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和接納是最好的解藥
從出生到上學前,校校一直都是個完美的“別人家的孩子”:不哭不鬧、4個月開始睡整覺、不挑食、不愛生病,打針摔跟頭都不哭,語言表達能力強,會主動和人打招呼,開朗活潑的小臉上總是笑呵呵的……
校校的上學成了全家命運的轉折。一年級時,校校開始表現出好動、注意力不集中、寫字慢等問題,查出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三年級時問題更嚴重了,寫作文憋一上午寫不出20個字,被確診為兒童閲讀障礙症。至此,關於校校學習上的各種問題才有了答案。
“在適齡兒童中,大約5%-8%的孩子有閲讀障礙的困難。他們常常被誤認為笨或者懶。”近日登錄觀看中央電視台的紀錄片《我不是笨小孩》,第一個鏡頭就拋出了一個殘酷的現實。片中,和校校一樣被診斷為兒童閲讀障礙症的孩子還有羣曉和若汐,隨着步入學校開始讀書認字,這3個家庭在每天的苦惱、困惑和衝突中迎來了人生的“至暗時刻”。
因為偶然結識北京師範大學心理學部的李虹老師和舒華老師,《我不是笨小孩》的導演李瑞華和樊啓鵬第一次知道閲讀障礙,“保守估計,我國有數以千萬計的兒童受到閲讀障礙症的困擾,然而大眾對於兒童閲讀障礙症的概念,以及如何幫助這一羣體卻知之甚少,導致罹患這種疾病的孩子經常因為成績差而被誤解、被歧視”。
3年跟拍的過程並不容易,家庭的焦灼彷徨以及孩子們的拒絕有時會成為紀錄片真實記錄的一種障礙,然而帶着真誠去了解、帶着情感去拍攝,讓李瑞華和樊啓鵬與3個家庭、3個孩子越走越近。
寫“圓”字,校校總是先畫一個圓圈,再填上裏面的內容,沒有筆畫和順序的關係。校校良好的智力並沒有體現在學習成績上,從一年級開始考試成績一直墊底。
“我看書的時候特別累,那些字都是一閃一閃的,一會兒白,一會兒黑。”校校的閲讀體驗常人難以理解。被確診閲讀障礙後,媽媽抱着“只要功夫深,鐵杵磨成針”的信念艱難地接受了這個現實,並且全家進入“戰鬥狀態”。
因為識字寫字方面的困難,校校的一二年級基本上沒有娛樂時間。別的孩子在學校就已經寫完了作業,他只能回家繼續寫,其他孩子一小時內就能完成,校校需要三四小時,每天晚上都要寫到10點多,有時要寫到夜裏12點,有一次竟然坐在馬桶上睡着了。
家庭矛盾、厭學情緒、挫敗感籠罩着這個家庭。
“孩子學習痛苦,我們教他也很痛苦,最痛苦的是不理解他為什麼這樣。”不知道閲讀障礙的時候,羣曉媽媽總在想,這不是我們孩子,寫個字都那麼困難,“覺得他笨,笨死了,所以經常也這麼説他”。
一年級在跟同齡孩子做橫向對比的時候,媽媽發現羣曉有很多字都不認識,每次讀書,要麼不認識字,要麼讀着讀着就串行了。羣曉的班主任也發現,“反覆教他字,他是學不會的,偏旁部首分開老遠老遠的,看不出來是一個字,人、大、天這樣特別簡單的字,他都寫不對。哪怕是抄字帖,不該出頭的出頭,該出頭的不出頭”。
每次記生字的時候,羣曉都痛苦萬分,經常用筆在手上胳膊上寫,用手在牆上摳出一個又一個洞。後來父母想辦法像講故事一樣教他認字,有的他能記住,有的上個廁所回來就忘了,非常沮喪,“不在他那個位置,你理解不了他的痛苦。別人看一眼就記得住,我為什麼得記四五十遍?他不能放過自己,我們怎麼勸也沒有用”。
