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一個對外開放的朝代，這一時期，各民族、各國家的大批使臣、留學生、僧人、商人入境大唐，還有人數眾多的少數民族也遷至內地。加之，北朝少數民族之遺風，使得唐代胡風盛極一時，影響深刻。
深受“胡風”影響，酷愛舶來品
對此向達在《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一書中論述説：“李唐起自西陲，歷事周隋，不唯政制多襲前代之舊，一切文物亦不間華夷，兼收幷蓄。第七世紀以降之長安，幾乎為一國際的都會，各種人民，各種宗教，無不可於長安得之。太宗雄才大略，固不囿於瑣微，而波羅求之盛行唐代，太宗即與有力焉。開元天寶之際，天下昇平，而玄宗以聲色犬馬為羈縻諸王之策，重以蕃降大盛，異族入居長安者多，於是長安胡化盛極一時，此種胡化大率為西域風之好尚：服飾、飲食、宮室、樂舞、繪畫，競事紛泊；其極社會各方面，隱約皆有所化，好之者蓋不僅帝王及一二貴戚達官已也。”
長安之人崇尚胡風尤甚，其他地區的人們對胡風也是非常追捧，並貫穿了整個唐代，這也正如謝弗在《唐代的外來文明》中所言：“唐朝人追求外來物品的風氣滲透了唐朝社會的各個階層和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在各式各樣的家庭用具上，都出現了伊朗、印度以及突厥人的畫像和裝飾式樣。雖然説只是在八世紀時才是胡服、胡食、胡樂特別流行的時期，但實際上整個唐代都沒有從崇尚外來物品的社會風氣中解脱出來。”而唐代胡風的盛行，也帶動了唐代女子對外來物品消費的興盛。
唐代女子對舶來品的消費涉及到了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在飲食消費方面，胡食受到特別的歡迎，《舊唐書》中載:“太常樂尚胡曲，貴人御饌，盡供胡食，士女皆竟衣胡服”。胡食中的胡餅更是得到了唐人的廣泛喜愛。圓仁在《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寫道：“立春節，賜胡餅寺，粥時行胡餅，俗家皆然”，可見胡餅的風行及人們食用胡餅之普遍。在當時各地的街市上都有販賣胡餅的店鋪，如《廣異記》中記載：“東平縣尉李黁初得官，自東京之任。夜投故城，店中有故人賣胡餅為業”；《太平廣記》“任氏”條中有，女子任氏與鄭子分別後，“既行，及里門，門扃未發。門旁有胡人鬻餅之舍，方張燈熾爐。”在眾多購買胡餅的消費者中，自然少不了女性消費者。《廣異記》“朱自勸”條中就曾記載：“吳縣朱自勸以寶應死亡，大曆三年，其女寺尼某乙，令婢往市買胡餅，充齋饌物。”
在服裝消費方面，唐代女子受胡風影響尤為明顯。唐代女性喜穿胡服是這一時期女性的一個獨特愛好，也是女性着裝的一大特色。沈括在《夢溪筆談》中言：“中國衣冠，自北齊以來，全用胡服。窄袖緋綠，短衣，有蹀躞帶，長靿靴，皆胡服也。……唐武德、貞觀時猶爾，開元之後，雖仍舊俗，而稍博矣。”自唐初起，唐代女子就穿着胡服，“武德、貞觀之時，宮人騎馬者，依齊、隋舊制，多著羃。雖發自戎夷，而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窺之。”至開元、天寶之際，崇尚胡服之風最盛，女子穿胡服者甚多。“開元初，從駕宮人騎馬者，皆著胡帽，靚妝露面，無復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絕不行用。”開元中，“奴婢服襴衫，而士女衣胡服”。天寶初年，“貴遊士庶好衣胡服，為豹皮帽，婦人則簪步搖，衩衣之制度，衿袖窄小”。“安史之亂”雖然減弱了人們崇尚胡服的熱情，但是喜穿胡服之風依舊存在。安史之亂後，“回鶻裝”流行開來。花蕊夫人在《宮詞》中雲：
