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現代社會確實發生了性別差異趨向模糊的現象嗎?
第二，從歷史來看，文化的發展會鼓勵性別差異模糊嗎?
第三，從人類學的視角，我們應當如何理解這個現象?
第一個問題——現代社會確實發生了性別差異趨向模糊的現象嗎?答案是肯定的。
此處我們援引美國社會學家康奈爾在《性與權力》、《男性氣質》所做的研究，以及 Susan Faludi 在《上當：現代男人的背叛》和《反挫：誰與女人為敵》所作的研究。(引用自安東尼·吉登斯《社會學》)
男性氣質是性別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父權制中“男性支配女性”這種“意識形態”的表現。性別氣質和其他人類的文化屬性一樣，不是生物性的必然特質，而是社會發展出來的。在不同的文化中、不同的時代中，它都會有不同的含義。在傳統的現代社會中，男性是“家庭的贍養者、安全感的提供者、權威的來源”，但現代社會的轉型讓它難以維繫了。
導致“性別氣質危機”的原因有這麼幾個：1.西方發達社會中，大量的男性長期失業、依靠國家救助，大量男性不再是家庭的經濟支柱;2.女性在教育和經濟中逐漸和男性平等，經濟上不依賴男性，思想上也不依賴男性的權威;3.婚姻關係變得不穩定、親緣關係逐漸淡漠;4.社會生活中兩性逐漸平等，禁區越來越少。
用通俗點的語言來説：傳統社會要求男人提供經濟上的保障和思想上的權威，但是他們現在越來越難去提供這些東西了，他們和女性之間拉不開差距。當一種社會期望越來越難實現時，大量的個體需要重新定位自己應當扮演的角色，以便調整對自身的認知，導致了大量“女漢子”和“食草男”的出現。
第二個問題——從歷史來看，文化的發展會鼓勵性別差異模糊嗎?
允許我換一種表述方式：一個社會 / 階層 / 羣體 / 家庭長期的穩定、和平(或較少遇到威脅)、繁榮(或富裕)，會讓它的文化和個體氣質趨向温和、敏感、熱愛藝術嗎?答案是：會。
經濟學家、社會學家阿爾弗雷德·帕累託的精英循環論説到了這一點：從下層上攀的精英家庭，會逐漸喪失野心和攻擊性，變的細膩、敏感、熱衷於藝術，幾代之後被那些野心勃勃而粗野的下層取代，週而復始。文明興衰的邏輯固然複雜的多，但有一點比較容易觀察得到：長期和平、缺少外部威脅並繁榮的文明，更加鼓勵温和的性格、並且熱愛文化藝術。
帕累託的“精英循環論”是他抽象的“剩遺物”理論中引用的一個實例，可以簡單解釋成：人類精神氣質中的冒險精神(第一類剩遺物)和追求穩定的精神(第二類剩遺物)此消彼長，像流沙和沉泥在沙漏中此消彼長。雖然他沒有直接提到“女性氣質”和“男性氣質”，但是作為一個恰好身處長期和平穩定繁榮時代的人，我們很容易觀察到“細膩、敏感、熱衷於藝術”的男性越來越多。因為長期和平穩定繁榮的時代，階層流動緩慢，精英固化並發展出繁冗精緻的文化追求，這種追求從中上層階級逐漸向下滲透，潛移默化地改變着整個社會的精神氣質。
例如：保羅·福塞爾在《格調》一書中描述美國中上層精英階層的品味時寫過：當時的美國中下層喜歡皮製的配件和別在腰上閃閃發亮的鑰匙扣，但是中上層人士絕不會用，因為這種喜好源自體力工人階級對“男性氣質”的追求。上層男性的外套絕不會有肩扣，他們喜歡平滑而狹窄的肩膀;寬闊高聳的肩膀是體力勞動者的特徵，肩飾可以凸顯男性身體健壯的特質，因此中上層不會喜歡。
我們會發現：長期和平穩定繁榮的社會中，衣着、物品中的社會審美都會變得“女性化”，逐步淡化男性體力勞動者的色彩;這種文化偏好會隨着社會陷入危機而改變。
第三，從人類學的視角，我們應當如何理解這個現象?
美國著名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在《三個原始部族的性別與氣質》中介紹了三個地理位置接近但氣質迥異的部落：阿拉佩什人、蒙杜古馬人和德昌布利人。一個部落男女都性情温順、平易近人，以養育兒女作為人生中的大事;一個部落性情暴躁，嗜好獵取人頭、食人肉，以此為炫耀的資本，男女皆粗暴強悍，人際關係緊張;第三個部落是愛好藝術的民族，男性性格柔和、喜愛藝術，女性從事捕魚、是的經濟來源的保障，男人們頗為不屑的看着女人捕魚， 而自己在專心繪畫雕刻，鑽研舞蹈，以便在舞會時讓女人觀賞。
三個不同的部落， 雖然地理位置相差不遠，但“氣質”迥異，“娘娘腔”這樣的話絕對 不會出現在阿拉佩什人和蒙杜古馬人口中 ，因為他們的社會中不會強調性別的差異。
同樣，哈維蘭在他的《人類學概論》中提到：北美某些農業和狩獵混合的部落中，每個人在某個年齡可以選擇自己的“性別”，如果一個生理上的男性選擇做女人，那他將留在部落中種植和維護村莊，所有人都會當他是女性而無異議;如果一個生理上的女性選擇做男人，那她可以從事狩獵和戰爭，不再會有人當她是女人。在古代西非的達荷美王國，女性和男性一樣在軍隊中服役。
在人類學中，一個社會可以是“性別分工”的，在這種社會中，男子和女子很少從事同一種工作，男性去做符合男性氣質的工作，女性去做符合女性氣質的工作。一個社會也可以是“雙性”取向的，男性和女性普遍參與到社會各項事務中，各自的利益在每個層面都得到了很好的表達。
從這個角度看，當代的“男性氣質危機”和“女性氣質危機”，也許是傳統“嚴格性別分工社會”逐漸轉型為“性別分工模糊社會”的結果。人類並非只有過一種性別氣質，在很多個社會中，男性和女性並未被期望擁有迥異的性格、氣質和社會角色。“女性化”和“男性化”不過是特定文化背景和歷史時代的定義，包含了各種模糊的、持續變化的判斷。當代社會的性別氣質危機，也不過是人類數萬年曆史中的滄海一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