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第一代大學生；量化調查；學生髮展
隨着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從2003年的17%增長到2018年的48.1%，我國即將從高等教育大眾化進入普及化階段。從整體而言，適齡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高於其父輩。這意味着越來越多的家庭培養出第一個大學生。根據國內已有研究，家庭第一代大學生（即父母學歷均在高中及以下）在高校所佔比例為46.8%到75%之間。他們不僅承載着家庭跨代向上流動的希望，加強了高校學生構成的多元性與異質性，也體現了促進高等教育公平的政策導向。尤其是2012年以來高校面向貧困地區定向招生專項計劃實施之後，這種政策傾斜增加了家庭第一代大學生的升學機會，也反映出該羣體的構成多為來自貧困地區的農村生源。在微觀家庭文化氛圍與宏觀城鄉社會經濟的雙重差異疊加之下，他們在校期間的學業表現如何？專業能力與核心能力是否得到提升？對就讀院校與所修專業能否認同？他們在這些方面的發展與其他學生羣體（即父母接受過高等教育的非第一代大學生）相比有無差異？本研究基於2019年《中國本科教與學調查China College Teaching & Learning Survey（CCTL）》的4461份在校生問卷，對上述問題進行分析與探討。
一、文獻述評
家庭第一代大學生的文獻可追溯到阿達奇（Adachi, F.）1979年完成但未發表的論文《第一代大學生人羣分析（高等教育的一個新概念）》。相關實證研究始於比爾森（Billson, J.M.）與特里（Terry, M.B.）1982年對美國兩所文理學院701名輟學生（含轉學生）的問卷調查。國內外學者對此概念內涵並無歧義。家庭第一代大學生指父母均未受過高等教育的本科生羣體。然而國外文獻對這一概念的操作定義存在分歧：高等教育指四年制本科還是學制更短的社區學院或職業學院？父母大學肄業如何處理？父母獲得更高的研究生學位有無影響？兄弟姐妹裏出現的大學生是否考慮在內？其他非直系親屬裏受過高等教育是否也應包括在內？相比之下，國內學者對該概念的界定更為清晰且一致：家庭第一代大學生指父母雙方的學歷均在高中（含中專）及以下；非第一代大學生包括父母一方或雙方的學歷為專科、本科或研究生。
家庭第一代大學生研究背後隱含的邏輯在於父母的教育經歷除了影響父母職業以及家庭收入之外，還影響到他們對高等教育的價值判斷以及為子女的升學指導、專業選擇等給予的各種支持，甚至潛移默化地影響到子女從閲讀、寫作、藝術欣賞等文化活動裏獲得的樂趣。換言之，家庭第一代大學生是由研究者在圍繞教育公平的多重差異下主觀選擇的一個切入角度或觀察焦點。與之對應的實證依據在於即使控制學生的性別、年齡、父母職業、家庭收入、高考分數等背景變量之後，家庭第一代大學生與非第一代大學生仍然存在顯著差異。已有文獻表明背景變量的選擇存在國情差異。（見表1）基於從1986年到2017年的450篇學術論文，美國學者對家庭第一代大學生的研究主要控制學生的種族、母語等變量；國內學者則根據本土情境考慮到學生的户籍所在地以及是否就讀重點高中等特點。
國情差異不僅體現在背景變量的選擇，還反映在國內外學者關注的結果變量。2001年美國教育統計中心（NCES）估算大一結束時的整體輟學率接近25%；其中家庭第一代大學生的輟學率高達50%。針對該現象，國外對家庭第一代大學生的相關實證研究有以下特點。①聚焦本科輟學並分析其背後原因。大多數研究以是否輟學為結果變量，僅有少數學者關注學生在知識（如數學或閲讀）、能力（如批判性思維）以及態度（如對學校的整體滿意度）上的發展指標。②側重於從高中到大學過渡的關鍵時期即大一。該過渡階段可向前延伸到升學時的學校或專業選擇。③通常與校園裏的種族歧視、多元文化等結合起來分析，如有研究發現家庭第一代大學生傾向於選擇對少數族裔更為友好的高校。整體而言，上述國外研究發現的家庭第一代大學生具有相似的行為模式：較少住校、較少參與學校社團、與教師較少互動、在校外打工時間較長，並且最好的朋友也多在校外。目前關於家庭第一代大學生輟學的根本原因尚存分歧：部分學者認為是學業挑戰，如績點偏低；另一部分學者則歸因於社交融入困難，他們發現家庭第一代大學生在校園裏成為相對疏離的“局外人（outsider）”乃至遭遇歧視。