明朝臘日官家出，隨駕先須點內人。回鶻衣裝回鶻馬，就中偏稱小腰身。
這説明了宮中回鶻裝的流行程度。宮中的宮人對回鶻裝如此熱衷，必將引得士庶之家競相仿效，進而在士庶之中也流行起來。
受胡風的影響，在唐中期，胡妝風靡一時，深受女子喜愛。當時流行的胡妝源自吐蕃，其特徵是面部不施紅白脂粉，而是以赭塗面，唇部飾以烏膏，形成暗紅色，兩條眉毛為向下低垂的八字眉。白居易在《時世妝》中對這種胡妝做了很細緻的描寫：“時世妝，時世妝，出自城中傳四方。時世流行無遠近，腮不施朱面無粉。烏膏注唇唇似泥，雙眉畫作八字低。妍蚩黑白失本態，妝成盡似含悲啼。圓鬟無鬢堆髻樣，斜紅不暈赭面狀。……元和妝梳君記取，髻堆面赭非華風！”《新唐書》中也有：“婦人為圓鬟錐髻，不設鬢飾，不施朱粉，惟以烏膏注唇，狀似悲啼者”，這種胡妝一度成為唐中期女子爭相追求的時尚妝扮。元稹在《法曲》中就為我們展示了女子對胡妝的熱愛：
自從胡騎起煙塵，毛毳腥羶滿咸陽。女為胡婦學胡妝，伎進胡音務胡樂。火鳳聲沉多咽絕，春鶯囀罷長簫索。胡音胡騎與胡妝，五十年來競紛泊。
唐代女子對胡妝的鐘愛，必定會以消費大量的化妝用品為前提，而這些化妝用品有很多都產自於異域。
香料作為舶來品之一，也受到唐代女子的喜愛。謝弗曾説：“唐朝上層社會的男男女女都生活在香雲繚繞的環境之中”，這説明香料在上層女子中被廣泛使用。那麼，除了上層女性外，妓優們也是香料的主要消費者。她們會通過使用香料來吸引異性，如名姬楚蓮香，天姿國色，她每次出門都有很多蝴蝶、蜜蜂跟隨左右，當時很多貴門子弟都想與她交往。由於唐人對香料需求量比較大，而本國所產的香料在品種和數量上遠不如域外國家，無法滿足消費者需求。因此，唐代的香料來源絕大部分是依靠進口。
從域外輸入大唐的珠寶、象牙、犀角、玳瑁等珍貴奇異物品在唐代女性中受到了熱烈的歡迎，併成為唐代女子首飾裝飾中的寵兒。在唐代，“瑟瑟”是一種非常昂貴的進口寶石，女子們常以瑟瑟作為髮飾來裝飾自己的髮髻。温庭筠就曾在《瑟瑟釵》中描繪過這種頭部飾品，詩中雲：
翠染冰輕透露光，墮雲孫壽有餘香。只應七夕迴天浪，添作湘妃淚兩行。
除瑟瑟外，唐朝大量進口的象牙和犀角也常常被用來製作成頭部飾品，非常精美，如崔涯嘲笑妓女李端端説：“獨把象牙梳插鬢，崑崙山上月初明。”除此之外，進口的玳瑁、珊瑚等也被使用於製作飾品。
奢侈性消費凸顯
大唐建立之初，由於剛剛經歷過隋末農民大起義的衝擊，社會經濟蕭條，物質資源匱乏，民生凋敝，國家處於百廢待興的狀態。基於此，唐初統治者採取了一系列的舉措來恢復經濟和發展生產。在社會消費方面，他們頒佈詔令，身為表率，大力推行節儉消費，反對奢侈浪費。唐高祖在總結隋朝滅亡的原因時，認為隋滅亡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肆極奢靡”。對此，他志在節儉，在日常生活中，“纂組珠璣，皆雲屏絕；雕琢綺麗，久從抑止”，斷絕織錦、珠寶等非實用性物品。“凡所營為，務從簡易，服用取給而已。”唐太宗在貞觀元年對侍臣説：“至如雕鏤器物，珠玉服玩，若恣其驕奢，則危亡之期可立待也。自王公已下，第宅、車服、婚嫁、喪葬，準品秩。不合服用者，宜一切禁斷。”他不僅要求臣子務必節儉，自己也身體力行，講求實用原則。
