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李求其
拜登的一句粗口，近來成為熱點新聞。當地時間1月24日，在一次會議前福克斯新聞的記者問他怎麼看通脹的問題，這位被很多人認為年紀過大的美國總統，回答時爆了一句“愚蠢的xx （SOB） ”，由此引發一場公關災難。
拜登的脾氣和口無遮攔素來聞名。前《紐約客》資深記者喬治·帕克曾經從拜登的政治助理傑夫·康諾頓口中得知，這位民主黨人任職參議員時特別喜歡罵髒話，而且憤世嫉俗。
拜登生氣也有跡可循。美國選舉觀察網站“538”1月25日的數據顯示，美國公眾對他的認可度已經從上任之初的55%左右下跌到41.5%，比其他總統的歷史同期明顯偏低，僅高於同期的特朗普。如此低的支持率，以至於“2024年希拉里將對戰特朗普”的選舉預測又冒頭了。
相比失言和支持率低迷，拜登的政治道路更大的挫折是——無法推動改革。
民主黨陷內訌，拜登新政夢碎
這位78歲入主白宮的總統，一到任就在橢圓形辦公室最顯眼的位置掛上了富蘭克林·羅斯福的畫像，大有向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新政”改革致敬的意味。拜登試圖證明自己能夠鋭意改革，重整美國，力挽狂瀾。
然而，上任一年以來，儘管 他 努力實現了許多承諾——比如重返氣候協議、1.9萬億的新冠救濟法、《基礎設施投資與就業法案》等。 但許多改革計劃推行不順——提高最低工資的設想沒能付諸現實； 對億萬富翁徵收“富人税”的計劃沒有進展……就在近期，拜登政府極為看重的兩項改革計劃 均 前景不佳。
這兩項立法，分別是有關氣候變化和家庭福利政策的《重建美好未來法案》 （Build Back Better Act） ，與投票權相關的兩項法案：《約翰·劉易斯選舉權促進法案》 （John Lewis Voting Rights Act） 和《自由選舉法案》 （Freedom to Vote Act） 。前者是拜登“重建美好未來”大規模基建和社會開支計劃的最後一部分，涉及撥款超過2萬億美元。後兩項選舉法案，則是針對接下來的中期選舉和2024年總統大選，以阻止某些改變選舉法則的行為 （諸如縮短郵寄選票時效、撤換選舉官員、選舉日不設置假期等） ，這些手法被認為對共和黨有利。
簡而言之，通過這兩項重要法案，拜登意欲開啓自己比肩新政年代的基建和社會福利願景，並阻止共和黨在2024年通過修改選舉規則“奪權”。
上述法案，均已在眾議院過關，只需在參議院 （民主黨對共和黨51票比50票） 通過即可生效。然而，在共和黨人集體反對法案的同時，兩名以“中間派”自居的民主黨人——來自西弗吉尼亞州的喬·曼欽 （Joe Manchin） 和來自亞利桑那州的希尼瑪 （Kyrsten Sinema） ，成為關鍵的反對者。
2021年12月19日，曼欽明確反對已經修改得差不多的《重建美好未來法案》，提出只有滿足了“包括大幅削減法案預算在內的要求後”才會予以支持，拜登與其多次談判未果。而此前，關於選舉權的法案，在參院遭到了共和黨人的“冗長辯論”阻攔，民主黨試圖修改議事規程，進行強行投票，但曼欽與希尼瑪兩人同時反對議事規程修改。
中期選舉臨近，參議院很可能易手給共和黨控制，拜登推動自己改革計劃的“窗口期”已經不多，而這兩位“保守民主黨人”，依舊無法被説服。
民主黨人，尤其是進步派民主黨人的口誅筆伐，此刻已經撲向他們的兩位同僚——希尼瑪的部分政治捐款人表示，下一次初選中將支持她的對手；而伯尼·桑德斯、伊麗莎白·沃倫等人，都紛紛號召或暗示下次黨內初選時要將這兩人“選下去”。
不過，這些討伐或威脅，無法在此刻拯救拜登的政治泥潭——除非兩名“中間派”民主黨人“回心轉意”，否則拜登模仿富蘭克林·羅斯福的夢想，在第一個任期才剛剛過半時就面臨破滅了。
衰敗的不是民主，是政黨體制
如果劇情照此發展，那麼就會是民主黨自己斷送了自己的前途。此前，關於“美國民主衰敗”的“警世預言”，還都是圍繞着共和黨繼續“特朗普化”和2024年大選迎接特朗普“迴歸”的某種氣氛。
