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匡胤的第一宗“罪”，大概是篡奪皇位吧。如果因此他被打上千古罪人的標記，估計所有古人都不服，請問誰的天下是一姓相傳下來的？連儒家學者都承認了“湯武革命”的正當性。如果拿趙匡胤得位不正説事，恐怕我們今天的共和體制也值得懷疑了吧？相反，如果沒有趙匡胤建立大宋，五代十國分裂局面，不知道還要維持多久。那恐怕才是國家和民族的最大不幸。趙匡胤的第二宗“罪”，應該是沒能完成統一大業，尤其沒有收復燕雲十六州。可是，中國的分裂狀態不是趙匡胤的責任，他接手的就是一個破碎的山河。趙匡胤以出色的才華，統一了南方，這個貢獻已經足夠彪炳史冊。
可惜天不假年，他年僅49歲就駕崩，這不是他的錯，要怪就怪閻王爺亂招生。趙匡胤的第三宗“罪”，應該是實行“以文抑武”的政策，導致大宋武備不彰。甚至有人認為，中國人整體氣質滑向文弱，此後不斷遭受外族入侵，禍端就始於北宋。前兩宗罪明顯站不住腳，第三條或許就是把趙匡胤，打成“千古罪人”的理由吧？可是這條理由，我認為依然不成立。以文抑武是時代的要求，也是歷史發展的趨勢任何一項決策，首要的一條就是要合時宜，要解決現實問題。唐朝為何會滅亡？五代為何短短五十餘年，產生八姓十四帝？南方為何出現十國？就四個字——藩鎮割據！
藩鎮割據時代，就是一個不講道理，只拼拳頭的野蠻時代。軍閥們只關注自己的地盤、兵馬和糧餉，不會去關心天下蒼生，也沒有能力造福一方。動輒數十萬級別的大屠殺，兵荒馬亂的人吃人，都司空見慣。從唐末到宋初，中國人口鋭減百分之九十，這就是軍閥割據，帶給人類歷史最慘痛的教訓。趙匡胤本就是藩鎮勢力，他雖是藩鎮勢力的受益人，可如果不根除藩鎮割據，早晚他也會成為受害人。請注意，受害的絕不是趙氏宗族，還有數不清的老百姓。所以，以文抑武是時代的必然要求，是對症下藥。後來的所有王朝，都延續這個基本思想，所以中國再也沒有出現南北朝、五代十國這樣的大分裂時期。
以文抑武不等於“選文棄武”，後世的鍋不該趙匡胤背兩宋武備孱弱，我認為不是因為“以文抑武”，而是採取了“選文棄武”，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太祖趙匡胤對武將的壓制，大致靠兩個手段，一是將中央禁軍改編拆分，弱化將領的個人作用；二是改革軍隊調動和指揮制度，剷除“家軍”的土壤。這兩個手段應該説非常有效，雖然也會影響軍隊戰鬥力，但不會造成致命傷害。即便今天，各國軍隊的管理，也沿襲了這個基本思想。問題出現在後世君主，他們不恰當的舉措，導致了武備的廢棄狀態。
太宗趙光義發明了“陣圖”，要求前線將軍，必須嚴格按照他事先設計好的陣圖打仗。這種滑稽的做法，捆住了將軍們的手腳。北宋的監軍制度，慢慢發展成監軍凌駕於將領之上，直接參與軍事決策。而監軍基本都是由不懂軍事的太監充當，他們往往因為把個人好惡和私利摻雜其中，削減了將軍們的決策權力。指揮權和統兵權分離後，北宋又不能及時彌補士兵招募和訓練的缺陷，導致兵源和日常訓練的短缺，戰鬥力不強。兩宋的皇帝們，普遍不重視武備，總企圖靠財力代替戰爭。同時他們對武將採取不信任，乃至仇視的態度，導致武將普遍不受尊重，沒有獲得相應的社會地位。最典型的就是宋高宗，他一輩子都在對武將的猜忌中度過。
思想上不重視，地位上搞歧視，兵備上有缺陷，指揮上捆手腳，這哪是“抑武”，分明是“廢武”、“棄武”，已經完全背離了趙匡胤的初衷，這個鍋不該由他來背。崇文還是尚武，是兩種文化自然演化的結果，非人力所為如果説，是趙匡胤導致了中國人的孱弱，那麼請問，蒙古人統治時期的元朝，和滿族人統治時期的清朝，這兩個朝代崇尚武功，他們的王朝，為何到了最後，也變得文弱不堪？還有與兩宋並列的遼朝、金朝，他們又為何走向文弱？難道這個鍋也要趙匡胤來背？
遼、金、元、清的歷史告訴我們，一個民族崇文還是尚武，不是某一項制度決定的，更不是哪個人能左右得了的，甚至也不是某個民族固有的特性。那麼，崇文和尚武，到底是由什麼決定的呢？文化——農耕文化與遊牧文化。農耕文明以土地為中心，形成村落、集市、城市，人們圍繞土地，過着定居的生活。同時農耕經濟又是一個典型的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它對外界的依賴性非常低。因此，凡是農耕文化下的社會，人民就表現出安定、自足的內向型特徵。遊牧文明則不同，他們逐水草而居，生活在哪裏，取決於哪裏有豐茂的水草適合放牧，是典型的靠天吃飯，產能極低，生存依賴度極高，需要外部經濟對它的補充。因此，凡是遊牧文明下的社會，人民就表現出強悍的侵略性，以獲得外部環境對它天然缺陷的補充。
所以，在農業高度發達之前，中國人跟後來的遊牧民族一樣強悍，遼金元清跨入中原後，必然被農耕文化所改造，尚武精神逐漸退化。因此，兩宋尚武精神的缺失，也是農耕經濟發展到極致的必然產物，不是哪個人能改變的。綜上所述，趙匡胤採取“以文抑武”，既是時代的要求，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更是農耕文明高度發達的結果，他沒有做錯。錯就錯在，後續君主矯枉過正，把“抑武”變成了“棄武”，這個責任不在趙匡胤。説趙匡胤是“千古罪人”，不是故弄玄虛，就是極度膚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