國內學者針對本土研究對象的特徵對分析思路做出相應調整。①他們更為關注家庭第一代大學生的在校經歷與能力提升，而非輟學原因；②覆蓋從大一到大四的所有年級；③考慮到生源所在地的城鄉差異等基本國情。對比國內外研究發現可知，家庭第一代大學生的在校行為與能力增值具有共性：參與師生互動較少，參與各項課外活動也較少；入校時各項能力（如學術研究、信息技術等）的起點較低但進步顯著高於非第一代大學生。值得注意的是，家庭第一代大學生在個別能力（如寫作、文藝欣賞等）上存在的“短板”難以在大學期間彌補，這種缺憾反映了來自家庭的氛圍薰陶與長期的習慣養成。除此之外，國內學者根據自己的研究興趣以及數據特點進行拓展，包括升學意願、師生互動、學術研究以及參與擴展性學習活動。
國內外已有文獻為本研究的設計在概念界定、背景變量選取等操作上提供了依據，也指出了進一步探索的方向。從結果變量來看，筆者關注家庭第一代大學生入校之後在學業表現、能力提升以及態度認同這三個維度上的發展，這不同於國外學者聚焦的本科輟學現象，也比國內現有研究涉及的學習經歷或能力增值更為豐富。從數據代表性來看，國內已有研究多侷限於個別高校或某一地區，僅有的一項基於全國調查數據的研究側重於家庭第一代大學生在校期間各項活動的參與行為，其缺憾在於未能反映該羣體在學業等方面的表現。從理論拓展來看，家庭第一代大學生的概念本土化除了結合城鄉差異、高考成績等進行綜合考量，還需從本質上思考其作用機制。如有學者發現家庭第一代大學生在高中期間未能養成向老師請教或求助的習慣，所以從大學裏的師生互動也難以獲益。可見家庭第一代大學生行為模式下的心理驅動遠比想象中的複雜，亟需找到新的實證依據並展開更為深入的探討。
二、研究設計
（一）數據與樣本
本研究的數據來自2019年《中國本科教與學調查（CCTL）》。該調查邀請在校大學生完成電子問卷。答題邀請共覆蓋43所高校的8600名在校生。實際回收的答題數量為6027份，回收率為70.08%；經過審核的有效問卷為4461份，即有效率為74.02%。
從人口學背景變量來看，這次調研的樣本在城鄉分佈以及家庭背景方面具有全國代表性。（見表2）根據已有文獻裏對“農村”的界定“指縣城以下的廣大地區，包括建制鎮、一般鄉鎮、村莊及其所管轄的行政區域”。本次調研把户籍所在地行政區域劃分為農村與鄉鎮的學生定義為農村生源。兩者在樣本里佔比之和為34.63%，該比例與之前研究估算的2019年鄉村人口在大學階段的比例（36.16%）基本持平。從父母學歷來看，雙方受教育程度均在高中（含中專）及以下的樣本佔比為67.25%。
（二）主要變量
結果變量是學生從學業表現、綜合能力以及態度認同這三個維度自我報告的成長髮展。從操作性定義來看，學業表現包括掛科數、專業排名以及獲得的獎學金這三項指標。學生自我報告的在校期間掛科數Fail為刪除特異值（即大於10）的連續變量。學生按學習成績在專業的平均排名為從1（“前10%以內”）到6（“80%以外”）的等級變量。學生在大學期間獲得的獎學金級別為取值從0（“未獲得”）到4（“國家級”）的等級變量。綜合能力則是學生針對三項專業能力（專業基礎知識、學科前沿成果以及實踐操作能力）與五項核心素養（良好的口頭/書面表達、信息素養、批判性思維、問題解決能力以及對未來的規劃）在校期間獲得的提升進行自我評價。評價的取值範圍都是從0（“毫無提升”）到4（“很大提升”）的等級變量。學生對所在社區的認同程度通過學校推薦度與專業推薦度這兩個從1（“強烈不推薦”）到5（“強烈推薦”）的等級變量採集信息。
問題變量是根據户籍所在地與父母學歷把學生劃分為三類羣體的一組虛擬變量：農村家庭第一代大學生是父母受教育程度均在高中（含中專）及以下的農村生源；城市家庭第一代大學生是父母受教育程度均在高中（含中專）及以下的城市生源；參照對象則為父母至少有一方學歷在專科及以上的非第一代大學生。這三類學生羣體的樣本數分別為2241、759以及1461，對應的佔比為50%、17%以及33%。相關的描述統計詳見表3。
（三）研究假設
通過構建的迴歸模型（因變量Outcomei包括學生自我報告的學業表現、能力提升以及態度認同），本研究檢驗以下具體假設：
