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一族”：何以安放身體和靈魂
半月談記者 李曉玲
現代生活就像一條巨流河，裹挾多少曾經安土重遷的中國人從鄉村流向城市、從小鎮流向大都市。這浩蕩的生活之流和漂泊的人羣，催生出一個無可迴避的話題：大城市容不下身，老家容不下靈魂。
“漂”幾成國民生活常態
今年重陽節期間，大潤發超市發佈了《“老漂族”逛超市報告》，報告顯示：早上10點前去逛超市的老年顧客佔比，一線城市比全國高出15個百分點，其中上海一家大潤發店面隨機匿名調查的2300名老年顧客中，隨遷老人佔了33%。
一時間，“老漂族”成了熱門話題。其實，近年連續發佈的《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中早就提到，專門為照顧晚輩到大城市的老人佔流動人口比例高達43%，且老年流動人口數量還在持續增長。
改革開放以來，數以億計的中國人為了生活背井離鄉，踏上遠行的列車，奔向霓虹燈下光彩奪目的城市。最近幾年每年流動的人口數據都在2億以上，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更是顯示，全國流動人口規模達到3.76億，相當於每4箇中國人中就有1個漂泊在外，是流動人口。調查報告還顯示，我國流動人口進入家庭化遷移，近九成的已婚新生代流動人口是夫妻雙方一起流動，與配偶、子女共同流動的約佔60%。同時，越來越多流動家庭開始攜帶老人流動，流動人口的平均年齡也呈上升趨勢，且老化速度快於全國人口。
根據流動人口的主要流向，社會上還出現了一些約定俗成的新詞，“北漂”“滬漂”“廣漂”“深漂”等。從流動人口總量來看，深圳、上海的流動人口都超過1000萬。其中“深漂”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深圳是我國最大的移民城市。作為我國經濟特區的典範，深圳就如同一個窗口，在高速發展的過程中，吸引了大量人口，與六普數據相比，深圳增加了713.66萬的常住人口，處於全國第一。
當下，流動人口幾乎覆蓋了全年齡段，除了“老漂族”和為數最多的漂泊的成年人，隨家庭一起漂流的“小候鳥”也為數不少。
“漂一族”的紅利與隱憂
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流動人口政策調整經歷了逐步放開農民進城、要求公平對待流動人口、全面推進市民化三個階段，流動人口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理念深入人心。數億人巨量的人口流動顯示出中國社會旺盛的活力，大量農村和城鎮剩餘勞動力進入城市，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人才和勞動力，促進了產業結構升級，推進了區域均衡發展，也改變了我國的人口結構和佈局，推動了我國城鎮化進程。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段成榮認為，改革開放以來流動人口長期保持高速增長的趨勢，説明我們從“鄉土中國”進入了“遷徙中國”，這在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當中再次得到確認。中國社會過去流動性不高，社會治理、制度安排、文化建設等偏於靜態，而現在我們要從根上去適應這樣一種從靜到動的轉變。
事實上，正是人口的流動，為中國的社會結構轉型帶來強大動力和人口紅利，極大地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就業方式和整個社會的面貌，微觀上增強了撫養家庭的能力，宏觀上促進了整個社會財富的積累。但與此同時，隨着我國社會的急劇變遷和城市現代化的積極推進，巨量流動人口與隨之而來的“漂泊感”也引發了一些新的社會問題和心理問題。
一方面，家庭成建制、長期化流動，在流入地的住房、養老、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需求不斷增長；再加上流動人口的平均年齡不斷上升，45歲以上流動人口占全部流動人口的比重不斷上升，給相關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政策的落實帶來了巨大壓力。此外，大專以上學歷流動人口不斷增加，其公共服務的需求也日益多元化。多因疊加，“漂一族”住房、醫療、教育、養老等社會公共服務與當地人相比不平衡或缺失等現象就凸顯出來，潛在隱憂不少。
另一方面，整個社會結構、經濟增長、人文精神、生活方式的巨大變遷，使“漂一族”為獲得社會尊重，需要付出更多努力，也面臨更多風險，不僅包括衞生、住房、治安、交通等物理風險，也包括家庭、文化、歧視、排斥等心理風險，尤其是越來越多的“老漂族”和“小候鳥”的加入，讓流動人口極易產生精神上沒有依託、身心都難以融入的感覺。調研也顯示，流動人口在心理健康方面遠不如户籍人口。建立流動人口身心健康風險預警指標體系，實施動態監測，及時向流動人口個人、家庭及相關管理部門提供參考性意見，幫助流動人口形成正確的壓力應對策略，開發有針對性的干預方案，已經成為迫在眉睫的事情。
與城市共融，緩解漂泊之感
隨着城鎮化和現代化的推進，我國流動人口規模未來還將持續增長。根據目前的人口數據，人口流入地不僅過去受益於流動人口，將來也會因此發展更快。在收穫人口紅利的同時，獲益城市如何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更好地為流動人口提供服務，緩解其漂泊之感，成為當下值得反思的熱點話題。
國家層面，應着手建立較為完善的社會政策促進農民工和流動人口在城市就業、定居並最終融入城市生活，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市民，實現他們與城市的社會整合與發展，幫助他們獲得更多的工作機會和社會資源。
流動人口的家庭化趨勢不斷增強，由原來單個的勞動力流動轉變為核心家庭及祖輩一起流動，城市也應據此構建面向流動人口家庭的服務體系。在流入城市就地提供公共服務是最有效的措施，一些城市已經積極行動起來。外來人口占比最大的深圳，已經明確規劃在2025年之前，全市新增公辦義務教育學位74萬個，新增幼兒園學位14.5萬個。而此前，深圳已經規劃新建公辦普高學位9.7萬個。通過新增近百萬個基礎教育學位，深圳將實現全市公辦義務教育總規模接近翻一番，預計能夠有效緩解學位供需矛盾。
全國老齡化比較嚴重的上海，也為“漂一族”提供了更多的城市服務。在大潤發上海門店商店街的剪髮店，專門為60歲以上隨遷老人提供免費理髮服務。每年重陽節老人都可以到大潤發領取免費掛麪，大潤發還表示將會在門店開展更多老人可以參與的休閒活動。
隨着經濟、就業、教育等資源迅速往大城市集聚，更好的生活環境、更多的發展機會，再加上包容性、多元化和相對公平，大城市的虹吸效應越來越強。但與此同時，流動與漂泊，也意味着“漂一族”們要切斷與原有熟悉的生活環境、人際關係間的強韌鏈接，承受在陌生環境中融入困難、缺少重新建立親密關係的途徑、精神上孤獨等困境。因此，亟須包括社區、社羣、社團和社會工作者在內的社會各界都伸出援手，通過切實而温暖的活動與載體，搭建適合不同年齡段“漂一族”基本社交需求的平台，讓他們能夠在新的城市和社區獲得歸屬感。
（刊於《半月談內部版》2021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