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美與共話世遺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海外版

呂 舟：清華大學國家遺產中心主任，也是中國世界遺產事業發展的親歷者。

他主持了鼓浪嶼申遺文本的編制，現在則承擔北京中軸線申遺的工作。在第43屆世界遺產委員會年度大會上，呂舟曾組織了中非合作邊會；在此次福州舉辦的第44屆大會上，除繼續舉辦“分享與保護：中非世界遺產申報籌備經驗交流”邊會外，他還參與和籌備了“世界遺產地管理者論壇”和“城市歷史景觀保護與可持續發展論壇”。

虛心學習 積極實踐

記者：2017年至2021年，是中國第四個世界遺產委員會成員任期。現在來回顧中國世界遺產保護事業尤其是文化遺產領域的發展過程，可以清晰地看出人類發展進程中團結、合作、貢獻的重要。

呂舟：中國在1985年加入《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以下簡稱《公約》)，無疑可以看做是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積極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各項事務、融入國際遺產保護運動的起點。1987年，中國第一次申報世界遺產。北京故宮、秦始皇陵及兵馬俑坑、莫高窟、長城、周口店北京人遺址和泰山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198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即派專家組前來考察，對中國6處世界遺產的保護、管理狀況做了分析並提出了建議。

記者：我專門去查了當時的記錄。中國在第一次申報時提交了最引以自豪的代表作。6項中的5項都符合了世界遺產價值的第(i)項標準——“作為人類天才的創造力的傑作”。這在當今已是極難出現的盛況。應當説，這也激發了國際社會共通的興奮和注意力，加速了中外積極合作期的到來。

呂舟：是的。當時來華的專家組中就包括了國際文化財產保護與修復研究中心(ICCROM)的前任總幹事B·M·費爾頓和時任該中心遺址部負責人J·尤吉萊多。儘管中國當時還不是該組織成員，但該中心已通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意大利政府及相關機構的獎學金項目和中國建立起聯繫，資助中國學者參加歷史建築保護的培訓課程。許多早期參加培訓的學者都為推動中國文物保護事業做了重要工作。例如清華大學的陳志華教授就是最早向中國介紹《威尼斯憲章》等國際文獻、把國際文化遺產保護理念引入中國的學者。

記者：隨着中國項目出現在《世界遺產名錄》中，越來越多在文化遺產保護領域有着先行經驗的國家開始與中國展開合作。應該説，從20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初期，是中國向世界各國虛心學習、共同保護人類文化遺產的階段。

呂舟：當時中國在遺產保護的理念和技術上都得到了許多國家和國際組織的援助。1989年，意大利政府與中方合作在陝西西安建立了西安文化遺產保護中心並提供了先進的技術設備，使其成為當時中國國內技術力量最強的文物保護專業機構。德國政府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的與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院的合作，極大地提高了出土文物的保護水平，比如有效地解決了當時棘手的兵馬俑色彩保護難題。日本通過奈良文化財研究所和東京文化財研究所參與了敦煌莫高窟、龍門石窟等的保護工作，並通過信託基金支持了包括西安大明宮遺址、交河故城等保護項目。應當説，這些合作促進了中國的世界遺產和文物保護水平的提高。

記者：隨後出現的《中國文物古蹟保護準則》可以看做是保護理念從文物保護轉向文化遺產保護的一個標誌，也是中國在文化遺產領域視野不斷開拓、融入遺產保護國際語境的標誌。

呂舟：1997年，中國國家文物局開始組織編寫《中國文物保護綱要》。美國蓋蒂保護研究所與中方合作並提供了相關支持。由於澳大利亞遺產委員會制定的《巴拉憲章》當時在國際上有很大影響，澳大利亞遺產委員會也被邀請參與《中國文物保護綱要》的合作。

2000年，這一項目最終在河北承德通過了國家文物局組織的專家委員會的審議，正式發佈時定名為《中國文物古蹟保護準則》(以下簡稱“準則”)。這一“準則”成為衡量中國文物保護的行業標準。“準則”在中國文物保護界的推廣，使保護觀念趨於一致，把中國文物保護觀念與世界遺產的保護原則相融合，使中國的文物保護進入到文化遺產保護國際語境當中。

