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公元前550年，晉國卿大夫範宣子制定出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明文法規——《範宣子刑書》，但因種種原因一直被深藏於密室。直到公元前513年，趙鞅、荀寅領兵在汝水築城時，向百姓徵收了一鼓（大約480斤）鐵，將範宣子所著刑書鑄於鐵鼎之上，這就是著名的“晉鑄刑鼎”，這雖然是受了鄭國“子產鑄刑鼎”的影響，但意義卻大不一樣。
《範宣子刑書》被鑄於鼎上公佈於眾之後，引起當時社會各方的不滿。孔子首先責難道：“晉其亡乎？失其度矣！”他認為晉國應該遵守唐叔虞傳下來的法度，以作為百姓的準則，卿大夫們按照位次來維護它，百姓們才能尊重貴族，貴族們也因此可以守護他們的家業，貴賤差別沒有錯亂，這就是所謂法度。晉文公正是遵循了這個法度，才會在被廬制定法律以作盟主，現在鑄造刑鼎公佈於眾，百姓皆能看到律法，貴賤沒有次序，還怎麼能治理國家？同時孔子還認為範宣子的刑書是在夷地檢閲時制定的，是晉國的亂法，不可以當做律法來執行的。
晉國的史官蔡墨也氣急敗壞地詛咒道：“範氏、中行氏恐怕要滅亡了吧，擅自鑄造刑鼎，以此為國家的法律，這便是法令的罪人，擅自改變晉文公制定的被廬之律已然是大罪，如果糾正錯誤，修養道德還可免於禍患。”
此二人是《範宣子刑書》公佈之後反應最激烈之人，他們二人墨守“周公之禮”，從未用發展的眼光看待法律問題，頭腦守舊，言不中肯，是實實在在的目光短淺之人。要知道，晉國向來是有着變革精神的諸侯國，從“叔虞封唐”開始，堅決執行着“啓以夏政，疆以戎索”的國策，在經濟、文化、政治各方面都充滿着變革精神，就拿律法制度來説，在“晉鑄刑鼎”之前的春秋二百多年間，就有五次律法的改革。
自從人類開始出現階級之時，法律就隨之出現，可以説法律就是鞏固和強化階級專政的工具。春秋時期由於諸侯紛爭，社會動盪不安，各國統治者無不注重法律的制定和頒佈，以適應形勢變化。晉國所處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以及其執行了與其他諸侯國不同的治國方略，所以舊制度在晉國被破壞得最早、最多，傳統的《周禮》已不足以適應新的社會形勢，所以急需一種行為規範來約束其社會成員，因而法制思想也在這裏較早的產生。
晉國第一部法典是“唐叔虞所受法度”。
雖然沒有史籍記載“叔虞所受法度”具體內容如何，但從孔子抨擊“晉鑄刑鼎”時所説之言可以窺見部分內容：
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
從這句話中，我們起碼能看出兩層意思。第一層意思則是唐叔虞所受法度應該是高低貴賤，層次必須分明。第二層意思是法律不必對百姓公示，貴族知道即可，這樣可以更好地治理百姓。
再根據《左傳·定公四年》祝佗回顧周初分封魯、衞、唐的封建情況時稱，唐叔虞是“命以《唐誥》而封於夏墟”，所以説在唐叔虞初臨唐國時，《唐誥》是周王室賜給他受封建國的法典，這也是晉國的第一部法典。
第二部法典應該是晉文公所作的“被廬之法。”
從“曲沃代翼”到“驪姬之亂”，晉國經歷了百年大動盪，社會政治經濟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在這樣的新形勢下需要制定一部新的法典來穩定政局，安定人心。於是在公元前633年，晉文公作三軍蒐（sōu）於被廬，“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確立了新的政治秩序，這是晉國法制史上的第一次變革。
關於“被廬之法”具體內容，已不可考，其基本精神，與《國語·晉語》所載晉文公實行的一系列政策息息相關，因而這也成為晉國的第二部法典。
第三部法典應為“趙宣子之法”。
“被廬之法”行之不久，公元前621年，晉國蒐於夷，以狐射姑為元帥，後又改蒐於董，改任趙盾為元帥。趙盾上台後，對以前的法律進行了再次修訂，成為晉國的常法，此即為“趙宣子之法”，這是晉國的第三部法典。
第四部法典為“範武子之法”。
“趙宣子之法”僅僅實行於趙盾執政始末，公元前601年，趙盾死去，兩年後晉景公即位，他惡趙氏專橫，連帶着對“趙宣子之法”也有惡感，於是在公元前593年，使士會聘周。
士會歸國後，按照《周禮》的精神，“講聚三代之典禮，於是乎修執秩以為晉法”，這便是“範武子之法”。晉景公廢“趙宣子之法”而為“範武子之法”，其目的是為了崇公室而抑卿大夫，公元前583年的“下宮之役”誅殺趙氏，就是依據的這部法典，這就是説晉國的第四部法典。
