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南省南陽市淅川縣毛堂鄉銀杏樹溝村，駐村第一書記王濤（右二）、村支部書記方長建（右三）及其他村幹部查看村容村貌（8月27日攝）。照片均為新華每日電訊記者馮大鵬攝
▲這是8月27日無人機拍攝的河南省南陽市淅川縣毛堂鄉銀杏樹溝村及周圍的羣山。
▲王濤（左）和村支部書記方長建核對村集體賬目。
新華社北京9月4日電9月4日,《新華每日電訊》刊載題為《我和我的“第一書記”》的報道。
“你，幹啥來的？”
“來旅旅遊。”
“我們這破地方有什麼可旅遊的！”
2017年8月4日，深度貧困村——河南淅川縣毛堂鄉銀杏樹溝村來了一位陌生的年輕人，不時拍照，還入户走訪。
方長建光着膀子、騎着摩托正在村口“把風”，忙上前盤問。不久前的扶貧檢查中，銀杏樹溝作為“軟弱渙散村”被全省通報批評，“防暗訪”成了這位村委會主任的重要任務。
“你們村多少人？有啥產業？咋扶貧？……”
“一定是來暗訪的。”年輕人一串問題，讓方長建慌了。“您是黨員嗎？”“不是。”“貴姓？”“姓黃。”
5天后，縣裏來人宣佈：國務院研究室選派王濤駐村任黨支部“第一書記”。等王濤講話時，方長建驚呆了，竟是那天來“旅遊”的年輕人。他提前一週就來了，縣情、村情摸了一遍。
“這變化，別説想，做夢都夢不到。”三年過去了，銀杏樹溝不僅脱了貧，還用參股等方式，聯辦了6家集體企業，2019年村集體收入500多萬元，走上鄉村振興“快車道”。
回想起與王濤初次見面的那場“烏龍”，已擔任村支部書記的方長建還有點臉紅。
(小標題)“國務院領導來都不見得行，何況是個兵”
“吃水靠水窖，出村靠地跑，手機當手表。”這是俺村的原貌。全村175户629人，貧困發生率41%。村集體欠外債，村“兩委”也散了，一窮二白，一盤散沙。
王濤進村那天，場面很冷清，只來了10多個人。王濤講：“我既然到了這個最窮的地方，就一定要把這兒打造成淅川最好的地方。”
大夥議論：“吹吧！這個爛攤子，國務院領導來都不見得行，何況派個兵？”“雖然王濤是北京大學碩士，又來自大機關，但農村事不好搞，光靠熱情不行。”
黨員、幹部開會來不齊，羣眾會更開不起來，王濤卻不灰心。他説：“這地兒啥都沒有，我反而很興奮，因為可以做很多東西，我就是要找這塊試驗田。”
他帶着自己寫的一封信《給大家説説心裏話》，敲門走訪。碰到識字的，就給他們看；不識字的，他就唸。他説：“我要讓大家明白，脱貧攻堅和每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
“吃水難、行路難、打電話難”是壓在村頭上的三座大山，三個月時間，王濤就協調辦成了通水、通路、通信號三件大事，用變化鼓起信心，用實幹贏得信任。
入村一個月，王濤再召開羣眾大會，當時來了不到30人。王濤態度堅定地宣佈：村裏要成立“一工一農”兩個公司，一個是“勞務公司”，一個是“農業公司”。我根本就不懂“企業”是個啥，王濤跟我商量時，我心裏打退堂鼓。“農民都是各想各的，各掙各的錢，不會聽你的。”他説：“我來不是單純送錢送項目，而是要帶動、激勵大家一起致富，共同過好日子；其中關鍵就是要把大家組織起來。”
勞務公司掛了牌，可沒幾個人報到。
“長建，人你來動員，其他事我負責。人一到位，勞務項目就開始。”王濤給我下了死命令。
咋辦？旁人不好説，我就從自己家人下手，勸在淅川縣城當廚師的兒子方明園回來加入勞務公司。
“我現在一個月能掙4000塊，回去能有啥發展？”兒子不願回。