記者：但是並沒有簡單地照抄國外經驗對不？

呂舟：“準則”本身是對中國文物保護實踐的總結，有着基於中國實踐提煉的經驗和原則。在保護原則上它與《文物保護法》及相關法規相貫通，同時用《威尼斯憲章》為代表的國際現代主義文物保護理唸對中國的保護原則進行了闡釋。“準則”中提出的文物古蹟保護程序，促使中國文物保護更加科學化。比如“準則”強調了調查、評估和研究的重要性。於是在2004年以後的一個時期中，規劃被作為文物保護相關工作的前置程序。規劃強調保護對象的價值研究和現狀評估，這客觀上促進了中國文物界對保護對象的整體研究，也促進了對原有價值認知體系進行反思和重新構建。對保護對象的價值研究則改進了中國的世界遺產申報工作，提高了申報文件的水平。

記者： 這種國際合作成果，影響了中國和世界各地的遺產保護進程嗎？

呂舟： 1997年，麗江和平遙古城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這是中國第一次申報“活態”化的遺產項目。儘管從1982年起中國就開始建立了歷史文化名城保護體系，但在城鎮類保護中仍側重於其物質形態和風貌，在協調當代生活與物質形態保護方面一直存在矛盾。麗江和平遙的世界遺產保護過程，使人們開始思考如何保護這樣的歷史城鎮所承載的整體文化。

200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地區辦事處在麗江召開了第五屆亞太地區文化遺產管理年會。有來自20個國家的近300位代表參加。4個世界遺產城市和4個非世界遺產的歷史城市交流了保護管理工作的經驗。會議分別討論了遺產城市爭取各種財政資源、發展能夠支持遺產保護的經濟、提高各利益相關方參與遺產保護的能力、促進各利益相關方參與遺產保護並分享利益等內容。會議最後將這4個財政、經濟、培訓和能力建設及合作的模式，並稱為“麗江模式”，隨後在遺產城市保護管理中進行推廣。

“麗江模式”涉及了利益相關者的問題，提出了遺產保護利益分享的問題，這些在當時中國文物保護領域都是新觀念。麗江在保護管理過程中踐行了“麗江模式”並對過程中的成果和問題進行了總結。今天麗江的保護管理中仍然可以看到“麗江模式”的影響。

自覺自立 平等回饋

記者：2004年，在江蘇蘇州召開了第28屆世界遺產委員會年度大會，引發了中國對世界遺產的社會性關注。自1985年加入“公約”後，中國在1991年至1997年首次當選世界遺產委員會成員，隨後在1999年至2005年第二次當選。主辦世界遺產委員會年度大會則被視為中國對世界遺產事務的一次深度參與，反映了中國經過近20年世界遺產保護實踐，在這一領域及相關國際合作方面的進步。也就是説，開始逐步有了獨立的“聲音”。

呂舟：我親身經歷了那次年度大會的全過程。基於對當時世界遺產全球戰略的理解以及對建立平衡的《世界遺產名錄》訴求的認知，中國在大會上提出了鼓勵自然及自然與文化混合遺產的申報方案，推動大會對《凱恩斯決議》進行修訂，通過了《蘇州-凱恩斯決議》，從限制締約國每年只能申報一處世界遺產，調整為締約國一年可以申報兩處世界遺產、但其中至少一處是自然或混合遺產。這是一項促進建立更為平衡的《世界遺產名錄》的重要努力。

在大會上，中國還提出建立一個亞太地區世界遺產保護管理的培訓機構，以響應全球戰略中關於能力建設的要求。經過十幾年的發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地區世界遺產培訓和研究中心”現在已經成為與世界遺產相關的教科文組織二類機構中最為活躍的機構之一。

記者：從那時起，中國不僅只作為多邊合作受益者出現，也開始成為這種多邊合作積極的參與者和推動者。

呂舟：這方面有許多重要的事例——中國積極參與絲綢之路的申報工作，並在絲綢之路跨國申報協調委員會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種合作促進了2014年中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促進了烏茲別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申報工作。到2019年，已有14個國家加入絲綢之路跨國申報協調委員會，多組絲綢之路的廊道項目正在進行申報準備。中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在申遺之後的合作工作則轉向保護、管理方面，這意味着合作得到進一步的深化。

