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渝夫
一直以來，沒敢叫他大哥，覺得那是對他的不敬。
一直以來，我都叫他處長，儘管他並非一直都當處長，儘管他早已從正師職領導崗位上退休，但我似乎從來都只叫他處長，從未有過改變。
一直以來，我都把他當做大哥來銘記來感恩。雖然至今沒有回報過他什麼，但我相信終會有回報他的那一天。
其實，我和吳其海老處長的相遇相識，純屬意外。
2001年初秋時節，時任黑龍江省軍區政治部秘書羣聯處正團職副處長的吳其海、新華社瀋陽軍區支社社長張寶印、省軍區政治部宣傳處報道組組長李志一行三人來到大興安嶺地區行政公署所在地加格達奇，採寫地委書記楊喜軍擁軍優屬的長篇通訊，準備在《解放軍報》進行重點宣傳。
因為屬於雙擁範疇，這件事歸軍分區羣眾工作部門管，與我們宣傳科沒有直接干係，協調和接待工作，也應由他們負責。
可能考慮到我偶爾也在報紙上發表新聞稿件，可能是想給我一個向上級機關學習的機會，軍分區黃臻政委和政治部李健夫主任一碰頭，把協調和接待工作一股腦兒交給我，讓我全權負責，還説如果幹不明白，要拿我是問。
那時我還是個副連職幹事，一個小小的中尉，一下子受領如此重要的任務，真有些惴惴不安。但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不能説説講講，不能推三阻四，只好硬着頭皮，全力以赴地做好相關協調保障工作。
這就樣，有了與吳處長近距離接觸的機會。
期間並沒有什麼深入的交流。我要做的工作，不過是協調一些雜事，偶爾也和張社長、吳處長他們一起討論素材怎麼收集、稿件怎麼寫，也就是跑跑腿、動動嘴，並沒幹多少實事。
三兩天功夫，採訪任務結束，吳處長他們離開加格達奇。
這件事情，我以為就此了結，不會跟我產生多大關係。
過了一些時日，有關楊書記宣傳的消息從哈爾濱反饋過來，説是軍報那邊版面有些緊張，需要再耐心等一等。
這一等就是三四個月。直到2002年春節後的一天，軍分區黃政委突然把我叫到辦公室，説要派我去北京出趟差，到解放軍報社協調一下楊書記的宣傳事宜。
當時我真的有些蒙圈：讓一個小幹事到軍報去協調如此重要又如此有難度的事兒，豈不是趕鴨子上架？
黃政委見我有些緊張，笑稱你就是去跑個腿兒，相關工作省軍區秘羣處吳處長已經協調完畢，你聽他吆喝就行了。
沒有退路，只好膽戰心驚去哈爾濱找吳處長。
媳婦對我的這次北京之行高度重視，堅持認為這對我可能是個嶄露頭角的難得機會，她花了大價錢，給我買了有生以來第一部手機三星800，説是到北京聯繫事情方便。
忐忑不安的來到哈爾濱，第一次走進省軍區機關大樓，從大興安嶺莽莽林區走出來的我真有點大氣都不敢出的感覺。
在那間位於三樓的辦公室，吳處長樂呵呵地給我交待進京的各種事項，告訴我不必緊張，該聯繫的他都聯繫完了，我照着落實就行。
那天中午，吳處長安排我吃飯，我也有了第一次到省軍區八一賓館就餐的機會。
因為有吳處長的全程指導，到北京後雖然也費了一番周折，但總體上還算順利，比較圓滿地完成了任務。
順便吐個槽，因為辦的是本省通，沒有開通漫遊功能，媳婦花大價錢買的手機離開黑龍江就沒了信號，進京後壓根兒沒有派上用場。
從北京回到加格達奇沒多久，有一天吳處長突然打來電話，問我願不願意到省軍區機關鍛鍊一下？
我有些蒙圈，滿腦子問號：怎麼個鍛鍊法？一個月？兩個月？還是過去幫忙幹幾天活就回來？
見我如此愚鈍，吳處長不得不挑明：我到紀檢處當處長了，想調你過來。先幫助工作，條件成熟了再辦理調動手續。
幫助工作是上級機關選調新人的慣用説法。説是幫助工作，實際就是試用，試用合格正式調入，試用不合格打回原單位。
能進省城工作，我當然願意。之前省軍區政治部宣傳處也動過調我去搞新聞報道的念頭，卻遲遲沒有動靜。承蒙吳處長看得起我，我自然會倍加珍惜。
我願意去省軍區機關，軍分區黃政委和新來的政治部黃慶龍主任卻不放，他倆反覆找我談話談心，再三動員我留在邊防建功立業，還承諾要給我記二等功。
在這之前，我給駐漠河邊防某團捧回多年來第一個瀋陽軍區新聞報道工作“前進杯”，算是開創了先河，團領導很高興，軍分區首長很滿意，加之我負責的部隊教育、文化建設等工作也完成得不錯，領導們總琢磨着要好好褒獎我。
最終，我選擇放棄二等功，堅持要去哈爾濱，並於2002年3月23日離開加格達奇。
事也湊巧，我到省軍區政治部紀檢處報到的第4天，也就是3月27日，《解放軍報》推出關於大興安嶺地委書記楊喜軍援軍優屬的通訊《情灑邊防軍人》。
讓我深感意外的是，這篇我並沒有直接參與撰寫的稿件竟然有三個作者：吳其海、張寶印，還有我。
問到這個問題，吳處長淡然一笑：“你沒少付出啊，掛你的名字應當應分。再説，對你們年輕人而言，能在軍報發表文章，百利而無一害……”
