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縱論：教育“雙減”如何從“破”走到“立”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樊未晨 葉雨婷 張茜

　　今年年初，教育部提出2022年繼續把落實“雙減”作為學校工作的重中之重。眼下，“雙減”也是今年兩會代表委員關注度極高的話題。

　　前不久，教育部公佈的數據顯示，截至目前，原來的12.4萬個義務教育階段線下學科類培訓機構已經壓減到9728個，壓減率為92.14%；原來的263個線上校外培訓機構也壓縮到34個，壓減率為87.07%。中小學生的作業總量也得到了有效控制，在規定時間內完成書面作業的學生由“雙減”前的46%提高到90%以上。

　　但是，“減”並不是政策的終點。

　　“推進‘雙減’工作的實質是迴歸學校的育人本位，迴歸學生的全面發展。”全國政協委員、江西師範大學校長梅國平説。而這其中的關鍵在於，“提升校內教學保障能力，強化教育主陣地的育人質量。”全國政協委員、遼寧省政協副主席、民進遼寧省委會主委姜軍説，改革的推進中要破立結合。

　　在政策落實過程中，“雙減”最大考驗從校外轉到校內

　　當野蠻生長的校外培訓機構不能再用“製造焦慮、販賣焦慮”綁架學生和家長後，“雙減”政策落實過程中面臨的最大考驗從校外轉到了校內，如何讓學校教育真正滿足不同需求學生的需求，把學校教育真正“立”起來成為擺在所有學校面前的必答題。

　　“我現在很像一個地下工作者，”北方某城市一位小學一年級家長的鄒彤（化名）説。鄒彤是班級家委會成員，最近她經常接到老師發給她的一些作業資料，老師暗示鄒彤可以把這些資料轉給班裏的其他家長，還特意叮囑鄒彤不要向家長們透露資料的來源，“但是，沒過幾天家長們就猜到了這些作業是老師給的，因為第二天老師會講解這些題，雖然沒有強迫家長們一定要讓孩子完成，但是大部分家長拿到後都會自覺完成。”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在採訪中瞭解到，這種“表面減少，實際不變”的現象並不罕見。

　　“部分教師的教育教學觀念還比較落後，對於‘教學質量’理解過於狹窄，認為‘育人’就是‘育分’，擔心完全按照‘雙減’的要求去做會影響學生考試分數。”梅國平道出了這種現象背後的原因，而更深層次的原因則是教育功利主義痼疾。

　　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華中師範大學教授周洪宇説，當大多數中小學生的“成功”被以“高考分數”為標準進行界定時，中小學教師在“雙減”政策落實中就難以保持獨立自省的態度了，在揹負“成功者”期望的重擔中逐漸歸附教育功利主義。

　　減掉那些單純靠“刷題”就能取得好分數的題目

　　觀念亟須扭轉。作業是抓手。

　　北京市教委新聞發言人李奕在一次研討會上説，在調研中經常看到學校老師強調作業量已經減少到了過去的60%，“其實，我們更應該關注的是剩下的40%的作業是不是能夠承載起過去你100%甚至200%的作業量的效果，甚至是不是還能有提升？”

　　記者觀察到，在中央“雙減”政策中，提到“壓減作業總量和時長，減輕學生過重作業負擔”時共有5個段落，600餘字，但是明確的提到“減”的只有一個段落不足百字，剩下更大篇幅強調的都是如何增強設計、如何分層分組、如何通過作業更好的分析學情。

　　“雙減”之後的作業，核心不是“減”而是“增”和“提”，增加更科學的設計，提高作業的質量和水平。

　　而這也是“雙減”政策的初衷。“要通過‘雙減’倒逼教育改革和社會進步，通過教育的手段激發受教育者的‘潛力’，讓受教育者找到適合並擅長的領域，從事相關的工作和活動，而不是不加區別地把所有人培養成同一個類型。”姜軍説。

　　老師們其實已經意識到了問題的關鍵，只是改變還需要更多幫助。

　　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教育與社會發展研究院不久前剛剛完成的全國“雙減”成效調查報告中顯示，74.3%的教師表示，“雙減”後“作業設計要求更高了”。近五成教師認為，設計高質量作業面臨“作業素材與相關資源不夠”和“設計分層、彈性、個性化作業的能力不強”的困難。

