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7月7日電 題：中美兩國該如何限制而非激化大國衝突？
——專訪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院教授梁亞濱
中新社記者 朱方芳
7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美全面經濟對話中方牽頭人劉鶴應約與美財政部長耶倫舉行了視頻通話。本週，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將在二十國集團外長會期間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舉行會晤，就當前的中美關係和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交換意見。中美關係走向備受關注。
不久前，美國駐華大使伯恩斯曾説，當前中美關係可能正處於1972年美國前總統尼克松訪華以來的最低谷。中國駐美國大使秦剛表示，中美關係正處於關鍵關口，希望中美雙方共同努力，推動兩國關係早日回到健康穩定發展的正確軌道。
中美兩國能否維持戰略理性，限制而非激化大國衝突並達成合作？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院教授梁亞濱就此接受了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在當前全球疫情、俄烏衝突、經濟困局中，世界期待中美合作助推世界儘快走出當前困境。但美國一些人士的言論和行為，似乎將中美關係推向相反的方向。您如何看待？
梁亞濱：回顧中美關係的歷史，美國對華定位發生了劇烈變化，從敵人逐漸變成合作者和利益攸關方，再到現在的戰略競爭對手。在此變化過程中有很多因素，既包括技術進步、經濟發展和一大批發展中國家的羣體性崛起，也包括中美兩國各自意識形態和戰略自信的變動。
當下，面對中國實力上的崛起及意識形態上的強化，美國產生了戰略焦慮。在美國看來，這種變化進一步凸顯了與美國在意識形態、社會制度和價值觀上的差別和潛在衝突。冷戰結束後，美國願意繼續與中國維持合作的一個潛在前提是：因為贏得冷戰而高度戰略自信的美國有能力通過接觸政策改變中國。現在，這個自信沒有了，因此開始對華轉向戰略競爭。
但是，這並不意味中美關係一定會走向衝突。中美兩國發生大規模軍事衝突結果是無法想象，也是無法承受的。歷史上有很多可以借鑑的經驗和教訓。對此，雙方都很清楚。最為關鍵的問題是，作為兩個核大國，中美兩國在互動過程中能否維持真正的戰略理性，能否時刻不受意識形態和民族主義情緒裹挾和煽動，從最純粹的現實主義出發，謹慎、冷靜地處理兩國關係出現的一切問題，維持戰略穩定。
上海港洋山深水港。中新社發 鍾鑫旺 攝
中新社記者：今年5月，美國總統拜登訪問亞洲期間正式啓動“印太經濟框架”(IPEF)，這是否標誌着拜登政府的“印太戰略”已基本成型？
梁亞濱：“印太戰略”最早由特朗普政府提出，並有一定進展，例如四邊安全對話(QUAD)下四國同時參加的常態化聯合軍事演習，以及在後勤、情報等諸多領域合作。
拜登政府上台後總體上繼承了“印太戰略”的構想，並且在另外兩個角度持續發力。一是修復大西洋兩岸的“傳統友誼”，團結盟友，在國際範圍內重申和構建美國的領導力。二是填補國際經貿合作領域的空白。
IPEF有四個支柱：互聯經濟、韌性經濟、清潔經濟和公平經濟。互聯經濟的重點在於數字經濟，它與清潔經濟都被認為是未來經濟增長的重要板塊，因此美國要主導該領域的國際規則和標準。韌性經濟的重點是供應鏈，重建美國主導的全球供應鏈，以更好地預測和防止供應鏈中斷，特別是在關鍵礦物資源方面。公平經濟則基本繼承了特朗普在經貿領域的話語，反對無原則的自由貿易，而是要在國際貿易中加上諸多政治條件，包括税收、反洗錢、反賄賂等制度和信息交換。這四個支柱具有明顯排擠中國產業的意味：中國在數字經濟和清潔經濟領域具有較大優勢，而在產業鏈和公平貿易方面與美國存在較大的競爭。
與過去經貿協議以更高層次的市場開放和更大規模的經濟援助為吸引力不同，IPEF以重建供應鏈和渲染意識形態對抗作為撬動全球經貿格局的槓桿。一方面，致力於構建排擠中國的國際供給鏈，推動二戰後第四次產業大轉移，削弱中國通過國際貿易創造財富和實現技術進步的能力。另一方面，以意識形態為由，從而在世界範圍內為對華貿易戰、科技戰和金融戰進行辯護，進而推動其他國家與中國之間的經貿脱鈎。
從這個角度來看，IPEF確實標誌着美國“印太戰略”基本成型。
中外記者在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的一集團內參觀採訪。中新社記者 趙雋 攝
中新社記者：您如何看待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發表對華政策演講時提出的“投資、結盟和競爭”的新三分法？您認為中國處理對美政策的基調是什麼？兩者對比有何不同？