在唐太宗節儉思想的影響下，後宮女子也厲行節儉，皇后長孫氏“性尤儉約，凡所服御，取給而已”。在太宗統治時期，整個社會也倡行節儉，“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簡譜，衣無錦繡，財帛富饒，無飢寒之弊”。唐高宗即位後，也曾重申唐太宗節儉消費的思想，“比至五月五日，及寒食等諸節日，並有歡慶事，諸王妃主及諸親等，營造衣物，雕鏤雞子，競作奇技，以將進獻，巧麗過度，糜費極多，皆由不識朕心，遂至於此。又貞觀年中，已有約束。自今以去，並宜停斷，所司明加禁察，隨事糾聞”。雖然自唐初建立至唐高宗在位時期，也有一部分人推崇奢侈性消費，但是從總體上來看，這一段時期人們的消費還是以節儉為主流，崇尚簡樸。
經過一段時間的恢復和發展，至武則天、中宗和睿宗時期，國家的經濟逐漸好轉，人們的消費慾望被刺激起來，奢華風氣日漸抬頭。唐玄宗在位前期，多次頒佈敕令禁斷奢侈之風。開元二年，“乘輿服御，金銀器玩，宜令有司銷燬，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錦繡”。戊戌詔：“百官所服帶及酒器、馬銜、鐙，三品已上，聽飾以玉，四品以金，五品以銀，自餘皆禁之；婦人服飾從其夫、子。其舊成錦繡，聽染為皂。自今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織錦繡等物，違者杖一百，工人減一等。”開元十二年，“珠翠綺羅，孰非珍玩？嘗念百金之費，每惜十家之產，是以所服之服，俱非綺羅；所冠之冠，亦非珠翠。至若弋綈之制，大帛之衣，德雖謝於古人，儉不忘於曩哲，庶羣公等觀此，當體朕之不奢”。開元二十六年，還曾禁斷王公等進獻珍物，以絕浮華。
唐玄宗在位前期還能保持節儉的作風，但是，其在位後期開始，社會風氣發生很大變化，崇奢之風日盛。唐玄宗本人的奢侈消費行為，更是對奢糜風氣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至中、晚唐時，這種風氣愈演愈烈，雖也有多位帝王為此頒佈禁奢詔令，但只是收到一時之效，並沒有從根本上杜絕奢侈揮霍之風。自消費觀念向奢侈化轉變開始，有條件的女性在滿足了最基本的物質需求之後，也開始追求奢華，崇尚奢侈性消費。而在奢侈性消費方面，上層女子則表現尤甚，下面將舉例説明。
在飲食消費上，史載天寶年間，“諸公主相效進食，上命中官袁思藝為檢校進食使，水陸珍饈數千，一盤之貴，蓋中人十家之產”。所獻食物一盤抵十户中產人家的收入，極盡奢侈。楊貴妃生於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勝蜀者。故每歲飛馳已進，然方暑而熟，經宿則敗，後人皆不知之”，每送荔枝至京城，要耗費多少人力、物力！《雲仙散錄》載有：“虢國夫人就屋樑懸鹿腸於半空，筵宴則使人從屋上注酒於腸中，結其端，欲飲則解開，注於杯中，號‘洞天聖酒將軍’，又號‘洞天瓶’。”把酒灌入鹿腸，掛在屋頂，在飲食上不斷求新求異，足見其生活之奢侈。
在出行的交通工具上，“上將幸華清宮，貴妃姊妹競飾車服。為一犢車，飾以金翠，間以珠玉。一車之費，不啻數十萬貫。既而復重，牛不能引，因覆上聞，請各乘馬。於是競購名馬，以黃金為銜籠，組繡為障泥。”楊貴妃姐妹競相攀比，花費巨資用以裝飾、購買交通工具，生活的很是奢侈。
住宅消費方面，“則天以後，王侯妃主，京城第宅，日加崇麗”。安樂公主奪百姓田，造定昆池，用庫錢百萬億。長寧公主在東都洛陽建造第宅，窮奢極侈，府財幾竭。她在長安的第宅，在出賣的時候，光木石等建築材料就價值二十億萬。唐玄宗時，“太真妃諸姊妹第宅，競為宏壯”，“每構一堂，歲逾千萬計，見制度宏壯於己者，即徹而復造，土木之功，不捨晝夜”。
