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的第一宗“罪”，大概是篡夺皇位吧。如果因此他被打上千古罪人的标记，估计所有古人都不服，请问谁的天下是一姓相传下来的？连儒家学者都承认了“汤武革命”的正当性。如果拿赵匡胤得位不正说事，恐怕我们今天的共和体制也值得怀疑了吧？相反，如果没有赵匡胤建立大宋，五代十国分裂局面，不知道还要维持多久。那恐怕才是国家和民族的最大不幸。赵匡胤的第二宗“罪”，应该是没能完成统一大业，尤其没有收复燕云十六州。可是，中国的分裂状态不是赵匡胤的责任，他接手的就是一个破碎的山河。赵匡胤以出色的才华，统一了南方，这个贡献已经足够彪炳史册。
可惜天不假年，他年仅49岁就驾崩，这不是他的错，要怪就怪阎王爷乱招生。赵匡胤的第三宗“罪”，应该是实行“以文抑武”的政策，导致大宋武备不彰。甚至有人认为，中国人整体气质滑向文弱，此后不断遭受外族入侵，祸端就始于北宋。前两宗罪明显站不住脚，第三条或许就是把赵匡胤，打成“千古罪人”的理由吧？可是这条理由，我认为依然不成立。以文抑武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任何一项决策，首要的一条就是要合时宜，要解决现实问题。唐朝为何会灭亡？五代为何短短五十余年，产生八姓十四帝？南方为何出现十国？就四个字——藩镇割据！
藩镇割据时代，就是一个不讲道理，只拼拳头的野蛮时代。军阀们只关注自己的地盘、兵马和粮饷，不会去关心天下苍生，也没有能力造福一方。动辄数十万级别的大屠杀，兵荒马乱的人吃人，都司空见惯。从唐末到宋初，中国人口锐减百分之九十，这就是军阀割据，带给人类历史最惨痛的教训。赵匡胤本就是藩镇势力，他虽是藩镇势力的受益人，可如果不根除藩镇割据，早晚他也会成为受害人。请注意，受害的绝不是赵氏宗族，还有数不清的老百姓。所以，以文抑武是时代的必然要求，是对症下药。后来的所有王朝，都延续这个基本思想，所以中国再也没有出现南北朝、五代十国这样的大分裂时期。
以文抑武不等于“选文弃武”，后世的锅不该赵匡胤背两宋武备孱弱，我认为不是因为“以文抑武”，而是采取了“选文弃武”，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太祖赵匡胤对武将的压制，大致靠两个手段，一是将中央禁军改编拆分，弱化将领的个人作用；二是改革军队调动和指挥制度，铲除“家军”的土壤。这两个手段应该说非常有效，虽然也会影响军队战斗力，但不会造成致命伤害。即便今天，各国军队的管理，也沿袭了这个基本思想。问题出现在后世君主，他们不恰当的举措，导致了武备的废弃状态。
太宗赵光义发明了“阵图”，要求前线将军，必须严格按照他事先设计好的阵图打仗。这种滑稽的做法，捆住了将军们的手脚。北宋的监军制度，慢慢发展成监军凌驾于将领之上，直接参与军事决策。而监军基本都是由不懂军事的太监充当，他们往往因为把个人好恶和私利掺杂其中，削减了将军们的决策权力。指挥权和统兵权分离后，北宋又不能及时弥补士兵招募和训练的缺陷，导致兵源和日常训练的短缺，战斗力不强。两宋的皇帝们，普遍不重视武备，总企图靠财力代替战争。同时他们对武将采取不信任，乃至仇视的态度，导致武将普遍不受尊重，没有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最典型的就是宋高宗，他一辈子都在对武将的猜忌中度过。
思想上不重视，地位上搞歧视，兵备上有缺陷，指挥上捆手脚，这哪是“抑武”，分明是“废武”、“弃武”，已经完全背离了赵匡胤的初衷，这个锅不该由他来背。崇文还是尚武，是两种文化自然演化的结果，非人力所为如果说，是赵匡胤导致了中国人的孱弱，那么请问，蒙古人统治时期的元朝，和满族人统治时期的清朝，这两个朝代崇尚武功，他们的王朝，为何到了最后，也变得文弱不堪？还有与两宋并列的辽朝、金朝，他们又为何走向文弱？难道这个锅也要赵匡胤来背？
辽、金、元、清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民族崇文还是尚武，不是某一项制度决定的，更不是哪个人能左右得了的，甚至也不是某个民族固有的特性。那么，崇文和尚武，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文化——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农耕文明以土地为中心，形成村落、集市、城市，人们围绕土地，过着定居的生活。同时农耕经济又是一个典型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它对外界的依赖性非常低。因此，凡是农耕文化下的社会，人民就表现出安定、自足的内向型特征。游牧文明则不同，他们逐水草而居，生活在哪里，取决于哪里有丰茂的水草适合放牧，是典型的靠天吃饭，产能极低，生存依赖度极高，需要外部经济对它的补充。因此，凡是游牧文明下的社会，人民就表现出强悍的侵略性，以获得外部环境对它天然缺陷的补充。
所以，在农业高度发达之前，中国人跟后来的游牧民族一样强悍，辽金元清跨入中原后，必然被农耕文化所改造，尚武精神逐渐退化。因此，两宋尚武精神的缺失，也是农耕经济发展到极致的必然产物，不是哪个人能改变的。综上所述，赵匡胤采取“以文抑武”，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更是农耕文明高度发达的结果，他没有做错。错就错在，后续君主矫枉过正，把“抑武”变成了“弃武”，这个责任不在赵匡胤。说赵匡胤是“千古罪人”，不是故弄玄虚，就是极度肤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