　　為此，梅國平提出建議，要引導學校大力推進教育教學改革，創新探索個性化和多元教育，同時，鼓勵分層、彈性和個性化作業，建立作業設計評價機制，鼓勵教師佈置跨學科綜合性作業，培養學生創新思維。

　　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市政協科技教育委員會副主任胡衞則認為，對學生要綜合評價，不能只看考試分數，要德智體美勞五育並舉。

　　姜軍也同意這個觀點，他認為要摒棄單一評價標準的教育質量觀，真正以教育方針為指向，以德為先，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要積極推進中高考以及與之對應的招生錄取改革，改進考試方式，降低考試難度，減掉那些單純靠“刷題”就能取得好分數的題目，增加體現學生思考能力、實踐能力的題目。

　　把教師從繁重的日常事務中解脱出來，成為當務之急

　　只轉變觀念還不夠，還要把觀念變為每一堂課、每一次作業、每一個教育瞬間。而這個關鍵就在老師。

　　不久前，一位小學語文老師在朋友圈裏曬了她一天的時間表：上午第一節課聽課，9：00到12：00去市裏參加一個學習班，中午吃飯和休息用了半個小時，之後的12：30-1：30完成了線上家長會，之後繼續參加學習，匆忙趕回學校後填了一堆必須填的表，參加課後服務，組織學生放學後這位老師跟一個約好的老師談了話。下午6：30趕回家，火速做飯，兩個孩子吃上飯後，這位老師又跟兩個家長微信通話解決了一個當天發生的問題，匆忙吃過飯後寫家長會的總結，然後備課……

　　“別説讓我靜下心來搞教研了，就連陪孩子吃一頓完整的飯的時間都沒有。”這位老師説。

　　隨着“雙減”的推進，特別是學校普遍開展課後服務之後，更忙了、更累了成為很多老師的共識。

　　“教師是教育的第一資源，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必須保障教師職業生活的幸福和尊嚴。”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教育政策研究院執行院長張志勇説。

　　如何把教師從繁重、瑣粹的日常事務中解脱出來，成為當前的當務之急。

　　張志勇提出，要解決學校教師短缺問題，“要採取省級統籌、市級管理、城鄉協同的辦法，通過體制改革機制改革優化配置，解決我們城區教師的短缺問題。”

　　除了解決學校教師短缺問題之外，不少代表委員提出了各種建議。

　　姜軍認為可以通過招募社會志願者及外聘人員參與課後服務，彌補師資力量不足。為了保證質量，還要制定外聘人員考勤、推門聽課、授課內容備案等制度，與其簽訂師德師風和校園安全責任書，明確外聘人員工作職責，規範外聘人員教學行為。

　　“還可以在中小學教師羣體中推行彈性上下班制度。在兩個方面挖潛，一個是合理安排教師的課堂教學，第二個是要合理安排課後服務，能不能讓老師們每週有1~2次可以彈性上下班的機會。”張志勇説。

　　記者在採訪中瞭解到，全國各地很多地方正在嘗試各種辦法讓教師的工作更有“彈性”，比如在北京，一些學校在每個班都設立了正副兩個班主任，副班主任由那些教學任務相對少一些的科目老師承擔，盡最大可能發揮所有老師的積極性和潛力。

　　“我們對教師羣體的負擔問題關注的有些晚了。”周洪宇説，我國減負政策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955年教育部發布的《關於減輕中小學生過重負擔的指示》，目前為止，國家、地方層面已經發布了數十個學生減負相關政策。但一直以來的減負政策關注重點都是中小學生，對教師的過重負擔有所忽視。對此，在“雙減”政策背景下，合理減輕教師的過重負擔、提高教師的工作滿意度既有重要性，也有緊迫性。

　　2019年1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於減輕中小學教師負擔進一步營造教育教學良好環境的若干意見》。目前，全國各省份基本都出台了教師減負清單，使教師減負正式得到政策層面的關注。

　　而在給中小學老師減負的過程中，最該減掉的就是那些教學之外的工作負擔。“幫教師做好‘減’法，而非‘加’法，給教師營造一個不浮躁的、安靜的工作環境，這樣教師才有足夠的時間研究教學以提升教學效率和質量，學生減負才能落到實處。”周洪宇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