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梨視頻發佈的《實拍常熟童工產業：被榨盡的青春》，引發輿論關注。和過去童工事件一樣，依舊有人認為，曝光童工，剝奪了他們改善生活的權利，是對他們的二次傷害。然而，常熟的童工不是普通的童工，更近似於“奴工”，必須解救，而他們背後的童工羣體，更需要關注。
要點速讀1高企的農村兒童輟學率，趕上用工荒，童工市場供需兩旺。2即使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中國的童工問題也很難自行消解。常熟童工處在被奴役的狀態，解救理所應當
不少人在談論是否該解救常熟童工的時候，都會舉大涼山童工的例子。2014年，深圳一批來自大涼山的童工被發現，結果有的孩子出人意料地抗拒“解救”，因為“在這有米飯和肉吃，回家只能吃土豆和玉米”。
孩子們被送回家後，還想外出打工，被當地警方阻攔後，少年們十分沮喪，接孩子的家長也不滿：“出去打工至少能吃飽飯，為什麼不讓出去?”
曝光濫用童工沒有錯，而且此次梨視頻曝光的常熟童工，和那些外出打工才能吃飽飯的孩子有明顯的不同。第一，不少孩子都有手機和銀行卡，甚至有的孩子還有電腦。他們並不是為了吃飽才出來打工，他們之所以來常熟，是因為別人告訴他們常熟的工資更高，被“忽悠”過來了。第二，他們的身份證、銀行卡和手機被廠主扣押，不幹到年底，不給工資(頂多給點路費、生活費);不幹完活，不能睡覺。事實上，他們已是奴工，不要説還未成年，即使成年，也應該被解救。
常熟童工被老闆打是常事
中國童工潛在供應充足，童工問題的嚴重性很可能被低估
常熟童工事件背後的童工羣體有多大?雖然我國還沒有關於童工數量的權威性統計數據，但一項數據可以讓我們大致瞭解中國童工的規模。這項數據就是輟學率，義務教育法規定，兒童6歲入學，初中畢業正常年齡是15歲，輟學的話還不到15歲。而勞動法規定，16歲以下都是童工。對絕大多數輟學的農村學生來説，不可能等上幾年再出去打工，而直接打工就是童工。
按照官方公佈的輟學率，中國的童工問題並不嚴峻——在“普九”的要求下，中國初中的輟學率已被控制在3%左右，並逐年走低。
然而，很多學者根據自己的抽樣調查，對各地、尤其是西部地區的輟學率提出質疑。對此教育部官員也坦承，由於初中輟學問題的複雜性，真實數據難以掌握。2009年、2010年兩年間，中科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農村教育行動計劃項目組(REAP)對西部貧困地區46所學校的跟蹤調查發現，初中階段一屆學生的輟學率高達25%以上。項目組成員史耀疆表示，按2009年農村初中學生2000萬名、國家級貧困縣學生數佔全國學生總數七分之一來計算，僅貧困地區的農村每年就有70萬名左右的初中生輟學。
近年來，農村地區的輟學率還有惡化的趨勢。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曾透露，2011年與2006年相比，農村初中輟學率提高了1.6倍。在梨視頻的後續採訪中，記者來到了這些童工的家鄉雲南。雲南省文山州某中學老師表示，初一下學期和初二是學生流失最嚴重的時候，一屆學生初一時有500多人，到初三隻能剩下300多人。
童工有供給，也有需求。眾所周知，由於勞動力減少，生活成本上升等原因，中國沿海地區自2005年便出現用工荒難題，農民工為了提高工資、改善勞動條件也進行了大量抗爭。這使得企業傾向於用缺乏反抗能力、廉價的童工來降低成本，而這種需求又助長了產業化的販賣和使用童工。被曝光的常熟童工，很可能只是中國童工的冰山一角。
地方政府“民不舉，官不究”的態度，則助長了濫用童工
常熟官方的反應不可謂不迅速。21日視頻播出，當日常熟政府就表示，已經鎖定涉事作坊，將工頭依法控制，4名童工已妥善安置;經對全市一千多家工廠排查，共發現疑似童工8名。
常熟官方對童工事件的回應
然而，這樣的處理結果網友並不買賬：1、為什麼記者可以發現，常熟政府卻遲遲發現不了?2、一個已經成型的產業鏈，多家中介公司，甚至視頻中有人坦承自己從雲南騙來6000多名童工，現在就發現8名童工，還是疑似的?
