有郭德成。這位朱元璋的“親舅子”，開國後啥官都不要，就只求天天有酒喝，還常陪朱元璋喝酒。“藍玉案”發生後，郭德成更是乾脆剃了光頭穿上袈裟，天天縱酒狂歌。就以這“放蕩不羈愛自由”的方式，落得“以功名終”。《皇明傳信錄》裏也記載，對郭德成這“愛自由”的做派，朱元璋也曾感慨：人人都像郭德成這樣，我就能少動大刑了。
不過，饒是朱元璋算盤打得再精，他也絕想不到，到了明朝亡國前後，這些被“廢了武功”，且享受了明朝近三個世紀“國恩”的勳貴們，會是怎樣的表現。
先説崇禎年間：面對明王朝內外交困的歲月，急紅了眼的崇禎皇帝，也把中興大明的希望寄託在勳貴們身上，比如定國公徐允禎就“掌左軍都督府”，成國公朱純臣“兼領天子之禁軍”，襄城伯李國楨“提督京營”，一個個都位高權重。可這羣蜜罐里長大的“勳貴”們，又哪有半點祖先的英風？除了藉機發國難財，就是“縱兵肆掠”，貢獻基本是負數。待到李自成攻打北京時，深受崇禎信任的李國楨更帶頭賣身投靠，亮瞎了多少大臣的眼。
對這幫“勳貴”們，李自成農民軍也沒客氣，以《後鑑錄》的統計，李自成在北京“追贓”了七千萬兩白銀，其中三分之一都是包括勳貴在內的“侯家”們“貢獻”的，可見這幫人雖然“廢了武功”，卻一直沒少當蛀蟲。對“投降很積極”的李國楨，李自成也毫不客氣。發出了一段鞭辟入裏的怒罵：“汝受天子重任，寵逾於百僚，義不可負國恩。既不能堅守，又不能死節，靦顏受縛，意將何求？”
如果朱元璋泉下有知，聽到這段罵聲，不知會作何感想——他生前千防萬防的勳貴們，就以這墮落加速度的方式，成了明朝滅亡時，一羣貽笑千古的蛀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