第五部法典應該是“士渥濁朱範武子之法”，具體名字已不可考。
“範武子之法”實行後，晉公室不僅依靠該法誅滅了趙氏，還除掉了繼趙氏而專晉政的郤氏“三卿五大夫”，直接導致欒書聯合中行偃殺死了晉厲公。
晉悼公於公元前573年即位，“命士渥濁為太傅，修範武子之法”，對卿大夫們作出了一些讓步，緩解了晉景公、晉厲公時代統治集團內部的緊張局勢，在“範武子之法”基礎上修訂的新法就是晉國的第五部法典。
這五部法典突出的內容主要是統治百姓用到的刑罰，功能職責也主要是“威民”，依照現有資料可以看出當時的刑罰種類主要有五大類。
第一類：大刑。包括了“甲兵之刑”、“斧鉞之刑”等，如車裂、凌遲、殺頭等。
第二類：中刑。包括了宮刑、刖（yuè）刑、劓（yì）刑、黥（qíng）刑等。
第三類：薄刑。包括了鞭笞、杖擊等。
第四類：流放。如公元前586年晉大夫趙嬰齊與侄媳通姦，被流放到齊國。
第五類：贖買。顧名思義就是犯了罪可以用錢與實物贖罪，以免刑罰，這個制度主要針對的是貴族，不具有普遍性。
公元前513年，趙鞅、荀寅鑄造刑鼎，雲“著範宣子所為刑書焉”。該刑書的橫空出世受到了臣民的一致認同，從具體制度來看，它也是“禮治”與“法治”合流後的產物，其具體內容如下。
制事典。即制定辦事的章程和條例、守則等。
正法罪。即制定刑罰律令，與之前刑罰條款類似。
闢刑獄。即清理積案，使斷獄案不得拖延，久而不決。
董逋逃。即對在逃的罪犯要迅速抓捕歸案。
由質要。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有證可考的將經濟寫入法律中，意為規定交易要用契約合同，財物出入往來要有賬目以為憑證。
治舊洿。即把不合用的舊條文刪除，以符合時代的發展，生產的進步。
求秩禮。即遵從等級制度，不準僭越。
續常職。即任用賢能為官，剔除昏暈官吏。
出滯淹。這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將選拔人才之法寫入到法律條文中。孔疏謂“賢能之人，沉滯田裏間，拔出而官爵之”，與孔子的“舉逸民”類似。
這九個方面，每類下又有若干細則編製成法典，故云：“既成，以授太傅陽子與太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這樣看來，該法令的實行頒佈，類似今天的國家憲法。
成文法的公佈是中國法制史上的一大變革，在“子產鑄刑書”之前，法律是不公佈的。夏商周時期便有禹刑、湯刑等三百多條款，然而這些都掌握在貴族手中，百姓無從得知，故而在大部分時候法律條款在案件審理中只能作參考，“雖依準舊條，而斷有出入”就是最常見的表現。百姓由於無法得知律法條文，所以也不可能知道刑罰的輕重，這樣就可以使民眾“不測其深淺，常畏威而憚罪”，從而也就俯首帖耳，誠惶誠恐，這就是奴隸制社會中貴族統治的手段。
如果説在“範宣子刑書”之前，“法治”只是實現“禮治”的一種手段的話，那麼在“範宣子刑書”之後，“法治”與“禮治”一樣，真正成為社會普遍性的權威，背後的實質其實就是“道德”與“法律”的合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説，“範宣子刑書”就是被晉國以強制手段固定下來的普遍道德！結語
春秋時期的晉國奴隸暴動，國人蔘政，貴族腐敗，上下凌替，各種價值觀的矛盾衝突嚴重，在這種情況下過去依附在宗法制下的“人治”已然不適應社會的發展需求，這就必然要求確立一種普遍性的規範來適應新的發展，這樣的工作只能依靠國家來做。而當時的晉國作為傳統的宗族國家，制定這種普遍性的規範為維護某一階級，其結果必然是造成現有的“禮治”體系崩潰，“晉鑄刑鼎”就是此時的產物，而其本質卻是法律與道德的結合，“禮治”與“法治”的合流。
公開性的鑄法於鼎，使市井小民隨時得知“有所為也有所不為”，這樣一來會大大緩解社會矛盾，保持社會秩序安定。所以成文法的公佈開闢了一個新的時代，它不僅是法制史上的一大變革，更是政治制度將要發生深刻變革的前兆。
參考資料：《晉國史》、《左傳》、《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研究》、《帝制時代的中國法》、《國語》、《孔子家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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