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臣驕奢淫逸 皇帝卻為吃發愁 東晉的財政體系是如何崩壞的！
摘要：
>在東晉百餘年的歷史上，地方權臣勢力膨脹、揮霍無度與朝廷財政入不敷出形成了極為鮮明的對比，這種“主弱臣強”的失衡現象直接導致了東晉政權的覆滅。
正文：
東晉立國時期周邊局勢圖
如果要評選歷史上最窮的一個朝代，東晉當選的幾率大概能排在第一名。
《晉書.食貨志》裏記載着一個相當搞笑的事件：晉元帝司馬睿在位期間，正值石勒所建立的後趙國勢力最為鼎盛的時期。當時，石勒屢屢出兵襲擾東晉，攪得淮南一帶不得安寧。為了擊敗石勒，晉元帝頒步了一道詔書，宣稱無論是誰，只要能夠取得石勒首級，朝廷就予以重賞！
一代梟雄石勒
這所謂的重賞是什麼呢？“布千匹”而已。
估計東晉所有的將領看到這一詔書時，都是滿頭黑線——石勒擁兵鉅萬、猛將如雲，這種“地獄”級別的任務就值“布千匹”？您當我們沒見過錢哪？！
但是，晉元帝能夠拿出這種賞賜力度，也算是下了血本了——因為當時皇宮內庫的家底，統共也就四千匹布而已，不僅如此，整個東晉朝廷的財政情況都相當堪憂：
一個皇帝混到這份上，着實是悽慘了點。
然而，與此同時，鎮守荊州的權臣王敦卻富得冒油，他不僅大肆侵佔田產，還公然賣官鬻爵，“四方貢獻多入己府，將相嶽牧悉出其門”，隱然有凌駕於朝廷之勢。
東晉的中央財政為何如此困頓，這與其失衡的權力架構有着決定性的關係。
一、失衡的帝國
司馬睿之所以能夠建立東晉，與門閥大族的支持密不可分。
八王之亂髮生後，司馬睿渡江南下，在琅琊王氏的領袖王導的奔走遊説下，一面分化、壓制反對其統治的義興周氏和吳興沈氏兩大豪族，另一面拉攏吳郡的朱氏、張氏、顧氏、陸氏等世家，最終使得東晉政權在江南一帶站穩了腳跟。
明代所繪司馬睿像
然而，隨着躲避戰亂的北方大族不斷南下，南北大族之間的矛盾也日趨尖鋭，為了使雙方能夠保持表面上的平衡，晉元帝不得不愈加依賴於王導等人的斡旋，導致以王氏為首的豪族勢力日益膨脹，這些豪族無論是在政治勢力上還是經濟實力上都與之相對的，是東晉朝廷對於門閥大族約束力的日趨衰退。
公元322年，王敦起兵作亂，攻陷東晉都城建康，一時間，東晉政權陷入了風雨飄搖之中，晉元帝也在這場戰亂中憂憤而亡。雖然在兩年後，晉明帝利用王敦病重的機會平定了內亂，但由於王導並沒有跟隨王敦作亂，王氏家族的勢力並未受到較大的影響，相反，東晉朝廷無力壓制權臣的事實卻暴露得乾乾淨淨，這給了之後有意染指朝廷大權的權臣們莫大的信心。
果不其然，在此之後不久，東晉大臣蘇峻又起兵作亂，將建康以及江南其他富庶地區一掃而空。東晉朝廷一方面要調兵遣將，平定蘇峻叛亂；另一方面朝廷又不得不免除遭受戰火地區的租税，在這種雙重壓力下，東晉朝廷的財政狀況愈加惡劣，甚至要依靠王導等大臣做生意籌錢來維持朝政的正常運轉：
雖然在十餘年後，東晉朝廷在權臣桓温的主持之下，實行了“庚戍土斷”，朝廷財政有了好轉的現象，但隨着桓温三次北伐，在所得甚微的同時消耗了大量的社會財富，東晉朝廷又陷入了捉襟見肘的窘境。
淝水大戰之後，東晉王朝迎來了一段相對和平的時期，社會經濟獲得了較快發展，朝廷的財政狀況也有了很大起色。但在此期間，東晉統治者愈加昏庸無能，司馬道子與謝玄等豪族之間的內鬥也愈加激烈。在這樣的背景下，桓温之子桓玄趁機大肆擴張勢力，最終篡位成功，為東晉的最終覆滅撞響了第一聲喪鐘。
東晉雖被劉裕取代 但桓玄則是它最初的掘墓人
