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3月17日，全國已有至少20省份公佈了2021年人口數據。廣東、山東、河南分列人口總量前三位的格局並未改變。
去年，廣東新增常住人口60萬人，其中外部流入2.81萬人，接近改革開放以來的最低點；山東人口自然增長率0.02‰；河南常住人口較上年減少58萬人。同期，浙江增加常住人口72萬人，在已公佈數據的省份中排名第一；從疫情中復甦的湖北新增常住人口55萬人，實現“回正”。
此消彼長間，中國人口地圖正在發生變化。受訪專家指出，外部環境的變化、發展階段的規律、地區產業結構的調整、勞動力成本等生產要素價格的變動是人口格局變化的主要原因。
2月8日，貴州遵義，外出務工人員有序排隊，乘坐高鐵出行。圖/IC photo
廣東總量仍第一，浙江一年增加72萬人
雖然尚有一些省份沒有公佈2021年人口數據，但結合目前已經公佈的情況和歷年變化趨勢，2021年中國人口分佈地圖已大致明晰。
廣東、山東、河南、江蘇、四川繼續包攬人口總量排名前五位。其中，廣東以12684萬人繼續穩居我國人口第一大省。山東以10169.99萬人緊隨其後。廣東和山東依然是僅有的兩個人口突破1億人的省份。
去年遭受暴雨侵襲的河南以9883萬人繼續位列第三，總量沒有突破1億大關，比去年（9941萬人）減少了58萬人。
廣東、山東、河南分列人口總量前三位的地區人口格局自2010年以來再未發生改變。
已公佈數據的省份中，去年常住人口增長最多的是浙江，達到72萬人；隨後是廣東，常住人口增加60萬人；湖北新增常住人口55萬人，排在第三。
刨除人口流動的影響，僅從當地出生與死亡帶來的自然增長看，廣東以4.52‰的人口自然增長率排在第一，增長超過57萬人。山東去年的人口自然增長率僅0.02‰，逼近“0”增長關口。
廣東省東莞市，工作人員穿着防靜電服在車間工作。圖/IC photo
“頭部”陣營中，已經跨過“0”增長關口，進入負增長的是江蘇和暫列第六位的河北，兩個省份的人口自然增長率在2021年“由正轉負”，江蘇為-1.1‰，河北為-0.43‰。2021年，全國人口自然增長率為0.34‰。
另外一邊，青海以594萬人的人口總量在目前已公佈數據的省份中排在最後。雖然尚有數據未公開，但考慮到上年數據及全國平均人口增幅，寧夏、青海、西藏或繼續排在最後三位，人口量級均在千萬以下。
去年廣東流入人口不足3萬，不意味吸引力降低
在考慮一個地區人口增長時，有兩個概念需要明確。一是前文提到的人口自然增長，出生人口數減去死亡人口數，即為人口的自然增長。第二個概念是常住人口增長，既包括自然增長的人口，也包括從其他地方遷移流入的人口（機械增長），是二者的總和。
如果用常住人口增量減去自然增量，得到的就是從其他地方遷移流入的人口增量，即機械增量。這項數據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個地區的吸引力。
到2021年末，廣東有常住人口12684萬人，比去年增加60萬人。新京報記者在梳理了1978年以來該省的人口數據後發現，這一增量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最低點。
60萬人中絕大部分來自於自然增長。2021年，廣東出生率為9.35‰，出生規模突破百萬。較高的出生率支撐了其人口自然增長達到57.19萬人的水平。
排除自然增長的部分，60萬人中僅有2.81萬人為遷移流入的人口。縱觀改革開放以來的數據，這一增量僅稍高於1983年的2.42萬人。
分析歷年數據，發現轉折發生在2019年。當年廣東人口機械增長48.62萬人，較2018年的114.24萬人減少超過一半。在這之前的13年，也就是從2006年開始，該省從外部流入的人口雖在波動中下行，但規模始終保持在百萬以上。
對於“縮水”的原因，廣東官方暫未作出説明。中國區域科學協會副會長肖金成分析，中美貿易衝突、當地產業轉型是主要原因。
2021年12月27日，廣東深圳，第二十三屆中國國際高新技術成果交易會開幕，嘉賓參觀參展商展示的營養空間載體。圖/IC photo
肖金成解釋，中美貿易衝突對沿海地區的出口造成一定影響，企業訂單減少，所需勞動力相應減少，很多人就會離開廣東，回到原來的地方去。
同時，廣東近些年一直在“騰籠換鳥”，實現產業的轉型升級，一些低附加值的初級產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逐漸遷出東南沿海，這對廣東吸納人口有一定影響。
肖金成強調，人口流入減少並不意味着廣東的吸引力在降低，只是當地產業結構調整的一種表現，高精尖產業的發展對高端人才仍是有吸引力的。
“廣東省常住人口多出户籍人口幾千萬，這説明廣東仍是人口淨流入地區，還是在吸納勞動力的。”肖金成説。
湖北人口一年“迴流”60萬，屬階段性波動
與廣東的情況相反，去年湖北新增常住人口均來自人口流入。湖北省統計公報顯示，2021年湖北出生40.4萬人，人口自然增長率為-0.88‰，人口自然增長減少超過5萬人，但常住人口總量增加了55萬人，也就是説，湖北去年依靠流動帶來人口超過60萬人。在已經公佈數據的省份中，這一規模僅次於浙江。
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葉青告訴新京報記者，湖北去年流動人口的激增實際上是一種“迴流”。“2020年受到疫情影響，湖北走了很多人，2021年疫情對湖北的影響已經大大降低，反而其他省份可能嚴重一些，於是很多人選擇留在湖北。”