假設1：農村家庭第一代大學生在本科期間的學業、能力以及態度上的成長都顯著低於非第一代大學生；即迴歸係數β1為負且顯著。
假設2：城市家庭第一代大學生的在校表現儘管不及非第一代大學生，但優於農村家庭第一代大學生，即迴歸係數β1 <β2<0，表示對應的迴歸係數β2代表的顯著負效應小於β1。< p>
假設3：模型裏的控制變量X包括性別、高考分數、就讀年級、學科門類以及就讀學校。本研究分別假設女性、高考分數較低、大一新生、文科以及非“雙一流”建設的地方高校學生羣體在學業、能力以及態度這三個維度上的成長較少，即[迴歸係數βj都為負且顯著。
三、數據分析結果
（一）描述統計
基於三類羣體結果變量的均值比較，（見表3）初步結論如下：從學業表現來看，農村家庭第一代大學生在專業排名上與非第一代大學生不相上下，獎學金級別略高但是掛科數墊底；城市家庭第一代大學生的學業表現最好，掛科數最少，專業排名最為靠前，獎學金級別也最高。從能力提升來看，無論是專業能力還是核心素養，農村家庭第一代大學生自我報告的能力提升都與其餘學生差距明顯；城市家庭第一代大學生與非第一代大學生則在能力提升上相差無幾，甚至在動手操作與批判思維這兩項上還略有反超。從態度認同來看，農村家庭第一代大學生對院校與專業的推薦度都在三類羣體里居中；城市家庭第一代大學生在這兩項上的均值卻都明顯偏低。由於性別、高考成績、年級、學科等背景變量都會直接或間接影響到家庭第一代大學生入校之後的成長。單憑均值比較這樣的描述統計無法反映複雜機制，也不能推廣到樣本之外的人羣，因此需要構建迴歸模型來對研究假設進一步檢驗。
（二）迴歸結果
控制高考分數等背景變量之後，無論是來自農村還是城市的家庭第一代大學生，在通過高考進入大學之後的學業表現都與非第一代大學生沒有顯著差異。（見表4）換而言之，樣本里這三類學生羣體自我報告的本科期間掛科數、專業排名以及獎學金獲得情況存在的差異不具備統計意義。
需要注意其他與本科學業表現顯著關聯的人口學與教育學變量。①性別差異突出，這與之前文獻的結論一致，即女生在各項學業指標上的表現均優於男生。②高考成績對本科學業表現具有顯著預測作用。高考分數越高，學生本科期間的掛科數越少，專業排名越靠前，獲得的獎學金級別也越高。③年級差異明顯。原因主要在於對應的調查問題是讓學生報告入學以來的掛科數、獲獎情況等。大一新生累積的選課數量以及參與的評獎機會都少於高年級學生。④學科差異也不容忽視。相對於文科而言，理工科學生的掛科數較多，這從側面反映了不同學科在考核方式與考核難度上的差異。理工科通過解題或動手操作來考核學生的方式，較文科的口頭報告或書面論文而言更為硬性。⑤院校差異主要體現在“雙一流”建設高校，其本科生在掛科數與獎學金獲得情況這兩項指標上的表現顯著優於非“雙一流”建設高校的學生。
無論是專業能力層面的基礎知識、學科前沿或者實踐操作，還是核心能力層面的溝通表達、信息素養、批判性思維、問題解決或者未來規劃，來自農村的家庭第一代大學生在八項能力上自我感知到的提升都低於其餘學生。（見表5）同為家庭第一代大學生，城市生源卻並未報告在上述任何能力上與非第一代大學生的顯著差異。可見大學經歷帶來的能力提升有可能取決於學生所處的宏觀城鄉二元化背景而非他們成長的微觀家庭環境。城市家庭第一代大學生是否更加善於運用學校提供的支持系統（如導師、輔導員、社團等）來彌補家庭資源的不足？農村家庭第一代大學生是否在自我評價並報告各方面的成長時更加保守？這兩類羣體在求助行為、自我效能等各方面的差異需要進一步探討。
其他背景變量有助於我們理解本科生綜合能力提升背後的複雜影響機制。性別差異依然存在但方向相反。在學業表現上各項領先的女生在信息素養與批判性思維這兩項核心能力上的提升均顯著少於男生。學科差異需要針對不同的能力加以區分：理工科的學生在實踐操作方面優於文科生；理科生對專業基礎知識與學科前沿的掌握也優於文科生；與文科相比，工科生的溝通表達與批判性思維尚有提升空間。年級差異集中在大四。大四學生在信息素養、批判思維以及未來規劃這三項核心能力上的成長都顯著超過大一新生。這體現了本科人才培養從“入口”到“出口”的能力增值。院校差異也值得關注：一流大學建設高校對學生能力提升的效應在專業能力與核心能力（如信息素養與問題解決）這兩方面均顯著；一流學科建設高校在專業能力培養上優於其他非“雙一流”建設的高校，但兩者在核心能力培養上並無顯著差異。這從側面反映出一流大學建設高校在人才培養上“兩手硬”，既重視以傳授專業知識為主的顯性教學，也不放鬆提升各種可遷移的核心能力（如溝通、規劃）的隱性課程。
