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有人質疑説儒教變遷與王朝選擇之間關係的，請不要忘了，中國歷史上並不是所有王朝都是獨尊儒術的，唐代對於道教、佛教的推崇、宋代對於道教的推崇都曾到達登峯造極的高度，統治者對於治理的道德準則一直都是以“是否對自己統治有利”為原則的，按照有的人的論斷，漢朝開始儒家思想就奠定了絕對統治地位，那為什麼唐宋要分別推崇不同宗教而不是獨尊儒術?!統治者不知道儒家已經是“歷史大趨勢”了麼?
統治階級選擇某種思想作為統治工具，必然是希望通過這種工具達到一定的目的。在中國歷史上，秦、漢、隋、元、明等朝代的傾覆均由農民起義為肇始，因此中國封建王朝的統治者有充足的理由警惕農民起義這種衝突形式。歷代統治者也都將農民起義視為威脅自己統治的大敵。
農民起義貫穿中國兩千餘年的封建歷史，這與中國封建王朝的農業經濟結構密不可分。週期性的氣候衝擊和食物短缺不斷的刺激農民起義的反覆發生。叢林法則和生存倫理(Subsistence Ethic)使得農民在生存受到威脅時，理所當然的將搶掠作為合理的選擇。所以一直以來中國的農民都會在生產者和反抗者的角色之間來回轉換。我們甚至可以從清朝的記錄中看出，這種轉換與農時密切相關。“閒時為匪，忙時為農”成為部分地區農民生活的常態之一。
這種農民暴動的發生非常頻繁但是規模卻普遍不大。相比廣泛為人所知的試圖推翻王朝統治的大型農民起義，大多數的農民暴動都是小規模的。在清朝，超過 10000 名參與者的暴動僅佔總量的 4.7%
道德約束是統治的有效手段之一。中國封建統治者一直強調“服從與和平的美德”，希望藉此來抑制“生存倫理”帶來的暴力。
儒家思想三綱五常和皇權天授的思想恰好滿足了統治者“服從與和平”的統治要求。自西漢(公元前 206 年 - 公元 9 年)以來，統治階級就開始通過建立孔廟和表彰模範行為的方式推行儒家思想。地方政府被要求建立孔廟並定期舉行祭孔儀式，並樹立模範典型，如為遵守三綱五常的“烈女”樹立貞節牌坊，以宣傳儒家思想，“教化民眾”。
那麼，視儒家思想為正統，帝王們的這種選擇是否奏效了呢?儒家思想是否真的能夠幫助封建王朝減少了農民暴動呢?
經過兩千餘年的發展，儒家思想逐漸在中國成為正統思想。到清代，基本上每個鄉鎮都至少有一處祭祀孔子的孔廟。“寧為太平犬，莫作亂離人”體現了儒家思想對於社會衝突的態度，即使明末李自成領導農民暴動，也保持着對儒家學説的尊敬，對山東曲阜的孔府和孔廟秋毫無犯。
作為孔夫子和眾多儒家先賢的誕生地，以曲阜為中心的山東各縣儒教氛圍濃厚，而山東其他一些地區儒家傳統則相對較弱。歷史上，山東西部地區經常遭受自然災害，旱災、黃河氾濫經常發生在西部平原地區，因此，山東西部在歷史上就是農民暴動的高發區，比如《水滸傳》的故事就發生在山東的西南部地區，而東部的山東半島卻享受着相對充足的雨水，並遠離黃泛區。如圖一所示，圖 1a 和圖 1b 分別表示農民起義的次數和因自然災害而產生的糧食危機的次數。
清朝(1644-1911)267 年的歷史中，山東經歷了大量的自然災害和農民暴動，但是這些災害和暴動的空間分佈卻非常不均勻。同時，由於曲阜的存在，儒家思想傳播的程度也有所不同。因此本文作者選擇山東作為研究對象。
衡量儒教思想傳播的理想變量應該是信奉儒家思想的人口比例。但是儒教思想作為一種社會規範，很難清晰界定誰是信奉者而誰不是。因此作者使用孔廟數量(文廟、名宦鄉賢祠、忠孝節義祠)和被清政府官方認定的烈女數量來代理儒家思想的影響度。
由於這些數據的來源《山東通志》(1934)並沒有提供孔廟及烈女的時間變化，因此作者在這裏假設孔廟數量和烈女數量在時間上是不變的。這一假設是合理的，因為從記載可以知道，96% 的孔廟在清代之前就已經建成，並且現有研究均表明文化特徵會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保持穩定。同時，考慮到縣鎮大小對於這些變量的影響，我們將這些變量都轉化為單位面積量。由圖 1c 和 1d 中我們可以看出，作為儒家思想聖地的曲阜及周邊地區的確有更高密度的孔廟和烈女。
為了驗證孔廟密度和烈女密度是否能夠代理儒家思想的社會準則，作者根據《山東通志》中對於每個縣的評價(“尊儒”、“禮讓”、“明節正氣”、“忠義守法”)驗證了代理變量的有效性。
描述性統計
圖二清晰的展示了農民暴動與糧食危機的關係。綠色線為每 10 年中農民暴動的次數，紅色為每 10 年中發生糧食危機的次數。
我們按照孔廟密度和烈女密度將山東省的鄉鎮劃分為強儒組和弱儒組，可以明顯從圖三中看出，強儒組(紅色)的暴動次數要明顯小余弱儒組(綠色)。