已經考上重點中學的姐姐從小到大都是學霸,各種獎狀和榮譽證書在家裏堆得滿滿當當,可是儘管若汐很努力,小學一年級起語文就沒及格過。每晚的作業都在一點點消磨着爸媽的耐心,還有她的意志力,“就是特別想下筆就寫不出來,這動動那動動地待不住,我媽就很着急,問我能不能不動了,我説我控制不住,她就説忍着”。媽媽輔導作業時不時會上演撕卷子的“動作片”,爸爸值班時,若兮寫作業更費勁了,“10分鐘都累得慌”,不管爸爸怎麼軟硬兼施,她都是那句“我現在不想寫”。
因為識字困難,語文成績很差;因為讀不懂題,數學成績不好,因為記不住字母的順序,英語成績也上不來。怎麼努力也上不去的成績,成了這些孩子童年裏的噩夢。
閲讀障礙,也叫失讀症,是發展性讀寫困難的別稱。北京師範大學心理學部李虹老師説,如果給閲讀障礙一個通俗的定義,就是指智力正常、有平等的受教育機會,但是由於先天的一些大腦功能輕微失調,使他們不能正常地快樂地學會閲讀。
“成人很多時候很難理解,怎麼教都教不會,好像他的記憶力這兒有個膜似的,進不去。”為了讓校校能專注寫作業,全家人都得輪崗上陣,姥姥也不例外。三四年級開始,校校學會偷懶了,抓緊在學校的所有時間玩,因為他知道回家無處可逃,數不清的作業在等着他。
“媽媽着火了!”“哪裏?”“你頭上。”一到要寫作業的時候,一萬件事都來了。接受李虹老師的建議,媽媽“温柔而堅定”地陪校校,可是每次熬到深夜,再拿起幾乎不敢看的作業時,她怎麼也温柔不下去了。“那你能小聲點嗎,你喊就有用了嗎?”“我有病啊,你有藥嗎?”五年級,校校開始叛逆了,喜歡挑戰媽媽的權威,經常讓火冒三丈的媽媽哭笑不得。
和若汐、校校磨磨蹭蹭抗拒作業不同,羣曉對於寫作業總是有着極強的自律性,從來不用督促。在班裏,羣曉各方面都屬於中等偏上,可每次考試後他都會跑去問老師,他是不是最低分,這種看不見的“負能量”羣曉自己也能感受得到,可他就是忍不住把這種壓力擴大很多倍。
舒華老師第一眼看見羣曉,就感覺他不是一個特別高興的孩子,他總是低着頭,然後手放在桌子上,在那摳着手,嘟着嘴,情緒很不好,“我第二次反饋給他結果的時候,我説你比同班80%的同學都聰明,他説不可能,我很笨的。其實他內心裏還是特別的不自信”。
羣曉敏感、自我要求很高,可因為成績差,同學甚至會當着父母的面欺負他。“我都不想回憶那段往事,只不過是個模糊的陰影。” 羣曉躺在飄窗上,用毛毯遮着眼睛。
“我要找一個對他友善的環境,不止是老師和孩子們對他友善,而且這個環境不會因為他的成績這一個標準來評判他。”為了守護羣曉的心理健康,父母選擇了山西的一所學校,媽媽過去陪讀,從此一家人過上了雙城生活,“害怕他受以前記憶的干擾,連名字都給他改了,就想給他一個全新的生活。”
因為不堪忍受誤解造成的傷害,若兮媽媽也給她轉過一次學。“有一天我中午回家,發現本來活蹦亂跳的孩子在沙發上躺着,特別落寞地睡着了。原來老師把她叫到講台上批評她,導火索是小測驗成績太差,説你要是這樣的話就把你開除了。孩子嚇着了,下午開始發燒,就不敢上學校去了。”
開心果一樣的校校幸運地遇到了一位懂他的班主任,可是因為成績老在班級裏墊底,同樣躲不開來自同學的“語言暴力”。雖然他從來不説,媽媽知道,這些他都自己承受了。
“上帝在你的腦子裏關了一扇門,那肯定就會給你開一扇窗。所以説我覺得,我肯定長大以後有一項特長,只不過我現在不知道而已。”已經升入初一的校校依舊充滿存在感,調皮搗蛋卻開朗自信。媽媽也坦言不擔心他的未來,“我知道他慢慢長大了以後,他用他的長處依然能在社會上好好生存。我過不去的是現在,熬不過去現在這一次一次的作業和一次一次的考試”。