“人家王濤從北京來給咱村幹事，別人不支持，咱得支持。你回來先試試，不行再走。”
後來我動員親戚朋友，陸陸續續湊了十來個年輕人。這時，項目真來了。王濤從北京一家公司獲取了土壤固化劑專利技術使用權，我們先在一段土路上試驗了一把，很成功。縣裏驗收後，就給了一段公路項目。
2017年臘月，天寒地凍的，大家就幹起來了。每天早上6點，勞務公司項目部的臨時會議室裏就已經坐滿了人，王濤就在工地上給大家開晨會。“思想提純、精神回爐、付出絕對”口號山響……由於幹勁足，技術新，用傳統方法三個月才能修成的路，半個月就幹成，為村集體賺來了“第一桶金”——300多萬元。
“王書記，你可真厲害！這麼多年，村裏沒見過這麼多錢。”我由衷讚歎。“這才到哪兒啊。”王濤卻説，“銀杏樹溝村要走的路，遠着呢。”
(小標題)“產業發展到哪兒，哪裏就是銀杏樹溝村。有多少人為我們服務，我們村就有多少人”
勞務公司掙錢了，王濤提出要改善人居環境，由村集體出錢，補貼羣眾改善住房。開村民大會那天，回來了200多人，“得來聽聽，看有啥好事情。”大夥爭先恐後。
每户補多少？會上爭論激烈。“5000元夠了，最多8000元。好不容易集體掙點錢，可別花歪了。”王濤説：“光靠勞務撐不起村裏的未來，我們還要發展產業掙錢，人居環境改造是美好生活的起點，標準不能低，建議每户補15000元。”
“淅川是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核心水源地，有山不能養畜、有樹不能砍伐、有水不能養魚，產業搞不起來。”大夥滿是疑慮。王濤説：“雖然外部條件限制，但思想不能鎖死。我們要走出去，產業發展到哪兒，哪裏就是銀杏樹溝村。有多少人為我們服務，我們村就有多少人。”
2018年5月，村居改造開始了。叮叮噹、叮叮噹……村裏一片施工的聲音，附近的建築隊都找空了。過去，村裏土房佔60%多，經過一改，整齊的徽派民居，面貌一新。
村居環境改造好後，大家都很滿意：村裏幾百年沒啥變化，變成這樣就行了！可王濤還要繼續往前走：“修路項目，靠的是政府支持，我們不能總求政府照顧，要自己闖市場。”
早在村居改造前，村裏已流轉土地種玫瑰，可王濤想的是把玫瑰產業化，要到外村，甚至外縣包地、合作建廠。我首先想不通：“你王濤是銀杏樹溝村的‘第一書記’，管外村、外縣的事幹啥？”
2018年底，王濤領着大夥去外地產業發展好的村參觀，回來後，我們明白了：規模越大、平台越大、產業越大、市場越大。
如今玫瑰花田村裏有、外村有、外縣有，玫瑰花茶、玫瑰純露、玫瑰酒、玫瑰醋等一系列產品，也像變戲法一樣陸續推出，還通過電商賣到了全國。在金河鎮，村裏聯辦了環保磚廠，生產用粘合技術做的透水磚；在倉房鎮，聯辦了一家礦泉水廠，還在整合打造村裏專屬的“羋月山”品牌，開發鄉村文旅產業……村裏還設立了創業基金，鼓勵村民創業創新。
從無到有，從有到強，如今，每一項產業，都如同一個繁茂的枝杈，聚在一起，撐起了銀杏樹溝村集體經濟的大樹。
2018年底，窮了多少年的銀杏樹溝村不僅整體脱貧，還成了遠近聞名的“牛氣村”，外村人都羨慕的很，説鳳凰落到這兒了，直到現在，還有人專門翻山頭過來看哩！
(小標題)“過去是不會幹，現在會幹了，還越幹越想幹”
我也算是個老村幹部了。2004年，我就進入村“兩委”班子。
能當村幹部，説明咱也不是沒本事人。上個世紀80年代，我就跑到河北去包磚廠；1993年，我就買回了村裏第一台電視機；自己養豬養羊，還買了一輛三輪跑鄉村運輸。
但自從當了幹部，越幹越窮、工作越幹越差，慢慢地心裏也沒幹勁了，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