與此同時，中國更參與、推動了南亞廊道、萬里茶道(穿越中國、蒙古、俄羅斯的茶葉貿易之路)的遺產研究、辨識和申報準備工作。

中國在自身文化遺產保護技術發展的基礎上，對周邊國家的世界遺產保護提供了援助，這種援助涉及到柬埔寨、烏茲別克斯坦和尼泊爾等國家。

2015年尼泊爾遭受嚴重地震災害，加德滿都谷地世界遺產所涉及的多組重要建築遭受嚴重破壞。中國政府承擔了對受損嚴重的“九層神廟”的保護修復項目。尼泊爾傳統建築有自己獨特的結構體系，尼泊爾政府和專家強烈希望採用當地傳統技藝對損壞的建築進行修復。通過與尼泊爾當地工匠、保護專家和國際專家的交流，中國專家最終開發了一套基於尼泊爾當地傳統技術，通過局部補強改善原有結構整體性、增強抗震能力的技術方案。在修復過程中，不僅使尼泊爾的重要遺產得到了修復，也為當地培養、鍛鍊了一批本國工匠。

記者：此時，中國已經在參與保護世界遺產的國際合作中，進一步從參與者變成了組織者和協調者。這在此次第44屆世界遺產委員會年度大會上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晰，中國確實在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呂舟：2017年至2021年，是中國第四個世界遺產委員會成員任期。在這個任期內，中國以更積極的姿態參與世界遺產事務，參與世界遺產機制改革。2017年中國和印度成為柬埔寨柏威夏寺保護項目國際合作委員會的聯合主席，將在柏威夏寺的修復中邀請更多的國家和專業技術團隊進行合作。2018年，在世界遺產中心的支持下啓動了中非世界遺產領域合作項目，中國在能力建設、世界遺產預備清單及遺產價值評估等方面與非洲地區締約國展開更廣泛和深入的合作。在此次福州舉辦的大會上，中國作為主席國和東道國，促進各締約國、委員會成員國、諮詢機構之間的交流對話；通過組織青年論壇、管理者論壇及多個“邊會”活動，展現中國世界遺產的保護理念和技術水平，展現社區在遺產保護中的作用。作為工作組主席，中國也促進了對《實施世界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的重大修訂。

記者：此次大會通過的《福州宣言》，重申秉持人類命運與共的理念，加強在環境、經濟、促進公正、和平和建設包容性社會等可持續發展不同領域的全球合作，您對此如何評價？

呂舟：《福州宣言》是中國作為主席國進行主要推動、與國際專家和世界遺產委員會成員國協商形成的方向性文件。

《福州宣言》針對今天世界遺產面臨的挑戰，強調團結合作，強調對非洲和小島嶼發展中國家的支持，強調多層級的遺產保護教育，強調為後代維續一個更可持續、更美好的世界。這充分體現出：保護世界遺產是不同文化間相互尊重、對話、美美與共的平台，也是一個不斷激發人們創造力，促進可持續發展的過程。中國通過世界遺產領域的國際交流，學習其他國家的保護經驗，提升自己的保護水平；同時更積極地參與到世界遺產保護管理的國際合作中。這種合作有助於人類共同面對各種挑戰，形成人類命運共同體，促進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中國願意更多地推動這種交流、對話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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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宣言》

剛剛結束的第44屆世界遺產委員會年度大會通過了《福州宣言》。宣言中突出強調了人類命運與共、全球合作、文化與自然遺產相互關聯的重要理念。

充分讚賞文化和自然遺產保護所取得的顯著進展，認為其通過推動相互尊重文化特性和理解多樣性文化表現形式，促進了不同文明間交流與國際理解，為世界和平與可持續發展做出了貢獻。

重申須秉持人類命運與共的理念，加強在環境、經濟、促進公正、和平和建設包容性社會等可持續發展不同領域的全球合作，將其與文化和自然遺產保護有機融合，以實現《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

讚賞《2012—2022年lt;世界遺產公約gt;實施戰略行動計劃》的重要性及其提出的6項重要目標和17項優先事項，以及世界遺產委員會和締約國通過秉持開放和包容的態度，開展持續對話互動、專業交流、知識信息共享，構建夥伴關係網絡，在《公約》實施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

呼籲國際社會更緊密合作，開展針對性研究和規劃，推動實現遺產保護與可持續發展之間的平衡，同時秉持全人類共同價值，在全球多邊主義框架內應對世界遺產面臨的挑戰，發現新機遇。

敦促學術界、民間社團和社區更廣泛地參與，大力加強遺產保護與社會經濟發展活動之間的聯繫，以落實《2015年世界遺產可持續發展政策》提出的使世界遺產保護惠及所有人的目標。

—— 摘自《福州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