梁亞濱：投資是指美國要投資自己，提升競爭力。冷戰期間，美國在科技研發領域的投資比曾佔到GDP2%，現在只有1%。因此，美國本屆政府試圖通過加大投資來重振國家實力。結盟則是美國傳統的外交手段，盟友被認為是美國外交力量的倍增力。特朗普政府時期，美國破壞了與盟友的關係，削弱了美國的實力。拜登政府甫一上台就格外重視修復與盟友和夥伴國的傳統友誼與合作。在全球化的今天，美國難以孤立和打壓中國，結盟是對華競爭的重要手段和支撐。中美作為世界大國，戰略競爭基本都是明牌，比拼的是戰略智慧、戰略耐心和戰略動員能力。
中美關係的好壞是互動的結果。從新中國成立後的歷史來看，搞好中美關係對解決中國的安全和發展問題非常重要，可以實現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中國對美政策應該致力於保持雙方的戰略穩定，保持外交轉圜空間，避免走上全面對抗的道路。
中美兩國目前對對方政策既有相同點，也有不同點。首先，在投資國內方面，兩國是一致的。任何政策的實施前提都是具備相應實力。其次，中國採取不結盟政策，是與美國外交政策最大的不同點。不結盟的初衷是不以意識形態劃線，不與任何國家為敵，本質上是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致力於同所有國家建立和發展友好合作關係。第三，中國目前依然在尋求與美國實現戰略穩定和經貿合作。簡單來説，美國致力於分裂世界，拉幫結夥對華展開競爭，而中國則致力於團結世界，盡最大誠意來實現合作和共同發展。
中國駐紐約總領館舉行的中美建交40週年圖片展。中新社記者 廖攀 攝
中新社記者：今年香格里拉對話會期間，台海問題依然是中美博弈的焦點。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最近表示，台灣問題不能成為中美關係中心。您認為，應如何規避台海風險？
梁亞濱：毫無疑問，台灣問題是中國的核心利益所在。沒有兩國在該問題上的妥協，中美不會建交，這也是尼克松訪華後中美花費了8年之久才達成建交談判的原因。在當時中國的認知中，台灣問題所代表的利益在中美關係中佔據非常高的比重。
經四十多年發展，台灣問題依然重要，依然是中國的核心利益，但是在兩岸關係現狀尚未發生實質性改變的情況下，我們顯然有更重要的利益，需要跟美國博弈，包括維持核戰略穩定、正常的經貿關係和人員交流與交往等。
如果有一天兩岸關係現狀發生了實質性變化，這種變化無論是源自台灣當局，還是美國政府，中國都不得不採取堅決的措施。
對中美關係來説，台灣問題意味着哪一方更有戰略智慧，也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兩國戰略競爭的前途和結果。中美規避台海風險最有效的方法是降低該問題的敏感度，保持戰略定力。相信歷史和時間站在我們這邊。
中新社記者：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此前提醒，美想對華脱鈎極不現實。《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霍伊維爾撰文表示，世界需要的是去限制而非激化大國衝突。威爾遜中心報告指出，美中攜手可促進氣候變化、疫情、貧富、科技不公等問題的全球努力。您如何評論這些觀點？
梁亞濱：這些觀點都很對，但問題是如何做。以氣候變化為例，拜登政府不但沒有向中國轉移應對氣候變化所必需的技術和資金，甚至試圖削弱中國在清潔能源領域的優勢，特別是IPEF提出重建排擠中國的國際供給鏈。科技脱鈎已經在路上，美國正一批又一批地把中國科技企業列入出口管制名單和金融制裁名單。
中美兩國必須限制大國衝突，在該問題上擁有共同利益。發動一場熱戰或冷戰，都不符合兩國的根本利益。雙方在這一問題上的認知是明確的。因此，兩國需要在技術上採取措施來規避可能出現的危機事件，避免惡化成衝突。如同打牌，雙方要規定規則或形成默契，同時避免掀桌子。這些事情將是未來兩國之間最重要的合作。(完)
受訪者簡介：
梁亞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院教授，盤古智庫高級研究員，中國國際交流協會理事。主要研究方向為中美關係、東北亞安全、國際政治經濟學等。主持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美國新政府的對華戰略走向”。目前出版專著《美國霸權的金融邏輯》，合著兩部《新時代的大國戰略》和《國際政治格局轉變中的能源與氣候研究》，發表學術論文20多篇，新聞評論近百篇。2009-2010年獲得國家留學基金委資助到美國康奈爾大學訪學一年。曾在意大利、德國、以色列、韓國等多個國家講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