2019年,若汐期末語文成績考到78.5分,父母為她製作了獎狀。若汐是片中3個孩子裏最小的,一開始怎麼拍都不滿意,感覺這個孩子沒“出來”。李瑞華説,為了真正瞭解她的內心,我們必須等她長大,等她升入六年級,認知表達能力上來了,終於可以把壓在心裏的那塊大石頭清晰地描述出來,所以才有了她的那句“世界本來就是不完美的,可能有的時候,人也會不完美”。
曾經,對羣曉而言,自由閲讀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及的事,現在他的閲讀速度已經跟同齡人差不多了,喜歡看傳記、歷史、武俠小説,甚至能啃下《史蒂夫·喬布斯傳》這樣的大部頭。可爸爸的擔心並沒有放下:“表面上看他突破了閲讀,但實際上在應試方面他仍然存在着巨大的短板,你就知道他會受挫折。”
樊啓鵬説,和自閉症相比,國內關於閲讀障礙的研究開始較晚,大眾媒介對閲讀障礙的關注很少,甚至連很多精神科醫生都不知道,“目前國內並無針對閲讀障礙的全國統一的診斷標準和權威的診斷機構,特殊教育系統也不覆蓋他們,導致這些孩子缺乏來自教育系統和醫學系統的支持”。
作為孩子們的第一任老師,父母是家庭教育陣地的重要守護者,也是為孩子“託底”的人。讓樊啓鵬感動的是,面對孩子的與眾不同,3個家庭的父母勇於接受事實:校校媽媽在社交中從不迴避校校的問題,堅持組織各種各樣的家庭小聚會,給孩子創造更多和小夥伴交往的機會;羣曉媽媽為了找到一所能接納羣曉的學校,放棄自己的工作,一個人到山西陪讀;若汐媽媽因為孩子的問題壓力過大,得了免疫系統疾病,仍然堅持每天早上陪若汐記單詞。
現實遠比鏡頭中呈現的更為痛心,李瑞華和樊啓鵬坦言想做陽光、温暖的,給人帶來希望的力量,每一集裏的孩子都有成長。同時,家長擁有着有強大的能量,“雖然他們所經歷的困難是常人難以想象的,但他們所呈現出的堅韌壓過了悲情”。
片子播出後,團隊接收到大量正面的反饋,但他們知道,讓家長和教育工作者真正瞭解閲讀障礙還有漫長的路要走,“社會、媒體對閲讀障礙的誤解還比較普遍,不迴避、不隱瞞只是前提,接下來還需要理性、科學地對待問題,用正確的途徑幫助這些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孩子”。
李虹透露,《我不是笨小孩》同名個案集正在計劃出版,“如果説紀錄片主要解決了閲讀障礙症‘是什麼(描述)’‘為什麼(解釋)’的問題,我希望書稿能在一定程度提供一些‘怎麼樣(預測)’‘怎麼辦(控制)’的思考與建議”。
“或許紀錄片並沒有給出標準答案,但是片中父母的行動以及給孩子們帶來的變化,生動闡釋了愛和接納是最好的解藥。被看見,被理解,被接納,是這些孩子成長的第一步。”李虹説,閲讀是一種後天習得的技能,就像騎自行車或者學開車一樣,只有在做中學,才會熟能生巧,“達·芬奇、愛迪生、愛因斯坦、喬布斯等名人都有不同程度的閲讀障礙,但並不影響他們改變世界”。
The Chosen One,是主創團隊為《我不是笨小孩》所選擇的英文譯名,意為“天之驕子”。當現代化的要求是統一和標準,該用什麼視角和態度去看待個體生命的不同?李瑞華的答案是:相信種子,相信歲月。每個生命都是獨一無二的,他們是被上天選中的孩子,不同只是暫時的,他們都擁有光明的未來。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