唐代初期，女子所佩戴的首飾並不多。到唐代的中後期，女子所戴的首飾種類逐漸多了起來。《唐語林》中記載：“長慶中，京城婦人首飾，有以金碧珠翠；笄櫛步搖，無不具美，謂之‘百不知’。”女子頭上戴的滿是用金銀珠翠製成的首飾，所費頗多。鄭遨在《富貴曲》中就對女子滿頭的飾品感嘆説：“美人梳洗時，滿頭間珠翠。豈知兩片雲，戴卻數鄉税。”頭髮上的插戴竟等同於多個鄉所上繳的税收，足見上層女子生活的奢靡浮華。針對此種情況，唐肅宗至德二年，詔：“禁珠玉、寶鈿、平脱、金泥、刺繡。”唐代宗廣德二年，赦曰：“珠玉器玩寶鈿雜繡等，一切禁斷。”唐文宗大和二年，傳旨諸公主，“每遇對日，不得廣插釵梳”。在化妝品消費方面，貴妃姊妹自是恩寵愈隆，光每年的脂粉之資就有千貫。
在服裝消費上，女子日常所穿的衫、襦和裙子的形制也體現了日漸奢靡的社會風氣。唐代初期的衫、襦、裙都比較窄小和簡樸。自盛唐中期至晚唐，衫、襦的袖子逐漸寬大，有些竟寬達四尺。裙子也是越來越寬博冗長，《開元天寶遺事》載：“長安士女遊春野步，遇名花則設席藉草，以紅裙遞相插掛以為宴幄”，女子穿的肥長的裙子竟可以圍成“幄”，也就是説將裙子伸展開能夠圍成一個帳幕，其奢逸如此也。這種寬大冗長的服裝必然會耗費大量的布料和勞動力，靡費頗廣。為此唐文宗下詔：“婦人裙不過五幅，曳地不過三寸，襦袖不過一尺五寸。”但是，從記載來看，詔令下達後收效甚微，奢侈之風依舊存在。“詔下，人多怨者。……唯淮南觀察使李德裕令管內婦人衣袖四尺者闊一尺五寸，裙曳地四五寸者減三寸。”
除了衣服的總體形制外，女子個人在服裝上的消費也是非常奢侈。凡勃侖認為：
一個人要使他日常生活總遇到的那些漠不關心的觀察者，對他的金錢力量留下印象，惟一可行的辦法是不斷地顯示他的支付能力。……為了使自己在他的觀察之下能夠保持一種自我滿足的心情，必須把自己的金錢力量顯露得明明白白，使人在頃刻之間就能一覽無餘。
那麼，服裝恰好能做到這一點。因此，為了外表的體面，彰顯自己的金錢與地位，也是為了增添自己的魅力，富裕的女子在穿着上總會選擇造價昂貴的服裝。中宗女安樂公主，“有尚方織成毛裙，合百鳥毛，正看為一色，旁看為一色，日中為一色，影中為一色，百鳥之狀，並見裙中。凡造兩腰，一獻韋氏，計價百萬。……安樂初出降武延秀，蜀川獻單絲羅籠裙，縷金為花鳥，細如絲髮，鳥子大如黍米，眼鼻嘴甲俱成，明目者方見之。”這兩條“百鳥裙”可謂是巧匠絕藝，其耗資之大也是令人連連稱奇，兩件毛裙竟計價百萬，這不是一般的奢侈。安樂公主的百鳥羣引得百官之家競相仿效。
直到開元初，“姚、宋執政，屢以奢靡為諫，玄宗悉命宮中出奇服，焚之於殿廷，不許士庶服錦繡珠翠之服，自是採捕漸息，風教日淳”。於此，珍禽鳥獸才免於被捕殺，製作百鳥羣的奢侈之風也逐漸被革除。另據《舊唐書》中所記載：“宮中供貴妃院織錦刺繡之工，凡七百人，其雕刻鎔造，又數百人。”為楊貴妃製作衣服的女工就有 700 人之多，這儼然就是一個大的服裝工廠。此外，還有宰相元載的妻子。元載位居宰相後，太原王氏的內外親屬前來拜見祝賀。元載的妻子“以青紫絲條四十條，各長三十丈，皆施羅絝綺繡之飾。每條條下，排金爐二十枚，皆焚異香”，像這些親屬們炫耀她的奢侈消費。
宮廷、貴族女性引導消費時尚
時尚在被大眾或市場普遍接受之前，總是先被一小部分羣體所接受和認同，繼而再慢慢地席捲整個國家。那麼在唐代，宮廷和貴族女子這一小部分羣體成為時尚的先鋒。她們標新立異，敢於帶頭穿用，以引導消費時尚。