學校推薦度與專業推薦度反映了本科生在校期間對所在社區的認同度與歸屬感，這可從另一個角度來側面體現學生的心理發展。表6的迴歸結果表明，家庭第一代大學生對所修專業的推薦度顯著低於非第一代大學生。這與之前文獻的結論一致，高中階段的升學及職業規劃是家庭第一代大學生無法從家裏獲得的支持，這會導致他們難以在高考志願填報時選擇自己足夠了解或真正滿意的專業。
其他影響院校推薦度或專業推薦度的背景變量也值得關注。以年級差異為例，與大一新生相比，大二與大三學生對就讀院校的推薦度均較低，大二至大四各年級學生對所修專業的推薦度都較低。這種院校與專業推薦度“雙低”現象背後的原因值得探討。另一個例子是院校的整體氛圍，就讀於一流大學建設高校的本科生對所讀院校與所修專業的推薦度“雙高”；就讀於一流學科建設高校的本科生在專業推薦度上與非“雙一流”建設高校並無顯著差距，這反映了增強本科生的專業認同度是一流學科建設高校尚需努力的一個方向。
四、結論探討
本研究的迴歸結果表明：在控制性別、高考分數等背景變量之後，家庭第一代大學生在各項學業指標上（掛科數、專業排名、獎學金獲得情況）與非第一代大學生並無差異；來自農村的家庭第一代大學生在專業能力與核心能力上自我報告的提升均不及其餘學生羣體；家庭第一代大學生向親戚朋友推薦自己所選專業的意願顯著低於非第一代大學生。上述發現有助於高校根據該學生羣體的特徵與需求來設計與開展有針對性的幫扶工作。
1. 招生環節側重為家庭第一代大學生的專業選擇提供指導。本研究的發現從側面呼應了已有文獻對該羣體升學選擇的研究。非經濟因素（如父母學歷）對升學需求的覺醒與相關信息的採集會產生大於經濟因素（如家庭收入）的影響。家庭第一代大學生在高中階段的升學及職業規劃難以獲得父母的直接指導與其他協助。尤其在招生改革新舉措出台較為頻繁的時代背景下，未受過高等教育的父母更難以洞察政策走向、獲取可靠信息並指導志願填報。因此家庭第一代大學生可作為高校開展招生宣傳與答疑的重點對象。如果該羣體在入校之後對最初專業選擇不滿意，高校還可密切關注併為其提供二次選擇（轉專業）、輔修、雙學位等多路徑支持。
2. 加強農村生源大學生的心理建設，讓他們能夠從原生家庭與成長環境裏汲取不斷進取的力量。由於面臨從中學到大學、從鄉土到都市的雙重過渡，來自農村的家庭第一代大學生面臨更大的挑戰。本研究表明在控制高考分數與其他背景變量之後，這種挑戰並非來自學業，而是該羣體自我感知並報告的各種能力。這從側面反映出對專業能力與核心能力進行理性且客觀的自我評價是農村生源亟需加強的心理建設。學生與原生家庭之間拉扯與牽掛的張力是探索方向之一。理想狀態下雙方能夠達成和解（如學生能夠理性且客觀地評價父母及其期待等）而非割裂或疏離。“斗室星空”等以家庭為單位展開的田野研究可為相關工作提供理論依據。國外對“獎學金孩子（即靠獎學金上大學的拉美裔貧困生）”的質性研究得出相似結論。圍繞農村家庭第一代大學生的個案訪談以及家庭田野調查可作為下一階段的研究重點，這將有助於揭示該羣體行為模式背後的複雜心理機制。
3. 通過夏令營、住宿安排等為家庭第一代大學生打造全方位的支持網絡。家庭背景與成長環境是個體無法選擇的先賦條件，成年之後的升學、求職等一系列行為卻可形成並影響後生的文化及社會資本。以從中學到大學的過渡為例，這種影響既取決於學生個體的應對態度，也取決於高校營造的校園環境（如是否讓大一學生在新的環境裏獲得自信心與被接納感）。在高考之後的暑假為已被錄取的“準大學生”開設夏令營是高校可嘗試的舉措之一。國內高校目前正式開展的此類夏令營較少，針對家庭第一代大學生特定需求的項目設計更少。另一項舉措是室友搭配的多元化與異質化。大多數學生都住校且在四年裏很少更換室友。室友之間的接觸時間與互動頻率遠高於學生與教師、行政人員或其他同學的交流。因此室友分配需考慮城鄉户籍、父母學歷以及其他背景因素的平衡。不能讓宿舍成為一個高校管理的“盲區”，而要通過住宿安排來優化同伴效應，為家庭第一代大學生打造“從課堂到課外活動再到宿舍氛圍”的全方位支持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