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湖退捕：“禁”“退”有道方能年年有魚

太湖漁火，延續千年，已至“拐點”。

以往，每年此時的開捕季，太湖沿岸1萬多名漁民跟隨5370艘漁船在非保護區內作業。伴隨着陣陣氣焊的切割聲，日前，湖州市南太湖新區濱湖街道第一艘退捕漁船開始拆解。

當天上午，紐榮民駕船緩緩駛入船網交驗拆解場，跟着父親在太湖邊當了20多年漁民的他，親眼見證着退捕漁船的吊裝拆解。

那一刻，他的心裏有很多不捨，但也明白這是為了子孫後代必須做出的抉擇，“每天和太湖打交道，太湖就像我的家，家病了，病在哪裏我最清楚。我支持國家的政策，也關心‘上岸’後的未來生活與發展。”

2020年10月1日起，有關部門收回太湖漁業生產者捕撈權、撤回捕撈許可證。受退捕影響的，涵蓋太湖沿岸江、浙兩省蘇州、無錫、常州、湖州4市15個區（縣、市）共49個專業漁村（社區）。

暮色將至，湖面上漁船發動機的轟鳴聲逐漸散去。一輩子依偎着太湖的紐榮民，向數不清的漁網告別、向遼闊無邊的湖上生活告別，向“一户一船一網”的傳統捕撈模式告別。他帶着對新生活的嚮往，走向明天。

昨天

全國率先實施封湖禁漁的內陸湖泊

太湖，藏着最極致的鮮。歷史上太湖地區魚類資源十分豐富，魚類記錄曾有107種。

“100多種？我們現在能見到幾十種就不錯了。”69歲的蘇州七都鎮廟港市場水產經紀人張阿姨説。

張阿姨生於漁船，長於漁船，家中8代都是漁民。小時候，她跟着父親，黃昏時下網，凌晨收網，從湖中心行駛至廟港，趕上5點前開啓的早市。

當時的水產市場是名副其實的水市，沿着廟港河，小漁船在岸邊一字排開，漁民們將船艙內的湖鮮捧到岸上展示。陸地上，早有顧客排隊等待湖鮮的降臨。

那個時候，一網金，二網銀，三網珠寶四網珍，五網六網眼也花，太湖是隻聚寶盆……

“6歲的時候，我還不會捕魚，就是抱着瞎玩的心態，晚上圍湖岸邊的楊樹繞一圈網，第二天就能撈上來滿滿一網湖鮮。”40歲的周勝良笑着回憶起30多年前的場景，如今即便費盡力氣，也難有過去瞎玩一兜的收穫。

他記得，有兩種方式收益最大：一種是魚籪，在湖中密密麻麻地插上竹竿，將網張在竹竿之間，形成一個迷宮般的“八卦陣”，以此攔截路過的魚類，類似於“守株待兔”；另一種是行船拖網，兩艘以上的漁船合作，拖拽長度達到1500米左右的“高踏網”，一網下去能捕到上萬斤魚。

但“一網萬斤”的模式，註定無法持久。

過度捕撈再加上水利閘壩建設、流域污染物輸入，太湖水環境質量明顯下降、水生生物資源急劇退化：不僅僅是魚類，包括浮游生物、底棲生物在內，太湖的整個生態羣落結構都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太湖曾有20多種軟體動物，而4年前常見的還不到10種。

不僅有減，還有增。正如小型魚類的比例顯著提升一樣，太湖裏的小型藻類也在顯著增加，當中表現最為“突出”的便是藍藻。2007年5月，太湖發生了“無錫水危機事件”。這些都標誌着，太湖的生態整治，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

其實，太湖的保護一直都是政府工作的一項重點。

1953年春，太湖大漁船停止作業半個月，當年銀魚產量增加25%。

1954年，震澤縣人民委員會發布保護太湖資源的通告。

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江蘇省太湖漁管辦實施定期的封湖禁漁制度，太湖成為全國首個封湖禁漁的內陸湖泊。

然而，身處長三角核心位置，太湖不可避免地受到人類活動影響。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吳地人自古“民食魚稻，以漁獵山伐為業”，豐富的水生生物資源一直是當地百姓重要的生計來源。

因此，與保護時間軸並行的，還有開發時間軸。

“我父親和我説，最早政府是鼓勵我們打魚的，上世紀八十年代，政府還補貼我們進行網圍養殖。”周勝良説。

沒錯。從上世紀七十年代起，為了彌補食物資源短缺、蛋白質供給不足，東太湖網圍養殖持續發展。至2004年，東太湖20萬畝水面約有18萬畝被網圍養殖佔用，幾乎是“天羅地網”。