實際上，出現這種結果並不奇怪。有學者指出，我國雖然禁止使用童工，但對相關部門未盡監督檢查職責，如何處罰缺乏明確的規定;由於童工羣體對社會穩定不構成直接威脅，地方政府並不重視，一些地方政府把童工看作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甚至當作解決就業問題的途徑。
面對曝光的童工問題時，輸出地和輸入地還會互相踢皮球。2008年類似的童工問題被曝光後，涼山方面表示“涼山十分重視民族教育工作，最重要的是東莞企業非法使用童工，把黑手伸向我州的未成年人”;而東莞方面表示“未發現被拐帶現象，將幫助涼山當地的失學兒童重返學校”。
結果，“民不舉、官不究”，直到媒體曝光，官方才有行動，成為各地勞動監察部門對待童工問題的常態。
解決童工問題，不能靜待經濟發展
貧困是童工產生的根源。因此很多人認為，隨着經濟的發展，童工會慢慢消失。從長遠看，這種觀點或許是對的，但從短期看，經濟發展並不一定能減少童工——事實上，近年來中國經濟的發展已經在反哺農村，從2007年開始，“兩免一補”政策在全國範圍內推行，農村學生在義務教育階段不再繳納學雜費，貧困學生也被免除了書本費，同時還有一定的寄宿補貼——但結果卻是農村兒童輟學率依然高企，童工問題依舊嚴峻。
既然不至於窮得讀不起書，為何農村兒童輟學率依舊不降?位於香港的勞工維權團體中國勞工通訊，在其2006年的童工調查報告中就發現，中國形成童工供給的兒童輟學問題並非完全是因貧窮造成的。如在他們的調查中，童工幾乎都是來自農村家庭，罕見來自城鎮貧困家庭者，在那些家境較好的農村家庭，也不乏輟學兒童。這裏的原因或許在於，農村家庭相對“短視”，上學的成本和輟學的收益是這些家庭決定子女是否輟學的主要考慮因素。如果繼續唸書回報率太低，那不如提前出去打工掙錢。要知道，對於西部貧困農村的很多孩子，讀高中和大學，不僅所需要的家庭投入太貴，競爭大，而且畢業後就業情況也不甚理想。所以這些家長和學生寧願主動輟學。而城鎮貧困家庭則考慮相對長遠，不願讓孩子這麼早去打工。
因此，要降低農村兒童輟學率進而減少童工，一方面，落後地區的財政應該向教育傾斜，降低農村家庭在各個階段的教育投入;另一方面，爭取在義務教育階段為未成年人提供技能培訓，讓他們獲得一些基本勞動技能，提高義務教育的投入產出比，以此降低初中輟學率。
當然，童工背後的成因多樣，出台一兩項舉措，短時間內這個問題也難有改觀。然而，這個問題必須得到解決。因為在勞動力短缺時，沒有學歷的年輕人很容易在城市中找到一份低薪的工作，但隨着中國產業的轉移和升級，這些工作很容易被轉移到國外，或被機器所代替。
眾多機器人在富士康“上崗” 一些生產崗位的替代率已達70%
REAP項目組負責人、斯坦福教授斯科特·羅澤爾，曾用墨西哥的例子來闡釋提高勞動者學歷的重要性——上世紀末，墨西哥曾一度憑勞動密集型加工業實現了經濟的迅速增長，但當地只有40%農村人口受過高中教育，大量勞動者在初中階段輟學。當墨西哥代工廠向中國轉移後，這些低學歷的勞動者面臨的是居高不下的失業率。除了非法移民到美國，加入黑幫也是主流選擇。
不少人相信，等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很多問題都會迎刃而解。不過，童工問題或許並非如此。沒有應對措施，童工的數量可能越來越多，併成為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