《舊唐書·輿服志》載：“開元初，從駕宮人騎馬者，皆著胡帽，靚妝露面，無復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絕不行用。”可以看出，自開元始，從駕的宮廷女子都頭戴胡帽，舊時的帷帽退去了時尚的舞台。並且這種頭戴胡帽的風氣自宮廷傳向了民間，使得士庶之家女子紛紛效仿。同書還載有，外命婦們“既不在宮廷，而風俗奢靡，不依格令，綺羅錦繡，隨所好尚”，結果“上自宮掖，下至匹庶，遞相仿效，貴賤無別”。這不僅説明唐代女性日常所穿的便服比較自由，她們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隨意的選擇裝束。還説明平民女子在服飾消費上，以上層女性為參照，極盡可能地模仿她們，以此來表現自己與上層社會趨於一致，進而獲得一種心理上的滿足。
再如，《新唐書·五行志》寫有：“楊貴妃常以假鬢為首飾，而好服黃裙。……時人為之語曰：‘義髻拋河裏，黃裙逐水流。’”楊貴妃作為皇帝的寵妃，擁有很高的身份和地位。她對黃裙的偏愛，自會引起其他女子的爭相仿效，從而使黃裙演變成一種普遍的穿着樣式。
《太平廣記》記載益州士曹柳某的妻子李氏“着黃羅銀泥裙，五暈羅銀泥衫子，單絲羅紅地銀泥帔子”；《廣異記》“焦練師”條中有：“唐開元中，有焦練師修道，聚徒甚眾，有黃裙婦人自稱阿胡，就焦學道術”，這些都是對唐代女子穿黃裙的描寫。李商隱在《牡丹》一詩中雲：
垂手亂翻雕玉佩，招腰爭舞鬱金裙。
鬱金裙即為用鬱金香染色而成的黃色裙子，此詩也是對黃裙流行的生動寫照。史載安樂公主首創“百鳥裙”，其裙用百鳥羽毛製成，正着看是一色，倒着看是一色，白天看是一色，燈光下看是一色。更為奇特的是，百鳥的形態也隱顯裙中。因毛裙的花費比較大，一般平民百姓家是無力承擔的，因此有能力追隨模仿的多為富裕人家的女子。“安樂公主造百鳥毛裙，以後百官、百姓家效之。山林奇禽異獸，搜山蕩谷，掃地無遺，至於網羅殺獲無數。”
總結
透過對唐代女性消費內容的論述還可以看出，唐代上層女性的消費具有奢侈性消費的特點。而奢侈性消費它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在經濟上有着雄厚實力的上層女性，她們的奢侈炫耀性消費使得她們將鉅額的資金引入市場，活躍了市場經濟，促進了生產技術的發展，帶動了就業。同時，女性的奢侈性消費還對生產產生了很強的拉動作用，並進一步推動了唐代商品經濟的發展。但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注意到，奢侈性消費也對唐代社會產生了很大的負面影響：
首先，奢侈性消費助長了炫耀性消費等不良消費風氣的滋生。上層女性以奢侈消費來炫耀、彰顯自己的身份與地位，而這種消費風氣被廣泛蔓延，最終導致唐後期政府曾多次頒佈禁奢令來禁止奢侈消費，但卻收效甚微，社會風氣愈加腐化。
其次，上層女性她們人數較少，但卻佔據着較多的社會財富，而廣大的平民女性，她們人數眾多，卻佔據着較少的社會財富。收入分配的嚴重不均，消費水平的大相徑庭，這就容易引起底層人們的仇富心理，不利於社會的穩定。
再次，唐代女性的奢侈性消費還造成了資源的嚴重浪費和破壞。隨着唐代女性購買奢侈品的風氣日漸興盛，商人見其中有利可圖，便會生產、販賣更加新穎、高檔的商品，來滿足富裕女性的消費需要。而富裕女性往往也會棄舊置新，這就造成了資源被大量消耗、浪費。此外，唐代女性的奢侈性消費還對自然資源造成了破壞，如安樂公主用百鳥毛製作成裙子後，官宦和普通百姓之家紛紛模仿，以致奇禽異獸幾乎被捕殆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