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黃海濤（天津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南開大學基地研究員）
12月7日，美國國防部透露稱，當選總統拜登的過渡團隊於7日聽取五角大樓情報機構的簡報。自11月23日，美國總務署向拜登團隊告知可正式啓動交接程序以來，相關交接工作正在逐步展開。在出現大量的投票爭議與相關訴訟之後，2020年美國大選終於塵埃落定——美國最高行政權力和平交接的傳統得以延續，令不少外界觀察者擔憂的“憲政危機”並未出現。然而，本次大選仍然集中暴露了美國選舉進程中的“老問題”和“新麻煩”，凸顯了其體制自身的脆弱性。
圍繞郵寄投票可信性的爭議表明，部分選民對於選舉公正性產生了嚴重懷疑。美式選舉民主能否正常運轉首先依賴於選民對於投票機制的信任。多個州負責組織選舉的部門在本次大選前後都表示，郵寄投票有十分嚴格的程序保障，系統性造假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大選後在各州提起的選票舞弊訴訟也沒有得到相關法院的支持。然而，反對者們並不認可選務部門的表態與法院的裁決。尤其在少數政治人物的惡意誘導之下，反對者們仍在執着地按照自己深信不疑的陰謀論邏輯尋找選舉不公的蛛絲馬跡。有民意調查數據顯示，美國選民並沒有因為大選結束而降低對立情緒。對於選舉公正性的質疑進一步撕裂了已然政治極化嚴重的美國社會。
美國現行選舉制度缺乏爭端解決機制，司法裁判耗時費力且正當性不足。美式選舉民主得以正常運轉的第二個條件是需要參選者有“君子之風”，承諾和平交接權力。然而現行制度並未對一旦參選雙方都不認輸應如何處理進行規範。如此巨大的漏洞在本次大選中表現得尤為明顯，這也是外界之所以憂慮在美國可能出現“憲政危機”的由來。在實踐中，選舉爭議大多交由全國不同層級的法院進行裁判，例如2000年大選的計票爭議即是由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作出了有利於小布什的裁決。本次大選投票結束後，特朗普陣營不斷提起選舉訴訟以維持其支持者的熱情與想象。在美國現行法律體系下，法院裁判是一個極為漫長煩瑣的過程，在處理具有緊迫性的權力交接問題上明顯力有不逮，而通過司法方式解決政治爭議本身亦存在正當性不足之虞：裁決既可能對失利方“不公”，對獲勝方的執政根基也多有損害。
美國的選舉是一個融合了州與地方政府行政權力的複雜體系，政治介入廣泛存在且極易引發信任危機。在具體運作過程中，州和地方議會的議員，以及直接負責選舉事務的州務卿等政務官都不同程度地在選舉中滲入了黨派政治色彩。以國會選舉為例，州政府在如何劃分選區的問題上往往絞盡腦汁，其目的就在於利用執政之便確保所屬政黨在選區劃分中佔據上風。在美國曆史上，個別州曾出現過為了拼湊優勢選民而設計出台各種奇形怪狀選區的惡劣先例。無法排除選舉進程中的政治干擾是選民對體制信心不足的重要原因。不同於選區劃分等有較大政治操作空間的問題，投票-計票系統是事關選舉公正性的關鍵環節，也被認為是黨派色彩最少的純技術領域，因此通常具有較高的公信力。然而，廣泛的政治介入導致本次大選投票-計票系統被認為存在人為操縱的嫌疑，美國選舉制度的整體信用也因之遭受了嚴重打擊。
事實上，本次美國大選進一步顛覆了外界對於美國政治和社會的一些基礎性認知。成熟、穩定、具有高度韌性的美國社會形象在大選的折射下顯現出了明顯的裂隙，民主“燈塔”的招牌正在褪去其“光彩”。
一方面，美國的政治極化已經從政治精英蔓延至社會公眾。兩黨精英的政治極化已經被大量實證研究所證明。然而，對於社會公眾是否也存在極化傾向，學界討論尚無共識。既有研究認為，在美國社會中佔據主流的是大量的中間派温和選民。因此兩黨政治精英基於贏得社會多數選民支持的需要，其政策導向會相應地向中間立場靠攏，不至於過分激進。然而四年前的大選結果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學界開始調整對於這一問題的認識。在本次大選中，選民投票熱情空前高漲，兩位候選人獲得了美國大選史上排名前兩位的普選票數。儘管兩位候選人的內外政策大相徑庭，但雙方的普選得票數差距卻並不懸殊。這一現象顯示政治極化已經不再是美國精英的專屬，公眾中也出現了明顯的“為反對而反對”的典型性極化特徵。公眾的政治極化固然與其社會經濟地位的變化緊密相關，而選舉政治的推波助瀾作用也不容小覷。在選舉過程中，競選雙方頻繁的“污名化”和“小動作”導致所有候選人的個人形象均遭受不同程度的損傷，其政策主張的合理性與可信度也因此大打折扣。以勝選為目標的政治人物必須善於察覺和捕獲社會中的趨勢性變化，也善於有意識地出台更能吸引各自目標選民的政策主張，從而驅策已有立場分化趨向的公眾進一步向極端化方向聚集。
另一方面，美國社會韌性快速下降，軟實力嚴重縮水。韌性是衡量一個國家抵禦衝擊能力的重要概念。澳大利亞羅伊國際政策研究所常年追蹤亞太區域國家實力對比情況。在其每年發佈的國家實力評估報告中，“韌性”是國家實力的構成要素之一，當中涉及國內製度穩定性、地緣經濟安全和能源安全等一系列重要指標。多年來，美國因其民主制度表現“穩定可靠”而在該領域得分較高。其他圍繞美國實力消長的評估也普遍考慮到了其民主制度的“自我修復”和“自我糾錯”能力。這一類評估的思路同小約瑟夫·奈在論述美國“軟實力”時的視角有異曲同工之效。然而本次大選反映出的卻是美國的社會韌性正在持續下降。很明顯，一個社會撕裂日趨嚴重的國家很難具備較強的抵禦內外衝擊的能力。從應對新冠肺炎疫情不力到種族衝突持續延燒，美國在大選年中的表現乏善可陳，其社會不穩定的一面較為充分地展現在世人面前。美國軟實力的“勸服”和“吸引”功能正在隨着其社會韌性的下降而快速減弱。
在美國新公民的入籍指導手冊中，參與投票被稱為公民最重要的權利與義務，是保證美國民主體制的核心要件。作為有200多年投票選舉經驗的西方大國，美國也自視其選舉制度高度成熟、穩定，具有極強的公正性與透明度，是民主國家中的“典範”。然而縱觀美國選舉史可以發現，從美國建國之初選舉權只限於擁有財產的白人男性，到當代使用各類“民主壓制”手段排除少數族裔的投票資格，對選舉的政治操縱隨處可見，“民主”理想與政治現實之間的鴻溝從未消弭。
今天，美國選舉制度正常運作的諸多前提條件已發生了重大變化，帶有極強殖民地時期烙印而又無法與時俱進的制度設計缺陷顯露無遺。如果美國的政治人物們對這一現實仍然沒有清晰的認識，那麼在極端分裂的政治現實面前，美國民主制度所謂的“自我修復”和“自我糾錯”能力只會進一步淪為空談。
《光明日報》（ 2020年12月08日 16版）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