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重文輕武政策使士大夫階級不斷髮展壯大，當一個羣體的數量增多，與之相對應的其話語權也會隨之加強。而自古以來，君權與相權的矛盾換句話説也就是皇權與臣子間的權力就無法消弭，它們在各個方面互相制約，而宋代士大夫羣體在政治上對皇權的限制尤為明顯。在某種程度上，正因為他們的制約，促進了宋代社會的發展。
宋代士大夫階級的發展
1.宋代士大夫階級產生的時代背景
《宋史·太祖本紀》：“諸校露刃列於庭曰：‘諸軍無主，願策太尉為天子。’未及對，有以黃衣加太祖身，眾皆羅拜呼萬歲。”
而宋太祖趙匡胤原是唐末五代後周的太尉，在陳橋發生兵變之後黃袍加身登上皇位。
唐末五代時社會混亂，民不聊生，政權更迭頻繁，百姓自然對政府極其不信任。而此時，宋代朝廷想取得百姓的信任必然要修身養息，重用文臣，減少武力對百姓的威脅。既然要重用文臣，因此國家需要大量文臣來穩定政治朝綱，從而宋代士大夫階級孕育而生來順應時代的需要。
宋太祖本人便是爭奪兵權成功的一個典例，他害怕自己的統治過早破滅，因此他通過酒宴的形式，使跟隨他的武將交出兵權。
《宋史·石守信傳》：”帝曰：“人生駒過隙爾，不如多積金、市田宅以遺子孫，歌兒舞女以終天年。君臣之間無所猜嫌，不亦善乎。”守信謝曰：“陛下念及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病，乞解兵權，帝從之，皆以散官就第，賞賚甚厚。”
自趙匡胤杯酒釋兵權後，整個宋朝呈現出重文輕武的態勢。他吸取前朝的經驗加強對禁軍的管理，並且將調兵權與領兵權相分離，採取兵將分離政策和內外維和制度，使將權進一步削弱，從而加強中央集權和君主專制來維護統治。朝廷之中，除了武臣便是文臣，武臣的權利被不斷減少，自然而然，文臣的權利與數量不斷擴大，文臣便是士大夫，從而士大夫階級不斷髮展壯大。
2．宋代士大夫羣體的壯大
宋代時採用的是二府三司制度，二府指的是樞密院、政事堂，三司指的是度支、户部、鹽鐵，二府制的一個顯著特點是文武分權。
設“中書門下”掌握實權，但僅有民政權，又設政事堂為中央的行政機構。中書門下的長官行使宰相職權，相當於設宰相的同時又另設副宰相“參知政事”與宰相共同議政，使宰相不能專權。在宋代初期把軍事行將軍權從宰相的手中分出來，設立樞密院，掌握全國軍事。樞密院和宰相的政事堂並立共掌職權，號稱“二府”。
樞密使和宰相的職權平等，凡軍機要務，宰相無權過問。二個機構一文一武，互不干擾，分別向皇帝奏事。皇帝利用兩者之間的異同，直接控制軍權和政權，進一步加強了君主權利。二府三司制度雖然削弱了相權，加強了君權，但它有一個巨大的弊端就是造成了冗官現象，使後時期的宋朝經濟負擔加重，積貧積弱。
這弊端往後的事情姑且不提，回過神來，冗官現象的出現正為宋代士大夫羣體壯大提供了十分舒適的環境與條件。正因為朝廷需要大量的臣子相互制約，士大夫羣體才有了用武之地。從古至今，百姓便以讀書做官為榮，社會好學風氣盛行，從而士大夫羣體越發壯大。
3.宋代士大夫思想的大迸發
宋朝時為順應時代發展的需要，出現了一批新興的思想學家，為宋代理學家，如北宋五子，即邵雍、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南宋的朱熹和陸九淵等人。他們共同的特徵就是將儒教與佛教、道教等思想融合起來，來維護封建統治秩序。
他們都有着較強的社會責任感，無論是唯物派、客觀唯心派或主觀唯心派，都是“同植綱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發揚孔孟學説是他們的共同的志願,維護三綱五常是他們共同的思想核心,“存天理，滅人慾”、防止犯上作亂是他們共同的目標。
他們參政議政的意願強烈，宋代的皇帝大多願意聽取他人意見，所以即便是平民也可以議政。他們思想活躍，敢於發表任何言論，他們有着在這個寬鬆的歷史環境中所孕育出來的勇氣去抱怨不公，體現出社會責任感與自尊。而這些都是宋代士大夫參與政治的一種體現。
三、士大夫在政治生活中的表現
1.與皇帝共同治理天下
從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確立之後，君權與相權乃至於臣子的權利一直是一個無法消除的矛盾，有時君權過於強勢，有時卻又正好相反，他們互相制約卻在一定程度上又相互促進。宋代的士大夫有一個共同之處，他們極其富有社會責任感與歷史使命感。如蘇軾，他堅持自己認為對的，不顧當朝的權臣是誰，他想要的只有百姓安康，他是宋代一批有識之士的縮影。
宋代的士大夫在政治生活中的一方面的體現就是與皇帝共同治理着天下，在宋代，雖然是君主專制制度，但皇帝依然不能一人獨攬大權，一人決斷，在日常事務中，若皇帝的意見不被大部分羣臣同意依然無法實行。