湖泊漁業政策的實施具有鮮明的時代背景和社會背景，與社會經濟發展階段相協調，也體現着生態文明思想的不斷昇華。2007年的藍藻暴發，帶動了對太湖水環境的徹底整治，漁業資源保護與開發的天平從此徹底地倒向了前者。

2009年至2018年，退漁還湖階段，網圍養殖壓縮到4.8萬畝；2019年後，網圍全面拆除，休養生息；2020年10月1日起，整個太湖水域全面退出生產性捕撈。

今天

為“閒下來”後的轉產安置提早準備

漁民上岸，在太湖沿岸並不是一件新鮮事。

太湖流域自然條件優越，水陸交通便利，經濟發達，城市密佈。提前轉型並收穫成功的漁民大有人在，這也為此次退捕後，解決好漁民轉產安置就業問題提供了寶貴經驗。

蘇州工業園區金益社區的部分居民就是其中的“先行者”。1967年圍墾時，他們閒置的漁船有的被用於運輸泥料，還有小部分就開始了運輸業。國家政策開放後，運輸站進一步發展壯大，入駐了蘇州火車站貨運場，船隻也增加到100多艘，實現了水路運輸與鐵路運輸的銜接，運輸的貨物也由最初的水產、鮮貨慢慢轉為化工原料、產品，運輸收入隨之增加。1987年，運輸站再次轉型升級為村級汽車運輸站。如今，其運輸業務遍佈全國。

周勝良則從2018年開始轉型。當時，太湖網圍全部拆除後，他將土地開挖成蟹塘，做起了大閘蟹的生態養殖，實現無害化排放。見到他時，他正忙着捕撈大閘蟹，捆紮包裝後安排送貨。

“之前雖然離開了太湖，但船一直還在，捕魚和養蟹在時間上可以兼顧，父母也習慣了船上的生活，手裏也可以有點活幹。”周勝良説，“這一次退捕，父母捨不得，家裏一條捕魚船、一條捕蝦船都要上交，這是他們一輩子的回憶，我還得做他們的工作。”

周勝良的記憶裏當然也印刻着那些與漁網相伴的時光，但他更明白退捕是大勢所趨。

他不想再讓孩子經歷這樣的苦日子——從下網到收網，一次作業的時長大概有20個小時，忙得時候拖網漁民幾乎從不靠岸，就把柴米油鹽全都搬上船，蔬菜每天由前來收魚的魚販子順便帶過來。一天勞動結束後，跳進湖裏洗一把冷水澡，然後把自己扔到硬邦邦的艙底和甲板上。有時候父母沒時間照料孩子，就把孩子託人照顧，讓他吃“百家飯”長大。

“小時就跟着父母跑，沒時間上學，生病了也不去醫院。那時太湖水還可以直接喝，母親就燒點開水，幫我多蓋一牀被子。想吃好的也沒有，只有最便宜的甲魚。”周勝良説，現在要讓自己的孩子像城市裏的孩子一樣，供他上好學校，給他買最好的學習裝備。

在蘇州，退捕漁民已100%納入社會保障，有房、有社保，人社部門還針對漁民年齡偏大、文化程度較低的現狀，對他們加強就業技能培訓。

“太湖周邊經濟條件不錯，各類工作機會很多，能轉的早就轉型了。到今天還沒有轉型的，恰恰是最難轉型的羣體。他們年齡較大、文化程度較低，合適的崗位並不多。漁民比較容易上手的崗位，比如保姆、保潔等，他們又覺得不夠體面、不夠自在而不願意做。”七都鎮人社中心相關負責人表示，進一步開發崗位是當務之急。

比如，七都鎮人社中心和管理服務站共同開發20個“太湖藍藻打撈工”的公益性職位，就因更貼近漁民技能特長廣受歡迎， “但該類型崗位相對較少，我們只能採取抽籤形式，抽中的概率為1∶10左右。”

有關人士分析認為，去年的退捕協議簽訂時間正好和太湖蟹銷售旺季吻合，很多漁民無暇他顧，簽約環節比較順利。待春節後，大閘蟹銷售季一過，轉產安置的壓力會突然加大，政府部門必須未雨綢繆。