由此可見，終東晉一朝，朝廷一直沒有對權臣集體採取有效的制衡措施，造成了“主弱臣強”的畸形權力格局，使得東晉朝廷在財政上相比權臣集體居於弱勢地位，這也最終成為了東晉王朝無法治癒的“致命傷”。
二、帝國的無奈
有人可能要問，東晉朝廷為什麼不在平定王敦、蘇峻之後就對權臣集體採取壓制措施呢？實際上，之所以東晉時期權臣屢屢興起、尾大不掉，其根源就在於他們背後的豪族勢力不僅擁有極高的社會地位，而且還擁有數量龐大的佃客等“依附民”作為經濟來源。在東晉時期，這些脱離了朝廷賦税體系的“依附民”數量與向朝廷繳税的“編户民”數量已經達到了基本相等的驚人程度（《三國以後自由民（編户）與依附民的比率問題》）。作為税收主體的“編户民”流失情況如此嚴重，東晉朝廷的財政情況自然是容樂觀。
東晉時期之所以會產生如此龐大的“依附民”羣體，除了天災頻繁、吏治腐敗等原因之外，東晉保衞邊境和屢次北伐所導致的繁重賦税和勞役也是導致農民破產，轉而向豪門大族尋求庇護的重要原因。
桓温三次北伐示意圖
依附民平時務農，而在戰時，則可以成為重要的兵力來源。也就是説，東晉朝廷與這些豪門大族相比，無論在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上都沒有決定性的優勢，另外，要使一個豪門大族倒台，朝廷不僅要耗費大量人力物力，這些依附民還往往會向其他豪門流動，導致其他豪門大族勢力進一步膨脹，這種兩難境地直接使得東晉統治者不敢也不能向這些門閥大族動手，而維持表面和平也就成了東晉朝廷的唯一選擇。
諷刺的是，造成這種兩難局面的奠基者，正是扶植起東晉政權的頭號功臣、號稱與司馬家“共天下”的王導。
王導像
東晉建立之初，統治者並非沒有意識到權臣勢力膨脹所產生的危害，因此設立了“給客制度”，對豪門大族所佔有的佃客數量進行了規定，意在照顧豪門利益的同時，保證中央財政的來源不受影響。
然而，這個看似合理的制度在東晉一朝卻從來沒有真正得以實施，這其中既有豪門大族貪得無厭的原因，也有破產農民尋求豪門庇護的客觀需要，但在其中，王導無疑起到了推波助瀾的重要作用。
縱觀王導在東晉三朝期間的執政方針，“寬和”是他始終貼在自己身上的標籤。但是王導所謂的“寬和”，實際上是通過放任門閥大族兼併人口等行為，換取豪族勢力支持，從而實現統治階級內部和平的一種策略而已。
在東晉政權初期，王導的這一策略的確對政權穩定起到了關鍵作用，然而，與之相對應的制衡手段的缺失，則是導致“力入私門”、“國弊冢豐”等現象的直接原因。
除此之外，王導對於吏治腐敗等現象也基本上保持着縱容的態度。晉成帝時期，左僕射孔愉曾經向朝廷上書，稱當前“奸吏擅威，暴人肆虐”，而王導得知後，並沒有反思自身執政上的問題，而是責問孔愉：“君言奸吏擅威，暴人肆虐為患是誰？”，可見其對吏治問題不聞不問、諱疾忌醫的態度。（《晉書.孔愉傳》）
由此可見，綿延東晉一朝的財政問題背後，所折射出的是整個統治集團的落後與腐朽。正是看到了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到了隋唐時期，統治者開始着力打壓門閥大族，最終使得這一政治集體在歷史舞台上消弭無蹤。
>參考文獻：
>《晉書.食貨志》
>《晉書.蘇峻傳》
>《晉書.孔愉傳》
>《晉書.王敦傳》
>《晉書.桓温傳》
>《宋書.武帝紀中》
>《晉書.劉穆之傳》
>《晉書.庾亮傳附庾翼傳》
>《世説新語.規箴篇》
>《晉書.成帝紀》
>《晉書.王導傳》
>《晉書.王鑑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