頓時莫名感動，更加慶幸自己堅持成了吳處長的部下。
我在黑龍江省軍區政治部紀檢處工作了三年，也跟着吳處長學了三年。
不僅學寫材料，還學做人，學着做一個有胸懷、有大愛、願幫人、樂助人的好人。
這三年，給我的鍛鍊和影響是巨大的。在吳處長潛移默化的幫帶引領下，無論是筆頭功夫還是心態胸懷，於我而言都發生了質的改變。
吳處長確實是個好有胸懷的老領導，總能寬容包容部下的缺點。
在紀檢處那三年，我活兒沒少幹，成果沒少出，但失誤和差錯也不少，加之當時年輕氣盛，又很倔強，經常氣得吳處長瞪眼睛吹鬍子，有一次氣得他直拍桌子。
儘管如此，吳處長並不跟我計較，該怎麼幫還怎麼幫，該怎麼帶還怎麼帶，一心想着為我營造更好的發展環境。
2005年夏天，吳處長找我談心，説他準備把我推薦到組織處去，説那裏更適合發揮我的特長，也更利於我今後的成長。
是的，在紀檢處那三年，原本不怎麼擅長寫內部材料的我，跟着吳處長學了不少，在省軍區政治部年輕一點的幹事裏算是小有名氣。
吳處長就是這麼一個好領導，從不考慮自己工作受不受影響，寧願自個兒吃苦受累，也要給部屬提供更好的發展空間。
後來，因為另一個兄弟處室的同事必須到組織處解決後路和前程問題，我去組織處一事泡了湯。
吳處長告訴我別急，説他另想辦法。
吳處長開始和宣傳處陳國富處長商量，想讓我去宣傳處工作。
在我們政治部，組織處和宣傳處都是主力處，都是事多活多成果多的地方。
陳處長和吳處長是莫逆之交，吳處長一説他就答應了：“讓這小子來吧，讓他來搞新聞報道。要不是你提前下手把他調到紀檢處，他早就是我們報道組的一員了。”
吳處長堅決不同意我去報道組，説搞新聞報道太單，堅持推薦我去宣傳處負責理論學習或是思想教育。
幾經協調，兩位處長最後達成一致意見並爭取到省軍區政治部領導的支持：讓打算轉業回地方發展的宣傳處報道組組長李志到紀檢處工作，我去宣傳處負責部隊教育。
就這樣，我從紀檢處調整到宣傳處，開始接觸部隊中心工作，開始在更廣更大範圍內發揮我的文字特長。
我走之後，紀檢處原來主要由我負責的文字材料，更多壓到了吳處長身上，他經常加班加點，很是辛苦。
我看着不忍心，告訴吳處長有什麼活兒儘管找我，我會一如既往，決不偷懶。
吳處長樂了：“你淨瞎扯，哪有宣傳處幹事跑到紀檢處幹活的道理？好好幹你的本職工作，我沒事，累不着。”
教育幹事乾的是苦活累活，也是個容易出成績的工作崗位。
從2005年7月底調入宣傳處，到2007年底調往瀋陽軍區機關，我逐漸成為宣傳處主力幹事，成為整個省軍區機關的先進分子。
2007年11月，我被樹為省軍區“優秀機關幹部標兵”。
在機關幹部大會彙報收穫和體會時，我鄭重提到了早已不是我處長的吳處長，提到了他對我的無私幫帶和深遠影響。
那次大會發言後不久，瀋陽軍區政治部紀檢部便決定調我過去工作。
省軍區政治部李春明副主任再三做我工作，讓我留在哈爾濱，説你是年輕幹事裏的佼佼者，這裏有你的用武之地，大可不必到瀋陽去折騰。陳國富處長也不大同意，勸我留在哈爾濱繼續發展。
早已提升為副師職幹部的吳處長堅定地站在我這邊，支持我去瀋陽軍區機關工作，並幫我一一掃清障礙，讓領導們不再反對我調走。
成為吳處長的部屬，絕對是人生一大幸事。
不僅是我，比我晚一年調入省軍區政治部紀檢處的勾建強老兄也深有同感。
老勾是山東人，性格內向，不善表達，是那種只知道低頭幹活很少抬頭看路看天的實誠人。
如果不是因為吳處長的極力推薦和鼎力相助，老勾的出路或許只有一個：去某個偏遠人武部當政委，之後轉業回到地方。
吳處長一步一步為老勾設計發展路徑，全力以赴地向領導推薦。
於是，老勾從紀檢處的一名正營職幹事，奇蹟般地成為宣傳處副處長。這讓很多人都大吃一驚，誰也沒有想到半路會殺出一個程咬金。
後來，老勾提了正團，成為實際意義上的保衞處長。
再後來，老勾回到他的老部隊，成為那個旅的政治部主任，之後一直順風順水，去年已從領導崗位上光榮退休。
這一切，拋開老勾的綜合素質和優良品行，吳處長對部下的持續關注與輔助幫帶，絕對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2020年1月16日晨完善於石家莊
渝夫，本名李勤儉，“70後”，重慶開縣人，行伍二十餘載，輾轉於東北、華北，現居石家莊。業餘時間鍾情文學，嗜愛碼字，先後公開出版文集《渝人心語》、鄉土題材長篇小説《越過那道山樑》、軍旅題材長篇小説《九如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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