但這種現象，不只是在宋代，在唐代聖明的君主也會如此，如唐太宗曾想要下令修繕洛陽的行宮，但那時有以張素玄為首的部分大臣極力反對，唐太宗也就放棄了。
可這種極為聖明的君主畢竟是少數，可在宋朝即便是君主不那麼聖明，但君主依然是要受牽制。如宋孝宗時期，宋孝宗在一段時間內獨攬大權。
在《宋史·徐誼傳》中“孝宗臨御久，事皆上決，執政惟奉旨而行，羣下多恐懼顧望。誼諫曰：“若是則人主日聖，人臣日愚，陛下誰與共功名乎？”及論樂制，誼對以“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上遽改容曰：“卿可謂不以官自惰矣。”
但士大夫羣體便勇於上言，不允許這種情況發生。
就連宋太祖也曾言“設科取士，本欲得賢以共治天下”宋代士大夫的歷史使命感在各個朝代是最為強盛的，也許是因為重文輕武的原因使士大夫羣體倍感受重視，也許是因為宋代理學的蓬勃發展各種思潮的迸發。
總之，宋代士大夫在政治上總在限制着皇帝的權力，與皇帝共治天下。這種現象在一定程度體現了宋代政治的民主化，天下不是一人所有，而是一人獨斷。當時的各種政策是在一羣人的反覆商議後所得出的那時便於更好地統治人民，維護社會穩定的最佳決定。而君主與大臣這兩個羣體，他們彼此交融，目的一致，利益一致，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2.君主對士大夫羣體的態度
從宋太祖建國之初，其對文人的態度都很友好，宋太祖以儒立國，宋仁宗“朕於士大夫無所負也。”宋高宗“朕學問安敢望士大夫！”等等。
甚至在宋朝還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就是不殺大臣以及言事官。在宋仁宗時期，宋仁宗願於納諫與聽取士大夫意見，有一次，宋仁宗與包拯談事，包拯説到激情處，竟將唾沫噴到了宋仁宗臉上，但宋仁宗並沒有怪罪於他。從這件事情的細微之處，便能看出宋代對士大夫羣體的包容性。
宋代士大夫他不同於以往的士大夫羣體，並不是皇權的一個附庸品，他們的意識強烈，情感充沛。對君主做的錯誤的地方，他們有着尖鋭的批評，對此尖鋭的批評，宋代的大部分君主仍然鼓勵進諫與直言。仁宗曾言“近世士大夫，方未達時，好指陳時事，及被進用則不然。是資言以進耳。”
宋朝君主對士大夫極高的包容性使士大夫們更加敢於直言進諫，從而產生了極強的社會效應，社會輿論導向不僅僅是偏向皇帝，在士大夫威望高的情況下輿論會導向士大夫羣體，從而對君主產生一種壓迫性和束縛，使皇權有了一部分的制約。
這種情況的出現，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宋朝的社會發展。宋代是我國古代人民最富足的一個時期，也是各種經濟體制、發明最蓬勃發展的一個時代。若在宋代敢於進諫的大臣碰上善於聽諫的皇帝，那便會創造一個盛世，就如宋仁宗時期一般，經濟繁榮，文學百花齊放，各種思想迸發，而百姓也在安居樂業。
3.神學對士大夫羣體在政治中的影響
從有了社會開始，中國先民就對神有着先天的敬畏。自然而然，中國的封建王朝也是如此。從西周時的敬天保民、君權神授到漢代時董仲舒的天人感應，中國古代王朝對神學都有着一種敬畏感。
而士大夫羣體自然也對此深信不疑，甚至利用此神學在更加地去勸導皇帝。他們不斷加強皇帝對上天的敬畏對神權的敬畏，使他們的勸導能被皇帝接受以達到他們的目的。他們將皇帝的品德與國家糧食是否豐收，有無惡劣天氣聯繫起來。
在現在看來，這些都是滑稽之談。但在那時，上至皇帝，下至百姓，幾乎每個人都對此深信不疑。士大夫們説“夫不言而信，天之道也。天於人君有告誡焉，示之以像。”以此，來督促君主勤政愛民，不失為一種好方法。
神學在宋代不只是一種古老的信仰更是一種士大夫用來約束皇權的工具。它使皇帝始終保持着對上天的一種敬畏之心，人有了敬畏之心就會善良一些。人若是失去了敬畏，他只會變得膽大妄為，更不要提做一位賢明的君主了。
總結
宋代的重文輕武政策促進士大夫階級的發展壯大，他們要求話語權的增強，從而使皇權的受到了制約。宋代士大夫階級具有主人翁的意識敢於直諫善用技巧，並且宋代君主對士大夫的態度較為友善，從而促使士大夫政治制約皇權。他們利用人民對神的敬畏，將神權加以利用，使皇帝產生敬畏之心。唐末五代與宋初的交匯點思想迸發，且宋代理學對士大夫階層忠君愛國的思想產生了巨大影響，使士大夫羣體敢於與皇權做鬥爭。在宋代士大夫對皇權的制約中，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宋代政治的發展，使宋代有了一兩個盛世階段。
參考文獻：
《宋史·郭申錫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