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璟璟
27日，在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發佈會上，國家發展改革委秘書長趙辰昕稱，就地過年的政策是分級分類的。低風險地區倡導大家就地過年，非必要不出行。各地方在政策執行時，不能擅自“加碼”，更不能“層層加碼”，有的地方還採取“一刀切”措施，這是堅決不允許的，不能阻斷人員出行、返鄉，要給人民羣眾多些保障、多些便利。(中新社)
特殊時期，“回家過年”的傳統信仰，讓位於“疫情防控”的現實需要，無可奈何卻也情有可原。自從相關通知公佈以來，民間幾度追問、官方數次回應，應該説政策的模糊性極大壓縮，規定的精準化解釋則基本到位。但即便在此語境下，還是有些地方自行其是、自我加戲，將“土辦法”“山頭規矩”，凌駕於中央關於“就地過年”的大政方針之上。
必須承認的是，在現有管轄權限、制度框架下，各地關於“防疫”確有一部分“自由發揮”的空間。比如説，《冬春季農村地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就明確，“各地要根據當地實際情況，結合國家政策確定農村地區範圍，制定本省的實施細則，做好相關配套服務。很顯然，這種有限度的“授權”，本意是為了便於地方“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能夠採取更為靈活的、適用的防疫舉措。只是很遺憾，不少省市縣村，直接將之演變成了“層層加碼”“一刀切”。
國家倡導“低風險地區大家就地過年，非必要不出行”，到了村一級則直接就是一個字“滾”……這個廣泛流傳的段子，以一種誇張化、戲劇化的表達，深刻揭示了“就地過年”一步步偏激化、絕對化的演變路徑。公眾對“層層加碼”的現象，並不陌生，甚至可説是洞見頗深。在我們的行政治理框架下，頂格執行乃至是超額執行“上級要求”，既是一種看齊、表忠的姿態，也是一種規避責任、投機偷懶的技巧。其核心，就是對上負責而非對下負責的責任倫理。
正是預見到了可能的風險，嗅到了一些典型的苗頭，國家發改委及時敲打，重申“就地過年政策各地區不能擅自加碼”。現階段，常態化防疫，需要的是“繡花功夫”，需要的是精細、到位地實施系統防疫安排，需要的是統籌疫情防控和生產生活。動輒搞一刀切，搞“殺伐決斷”的休克療法，沉迷於比嚴鬥狠的所謂“硬核”競賽，最終暴露的不過是某些地方管理理念僵化、治理能力落後的深層缺陷。
倡導就地過年，不能阻斷人員出行、返鄉，這是統一的而非對立的。防疫擅自“層層加碼”，這不是認真負責，而是濫權亂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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