如今再對比，我覺得差在思想舊、短在辦法虛、弱在眼界小上。
王濤來了後，先給了我兩盒圓珠筆，説：“作為資源匱乏型貧困村，發展更要和大的政策背景結合。”讓我沒事翻翻書、做做筆記。
這幾年，我這個沒啥文化的農村人，認真讀書、看報、看《新聞聯播》，發現啥“金句”，就記到小紙片上、裝兜裏，有空就掏出來看看，都攢了幾百張“學習卡”了！
這一學，思想就活了。過去悶頭幹，政策下來一兩年了，還不知道路該咋走，現在抬頭幹，知道學上級的思路和別人的辦法。看新聞一對比，越發覺得咱村走到前頭去了。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俺村也是個“紅旗村”，村集體有草繩廠，學生學費都不用交。
後來，集體經濟垮了，人心散了，為爭個低保，跟村幹部打個頭破血流。現在集體經濟強了，人人有收入，人人有活幹，心越來越齊了。王濤説：“我們就要搞集體經濟一家獨大，治理模式、產業模式，決定着羣眾信不信你，跟不跟你走。”
王濤常對村幹部説：“農村治理是立體的，但核心是支部班子建設和引領作用發揮。”他把“做一個負責任的黨員，建一個負責任的班子，留一個負責任的攤子”三句話刷在牆上。
説實話，“班子”這個東西，我以前覺得很虛、也很散。王濤剛來時，村支部班子只剩我一個“留守幹部”，一個在家養病，一個撂挑子外出打工；村支部借廢棄的村小學辦公，屋頂還塌一半，連個黨旗都沒處掛。王濤就搞“鄰家支部”，在羣眾家開“黨羣聯席會議”，先把“班子”聚起來，再帶羣眾轉起來。
外出打工的，他把人家請回來；工作優秀的，吸收進來。如今，幹各項事，“兩委”班子都衝在前頭。從這個變化，我明白了個道理：“班子”是要帶的，“班子”是能建好的。村幹部們都覺得：過去是不會幹，現在會幹了，還越幹越想幹。
2019年8月，本來已經駐村期滿的王濤放心不下村裏剛發展起的產業，又主動申請，再延期一年。
他能多留一會兒，我自然高興，但我心裏也清楚，“第一書記”不可能永遠留在這個山溝溝裏，他走之後，這麼大的集體資產怎麼才能運營好、發展好？
“王書記，這是你第二個家鄉，回去後，可不能撒手不管。”王濤説：“光靠我咱村走不遠，鄉村振興的擔子要交給咱村自己培養的年輕人，以人化人，以人育人，一茬接一茬幹。”
村裏剛開始創業時，王濤就特別注意吸引年輕人回鄉，這幾年，有七八個年輕人在村裏的產業上幹，成長很快。我兒子方明園自從跟王濤搞了修路項目後，就再也不提回城當廚師的事了，現在是磚廠的副總經理。一個過去內向、話都説不好的孩子，三年不到，懂財務、會電腦、通管理，是王濤把他帶出息了，是村裏事業發展長了他的本事。
去年村兩委換屆時，兩個年輕黨員被吸納進“兩委”班子，開始漸漸獨當一面。
在外打工的年輕人也不斷被吸引回來：1983年生的肖永福在村裏開起了養雞場；1998年生的張攀辭掉鄭州的工作，當起了村裏的信息員……就像王濤説的，有了持續的產業和持續的人才，就有了一支帶不走的鄉村振興隊伍。
更讓人高興的是，王濤不僅激發了大人，還激發了娃子們。村裏10年沒出過本科生，王濤來後，設立了鄉土人才培養基金，每年向每個本科生補貼一萬元，三年來，村裏已出了13個本科生。
現在啊，看着村裏越來越多的年輕面孔，我總是不由自主地想起三年前，那個被我攔在銀杏樹溝村口的年輕身影。(受訪人方長建口述、記者林嵬、袁月明整理、編輯）(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