明天

我們餐桌上還能見到太湖湖鮮嗎

太湖退捕後，到底要不要徹底禁捕，成為眾人的關注焦點。

在長興縣新塘村，共有88艘漁業水產運銷船。這裏銷售了太湖40%以上的水產。目前，全村共有1000餘畝梅鱭魚晾曬場和近20家漁家樂餐廳。全村4000多村民，一半從事和漁業有關的工作。有漁家樂老闆擔憂，徹底禁捕可能會摧毀這個太湖沿岸最大的漁市。

也有支持禁捕的聲音，有漁業專家曾在退捕政策出台之前便建言，應在太湖禁捕三年。

主管太湖漁業管理的職能部門——江蘇省太湖漁管辦相關負責人表示，未來將利用好太湖豐富的生態資源稟賦和區位人文經濟等有利條件，以國資控股經營、部門執法監管為主要形式，以大水面增殖漁業、組織化捕撈漁業和漁業三產融合為主要抓手，打造有太湖特色的湖泊漁業高質量發展新模式。

也就是説，不同於長江流域的10年禁捕，太湖是3個保護區40萬畝水域常年禁捕，其餘280萬畝水域全面退捕。退捕不代表全面禁漁，而是在此基礎上，對這280萬畝水面研究制定科學利用水面規劃，發展增殖漁業，有組織進行捕撈。

未來，太湖漁業主體由個體漁民改變為國有公司，捕撈方式、時間、規模等都可能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監管會十分嚴格：國有公司參與太湖增殖漁業活動的數量、規模、具體內容，必須嚴格按照由省級主管部門制定的要求執行；對準入企業實行積分考核制度，加強企業所屬捕撈船隻監管；捕魚網具的網眼尺寸、規格將會進行規範，統一實行配額、限額捕撈制度，以保證魚蝦的生息繁衍，規定“在太湖魚類的繁殖期和快速生長期實施禁漁”。

太湖漁管辦相關負責人介紹，接下來可能會請第三方專業機構對太湖漁業資源進行評估，部分退捕漁民有機會在經過培訓後，以漁業工人的身份加入捕撈隊伍繼續捕魚；而現有比較成熟的漁市，也有可能會繼續經營下去。

“成為漁業工人？不！那種一條木板連着水面和陸地，天天膽戰心驚的生活再也不想他們承受了。”周勝良肯定地表示，希望子女可以切斷與“漁”的聯繫，再也不會被人稱作“網船鬼”。

金益社區居民朱祥男對此則有不一樣的看法。他最早在附近的金雞湖、獨墅湖捕魚；後來因為水產養殖，就遷到了太湖捕撈；現在，又作為工業園區最後一批太湖漁民之一，完成退捕。

船與水如今還是他最大的安心與滿足，他想把自己的幸福傳遞給孩子們。在金益社區的支持下，朱祥男等老漁民積極參與漁耕文化園的籌建。在前期的實物採集、資料收集等過程中，他們有的帶着工作人員出船拍攝影像照片，有的親手製作漁具捐贈，有的送來壓箱底的漁服漁飾，有的口述補充缺失的資料。

朱祥男希望，漁船、桅帆、漁網、魚叉……這些隨他揚帆江湖的 “老夥計”，能在漁耕文化的映襯下鎖住鄉土情結，讓勤勞質樸、開拓創新的漁耕精神潛移默化地在孩子們心底生根發芽。

讓太湖迴歸生機，讓漁民有保障可依，今日向“漁”告別，是為了明天更好地重逢。太湖漁歌，定會在江南大地永遠地傳唱下去。

專家訪談

退而不捕，還是以退為捕？

——訪中科院南京地理與湖泊研究所研究員谷孝鴻

文匯報：太湖退捕的背景是什麼？

谷孝鴻：太湖退捕是在長江流域生態系統保護、十年禁止天然漁業資源的生產性捕撈的背景下提出的。這是湖泊生態保護的必然要求，也是多年來從生態破壞向生態修復轉型的結果。

多年來，受環境污染、富營養化和高強度捕撈等影響，太湖漁業資源退化和生物多樣性下降問題很嚴重。歷史上太湖地區魚類資源十分豐富，有魚類記錄107種。2014—2016年持續調查，僅採集到魚類61種，種類組成發生較大變化，“優勢種單一化”極其顯著，魚類羣落和種羣小型化趨勢明顯，個體質量低於30克的小型魚類佔絕對優勢。

