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安全是國家安全的基石，人類健康是社會文明進步的基礎。只有構建起強大的公共衞生體系，健全預警響應機制，全面提升防控和救治能力，織密防護網、築牢築實隔離牆，才能切實為維護人民健康提供有力保障。在疫情防控常態化背景下，城市作為大量人口的聚集地和重要的交通樞紐，是外防輸入、內防反彈，奪取抗擊疫情最終勝利的關鍵陣地。由此進一步凸顯城市公共衞生治理現代化建設對於提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筆者認為，有效推進城市公共衞生治理，應重點加強城市公共衞生治理的法治化、合作協同化、精細化、科學智能化以及防控常態化。
加快城市公共衞生法治化進程。加強城市公共衞生治理、加快構建城市現代公共衞生體系，是建設“健康中國”的題中應有之義，也是推進我國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城市衞生公共治理的過程中首先應始終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依法治理理念。在全面依法治國方略之下，進一步完善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相關的法律法規體系，規範公共衞生突發事件依法報告流程等，確保城市公共衞生治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對於違反法律法規的行為做到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提升城市公共衞生治理的法治化程度。
開展城市公共衞生多元合作協同化治理。在城市公共衞生治理過程中應吸納多方治理資源，充分發揮政府、社區和市民各方主體作用和治理積極性，落實羣防羣治，推進羣眾性愛國衞生運動，推廣綠色環保生活方式，建立全民參與的“共建共治共享”多元合作協同治理體系。包括健全基層社區衞生治理體系，進一步完善醫療衞生保障制度，建立不同城市之間的衞生安全信息、科技共享機制，同時構建公共衞生產品多方合作供應機制等。
推動城市公共衞生治理走向精細化。在疫情防控過程中，各級政府針對不同羣體、不同類型企業推出了個性化、多樣化的復工復產復商復市復學舉措，這些舉措取得的效果表明，城市公共衞生治理應精準定位，瞭解和掌握不同城市、不同社區、不同羣體的實際衞生需求，建立差異化、個性化、多樣化的衞生治理目標，而非一刀切式、平均化的統一目標，應結合不同城市的實際，針對政府工作人員、公共服務部門從業人員、生產人員、服務人員、教師學生等不同羣體特點制定多樣化的衞生治理要求，並根據不同的治理目標採用不同的治理策略。
加快城市公共衞生治理科學智能化。城市治理是現代信息技術應用的前沿陣地。在疫情防控阻擊戰中，眾多城市通過互聯網、大數據、雲計算等技術搭建起信息平台，有的城市通過AI計算每兩分鐘完成一次全區域掃描，精準研判不同區域疫情風險；有的城市搭建起企業復工復產供需對接雲平台、從業人員健康碼系統，迅速實現分區復工復產。通過數據“畫像”，找準防疫風險、產業需求；通過計算“方案”，更快找到最佳路徑、最優辦法。現代信息技術的發展為戰“疫”提升效率帶來了可能。這也表明，積極提升城市衞生醫療設施的智能化水平，將城市公共衞生治理信息化建設納入智慧城市建設總體規劃之中，已成為提高城市公共衞生治理績效和“健康中國”數字化建設的迫切需要。基於城市公共衞生治理科學智能化，除了信息化技術的發展和應用，接下來，一方面要培養更多優秀的公共衞生治理專業人才，發展疫苗研製、病毒檢測等衞生技術，加大公共衞生領域相關科研項目的培育和投入；另一方面要根據城市發展所需，面向高校科研院所設立常態化的公共衞生治理研究項目，開展公共衞生安全通識教育，並充分發揮傳統媒體和新媒體的宣教作用，強化衞生科普推廣，防止“信息疫情”和恐慌心理、行為。
構建常態化城市公共衞生危機防控體系，大力提升城市公共衞生危機應急能力。根據現有突發事件的分級標準，較大突發衞生事件通常由市級政府負責組織處置。相關政府部門應樹立風險責任意識和底線思維，全面、辯證地認識並分析各種潛在的城市公共衞生安全風險；建立城市公共衞生安全風險預警防範體系，完善包括高校科研院所生物實驗室、農貿市場等人員密集區在內的城市公共衞生安全常態化監管體系；加強對各種風險源的調查研判，防止衞生安全風險的演化與轉移，既不放過大概率衞生事件，也不能忽視小概率的衞生安全風險應對。針對突發衞生危機時可能出現的衞生物資緊缺，為確保醫護資源的充足，還應構建城市衞生防護用品的戰略儲備體系,以及健全不同城市之間的疫情聯防聯控體系，強化不同城市之間的公共衞生治理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