基準迴歸
作者首先在基準迴歸中考察了經濟衝擊對於農民暴動的影響。
其中
表示是否遭受糧食危機的虛擬變量。變量滯後期數
是因為中國北方農業基本是夏秋兩季收穫，因此其作用有可能在第二年顯現。OLS 迴歸結果如表格二所示：
當年的糧食收穫減產，會顯著提高第二年農民暴動的概率。
接着作者將基準迴歸進行拓展，考慮儒家思想對於暴動的影響。講儒家思想代理變量的交互項加入到迴歸方程中，結果如表三所示。
我們可以看到交互項的係數顯著為負，表示儒家思想可以有效減輕由糧食危機引發農民暴動的概率，每 1000 平方公里內的孔廟數量每增加 10%，就回使得農民因糧食危機而引發暴動的概率減少 3.8%。
穩健性檢驗
由於作者使用的樣本中有大量的零值樣本，為避免"over-zero"問題，作者進一步使用 Tobit 和 Conditional Logit 進行了穩健性檢驗，其結果與 OLS 結論一致。
在檢驗文化與衝突的關係時，最困難同時也是最重要的一項任務就是將文化的作用與制度環境及其衍生因素分離開來。
經濟繁榮程度是我們首先可以想到的，能夠同時影響儒家思想普及和農民起義的因素。一個繁榮的經濟有利於儒家思想的傳播，同時也會減弱氣候衝擊對於經濟的影響。作為農業經濟佔絕對主導地位的清代中國北方地區，作者使用農業適生性指數(GAEZ database)來代理當地的農業生產潛力。這一指數與當地的世紀產出成正相關關係，因此是對當地經濟能力的一個有效代理。加入迴歸後，原迴歸的結果仍然穩健。
教育與社會流動性。儒家經典一直是古代學校的主要課程，因此儒家思想有可能是通過教育行為來影響農民暴動的。同時，社會流動性可能同時影響孔教的傳播和農民起義。作者分別控制了學校數量(府學、縣學、書院)以及科舉考試中獲得“生員”的數量，用以分別控制教育和社會流動性的作用。加入迴歸後，原迴歸的結果仍然穩健。
國家能力。國家能力對於衝突的作用一直廣受討論。作者使用縣兵站密度、糧倉密度、土地税收、府治所在地虛擬變量來代理某縣的國家能力。加入迴歸後，原迴歸的結果仍然穩健。
西方影響、其他文化、地理因素及歷史暴動。作者分別使用通商口岸及傳教士出現時間、道觀佛廟密度、平均地形強度及歷史暴動次數進行代理。加入迴歸後，原迴歸的結果仍然穩健。
由於孔廟可能會在農民起義中遭到摧毀，因此農民暴動的的地方就可能會有較少的孔廟。為了驗證這一假設，解決雙向因果關係的問題，作者使用工具變量 2SLS 迴歸，以公元前 500 年到公元 550 年間儒家聖賢出生的數量來作為清朝儒家思想強度的工具變量。古代先賢的出生地與清代文廟的數量相關，但是卻與清朝發生的農民暴動外生。工具變量回歸結果如表 5
工具變量回歸仍然顯著，説明沒有證據表明雙向因果關係的假設成立。
結論
綜上所述，作者認為，儒教思想的傳播對於因經濟衝擊而起的農民暴動有顯著的抑制作用。或許這就是為什麼中國歷史上眾多封建王朝的統治者都會大力推行儒教思想的原因吧。
本文論證過程和數據綜述自 Kung, James Kai-sing, and Chicheng Ma. 2014. “Can Cultural Norms Reduce Conflicts? Confucianism and Peasant Rebellions in Qing China.”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感謝 @石大毛 朋友提出的探討意見，很難得能夠在知乎上碰到有價值的探討。
關於佛教、道教的影響，在穩健性檢驗中已經控制了佛寺道觀。
儒家思想對於農民起義抑制的具體機制值得探討，可能需要更進一步的數據或者論證，但是這跟本文的目前的結論似無衝突?
全文從未説這是歷朝歷代選擇儒教的全部原因，而只是證明了儒教對於農民起義的抑制作用。全篇論證的就是帝王出於抑制農民起義的選擇是否奏效。帝王希望沒人造反這一點相信不會受到質疑，選擇道德準則的時候把這一顧慮加入選擇標準，相信也是歷代帝王都會考慮的。
歷代王朝選擇儒教的原因可能眾多，但是列舉出再多原因都是“今人之推測”，而且很多推測都是觀點不一且無堅實的證據支持。這篇文章只是用規範的邏輯和範式論證了其中一個原因，至於這個是不是“最”重要的原因，不在這篇文章的討論範圍之內。
另外，量化歷史的意義即體現在，提供完整、規範的論證邏輯和過程，並且整個範式從數據到結論都是可以證偽的，可以大大改變部分人文學科研究長期自説自話、推測無法證偽的局面，為交流和改進提供一個有益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