禁漁管理是大水面漁業資源管理的重要一環，有利於水生生物資源得到有效休養生息，促進水域生態環境保護和漁業資源的可持續利用。

文匯報：那麼，太湖退捕是否也意味着要採用十年禁捕的管理方式？

谷孝鴻：在長江十年禁漁的大背景下，目前“一江兩湖七河”實施了禁漁方式。由於太湖漁業資源出現衰退，有必要對太湖漁業政策進行調整。但是，由於太湖水域環境和長江不同，漁業資源主要問題不同，歷史文化不同，因此禁漁的具體實施方式可以不同，不可能是單純的一禁了之。

太湖有其非直接通江的自然生態屬性，而且太湖是藍藻頻發的富營養化湖泊，每年捕撈帶走總氮235.8噸，總磷55.8噸，對轉移水體的營養鹽起到了一定作用；同時，“太湖三白”是區域特色，也是文化名片，對帶動區域經濟、促進漁旅融合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太湖的退捕不是退而不捕，而是以退為捕。

初步構想是，在水生生物自然保護區和水產種質資源保護區實施長期禁漁，和長江十年禁漁的政策有統一性和一致性。在除了保護區以外的寬闊水域，應該先是退捕退漁民，接着充分評估漁業資源現狀和主要魚類生物學特性，借鑑國際捕撈學經驗，建立科學的漁業資源水質調控政策，包括增殖放流量、品種搭配，捕撈間隔時長、捕撈量、捕撈季節和捕撈品種等。

文匯報：對於退捕的下半篇文章，您有何建議？

谷孝鴻：從退漁政策的完成到漁民轉業安置真正的落實，從退漁實施效果的跟蹤監測評估到魚類資源恢復政策與措施的制定與完善，以及滿足民眾特殊需求及漁文化傳承的漁業資源開發利用方式的探討等，都需要一步步推進。一個關鍵前提是對太湖目前的水環境狀況、漁業資源存量和生態修復措施有一個客觀的認識和評價。

文匯報：太湖退捕後，可能會設置“護漁員”這一公益性崗位。對於這個新崗位，您作何評價？

谷孝鴻：其實，漁政人員就是法定的護漁員，只是目前這個隊伍的力量配備還不夠，需要進一步補充，但補充的前提是需要全社會的共識，管理的前提是宣傳到位，完全依靠所謂的限制管理是管不住的。

水體和山林、草原不一樣，它是隱蔽在水下的，直接感覺不到，需要的專業性更強，水環境的安全保障更高。漁業資源管護需要有豐富的經驗。現在太湖漁管會有漁政處專門從事湖上偷捕行為的執法，可能還遠不夠。將來可以適度吸納退捕漁民到護漁的隊伍中，這是一批經驗豐富的漁民，通過教育培訓，他們可能成為太湖漁業資源的守護者。

文匯報：太湖退捕後，漁業資源恢復的前景如何？

谷孝鴻：關鍵要考慮恢復的內涵，作為不通江的湖泊，未來很難有很多原先已經在太湖消失或絕跡的漁業品種出現，但通過限捕、禁捕，魚類生存的生態條件得到改善，一些優良和土著品種會得以恢復，加上合理魚類結構調控到位，魚類小型化的問題會得到改善，大型魚類保持一定的比例會得到優化。

太湖不同於長江，太湖作為非直接通江的大型淺水湖泊，其生態系統特徵、生物羣落結構和功能有別於一般水體。太湖的漁業資源整體以小型魚類佔優勢，現存生物量較大，大型魚類以及魚食性魚類較少，小型魚類的增殖通過食物鏈效應對浮游生物產生重要影響，從而帶來了對水質的影響。因此，退捕後，從生態和漁業的角度，還是要適當適宜地科學捕撈，科學調控太湖漁業資源，朝着有利於水質改善和漁業資源保護的方向努力。

文匯報：有些人説，退捕之後，特色漁文化的傳承等會受到影響。對此，您怎麼看？

谷孝鴻：太湖的漁文化需要我們每個人守護和傳承。目前太湖計劃建立漁博館，將太湖豐富的魚類資源、悠久燦爛的漁文化向公眾，特別是青少年宣傳普及。

漁文化的傳承需要“漁”來支撐，但太湖的漁文化，也不僅僅就是太湖捕撈或放流。太湖漁文化的文章可以做大做強，需要從“漁業—生態—經濟”的維度，圍繞水和漁業去拓展和創新。今天的退捕，是為了換未來子孫後代的年年有魚，從真正意義上守護漁文化，傳承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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