肖金成持有同樣觀點，他認為，去年湖北經濟恢復性增長，需要大量勞動力，生活在長江上游的人不必再跨省南下打工，而是選擇聚集到武漢，例如貴州等周邊省份的人也可能就近選擇到湖北打工。“去年的流入人口增長是階段性的。”
他強調，判斷一個地區人口變化趨勢不能只與上年比較，因為年度之間會有波動，而應該持續地從當地常住人口與户籍人口的變化中判斷趨勢。
“後疫情時代”，湖北流入人口的增勢會一直持續嗎？
肖金成等人於2020年發表文章《我國省際人口流動格局演變趨勢及其城鎮化效應》，根據其研究，我國人口主要流向東部沿海地區，2000-2010年的人口流入重心向東北偏移，2010-2015年的人口流入重心反向西偏移。
自2010年開始，“由於東部地區的產業轉移以及中部地區的崛起，吸引了部分省際遷移人口向中西部地區迴流”。
2月19日，湖北武漢，高校開學季即將到來，百萬大學生陸續錯峯返校。圖/IC photo
肖金成對新京報記者進一步闡述了這個觀點，隨着西部大開發和中部崛起戰略的實施，當地基礎設施改善，內需擴大，自然會帶來人口空間結構的變化，這個變化是可持續的，“但是量不是很大，並且是逐步提高的，不是一年就能變強。”
葉青長期在湖北生活，對這些變化有自己的體察，他注意到，“製造業在迴歸”。葉青解釋，中歐班列的通行使得出口加工企業在中部也可以生存，勞動力成本相對東南沿海更低。電商製造業在中部發展也更有優勢，“中部是全國的交通中心，湖北的運輸半徑是最好的，倉儲運輸的成本都更低，湖北荊門很多服裝廠都是從廣東遷過來的。”
他認為，隨着中西部城市GDP逐漸擴大，企業數量相應增長，將吸納更多勞動力。
2021年，湖北GDP為50012.94億元，同比增長12.9%。雖然兩位數的增速有上年基數極低（-5.0%）的原因，但從總量看，這是湖北GDP首次突破5萬億元大關。較疫情前的2019年增長超過4500億元。
其中，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4.8%，規模以上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首次突破萬億元，新增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數量達1697家，為近年最高。葉青認為，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也將助力湖北留住和吸引更多高學歷人才。
人口流動狀態將趨於平穩，“在集聚中走向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國家衞健委發佈的《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8》，2017年，廣東省外流入人口中有10.89%來自湖北，屬於廣東流動人口來源地第三大省。
此消彼長間，中國人口地圖正在發生變化。
肖金成做了一個比喻：水要想流動就需要落差，落差越大，流速越快，隨着大體的平衡，落差變小，流速也會減緩。
“2020年到2030年，我們的落差還是比較大的”，肖金成認為，這包括不同區域間成本的落差、需求的落差等。但是，隨着中西部的收入水平提高、需求擴大，為產業轉移提供“拉力”，與此同時，沿海地區成本不斷上升，為低附加值產業轉移提供“推力”，落差將逐漸縮小。
接下來，中西部的市場也不會一味擴大，也要實現產業結構高度化，低端產業主要可能向國外轉移。屆時，各區域間的流動將處於一個比較穩定的狀態。
基於這種判斷，肖金成等人在《我國省際人口流動格局演變趨勢及其城鎮化效應》一文中提出，我國各地區的淨流動概率會隨着城鎮化的推進逐漸降低，到2030年流動狀態將趨於平穩。
作為長三角城市羣的核心城市，上海對年輕人始終有着獨特的吸引力。圖/IC photo
我們或許也可以從其他國家的經驗中獲得一些啓發。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陸銘在其所著的《大國大城》一書中曾談及這個問題：經濟不會無限地集聚，從發達國家的經驗看，集聚程度不斷提高到一定階段後就會穩定下來，因為這個時候中心集聚區的生產要素價格太高了，使得生產者覺得沒有必要都在大城市附近生產，也會使得一部分老百姓覺得沒有必要一定要生活在大城市。
他認為，當集聚帶來的好處不夠高，而壞處體現出來之後，集聚的水平就會相應穩定下來。在這個過程中，非常重要的調節變量就是生產要素的價格，集中體現在地價、房價和勞動力工資上。
陸銘同時強調，增量“縮水”不意味着規模縮小，“當經濟和人口經過一段時間快速集聚之後，集聚的速度就會減緩，但集聚的程度並不會下降。”
人口流動狀態趨於平穩後，人們該往哪裏去呢？
“向城市羣聚集”，受訪專家持有同樣觀點。肖金成分析，城市羣作為一個區域，區域內外有很大差距，城市羣外的人將向城市羣內聚集。我國的城市羣分佈在不同區域，也將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大國大城》中，陸銘也談到，我們將“在集聚中走向平衡。”
新京報記者 姜慧梓
編輯 陳靜 校對 吳興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