就在一月初，《大西洋月刊》還刊載了一篇重磅長篇報道，稱《特朗普的下一場政變已經開始》。文中不僅強調共和黨控制的一些聯邦州正在修改選舉制度以狙擊民主黨，還認為特朗普的支持者們也有可能發起下一次暴力行動。
今年1月，是2021年激進特朗普支持者衝擊國會山的“政變”週年。如今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們，仍然堅定地表示2020年的美國大選是一場“舞弊”選舉，並且將郵寄選票的開票時間差理解為拜登“作弊”的證據。這一被民主黨人稱為“大謊言”的政治論述，讓特朗普擁有了繼續控制共和黨，並在2024年捲土重來的民意基礎——公共宗教研究所在2021年11月的一項調查顯示，有12%的美國人認為，特朗普是被竊取了勝利果實的選舉獲勝者。
於是，在“國會山騷亂”一週年之後，自由派和進步派的美國知識分子或媒體人，紛紛撰文警告“民主衰退”的風險。一向以宣傳美國自由民主制著稱的學者拉里·戴蒙德就認為，“世界民主”的未來寄託於美國這樣一個“民主在內部搖搖欲墜的超級大國”。他認為，美國的選舉機制沒有足夠制度保障，而改革非常緩慢，試圖保障選舉制度的投票權法案在參議院也沒有得到共和黨人支持。
戴蒙德的觀點被很多類似的公共知識分子宣揚，比如紐約巴納德學院政治科學教授亞歷山大·庫裏 （Alexander Cooley） 和喬治城大學教授丹尼爾·內克松 （Daniel H. Nexon） 在2021年底發表於《外交政策》的文章中，就提出美國要和“非自由”的力量戰鬥，像富蘭克林·羅斯福那樣“重整自由民主制”。
平心而論，美國自由主義知識界也許高看了美國政治制度在全球的關鍵程度。尤其是，“自由民主制”並不見得因為在美國遇到了危機，就真的在全球範圍內衰退了。比如，2021年結束的德國大選，宣告了長達近16年的“默克爾時代”結束。在這個節點上，德國實現了又一次政黨輪替。這次醒目的是，綠黨支持度的大幅上升。
追溯歷史，綠黨起源於1968年反對歐洲戰後秩序的社會運動，受到美國民權運動乃至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深深影響：他們既反對“老歐洲”的保守主義，也反對親蘇聯的傳統歐洲左派。略微誇張地説，綠黨的興盛，意味着美國出產的政治文化即使在美國衰落，也依舊在很多地方繼續發展。
但在美國自身的語境下，與其説“衰敗”的是“民主”，不如説是兩黨制的美國政黨體制。“衰敗”，是兩黨制在過去四十年裏積累的壓力與張力無法再被繼續消化的產物。這一政黨體制，極難從已經定型的、難以為繼的政策道路和互動模式中突圍，也無法再為改革提供足夠優質的選項。
實際上，民主黨只是一個鬆散的政治同盟，對於成員的“背叛”，民主黨無法用政治資源或其他要素去“收服”，也無法以內部協調方式改變他們的想法。民主黨議員的權力來自於初選勝利和當地選民的投票，而非來自全國委員會或其他黨內機構的指派和部署。黨內的意識形態也五花八門——既有強調正義和種族議題的進步派，也有希尼瑪和曼欽這樣認為自己是中道價值維護者的中間派。
沒有中間道路的選擇
目前，共和黨在“反對民主黨”的路線上顯得更一致。在拜登時代，共和黨更加圍繞着保守主義意識形態團結起來，對抗拜登的種種“改革計劃”；而民主黨則在內部缺少動員力和足夠凝聚力，關鍵時候被兩名“黨內不同意見人士”拖住陣腳，深陷泥潭。
兩黨的政治文化和組織方式大相徑庭。這是美國兩黨體制的多年習慣，也即社會學家邁特·格羅斯曼所説的美國政黨體制的“不對稱性”。所謂“不對稱”，是説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兩黨並不是在同一個維度上交鋒，而是在不同的維度上拉攏自己的基本盤，以期贏得選舉——所謂進步和保守、多元和傳統、大政府路線和小政府路線的對抗，只是某種表面現象。
在選舉中，美國選民的整體意識形態支持保守的小政府理念，因而共和黨不斷加強自己的保守意識形態以迎合選民的意識形態偏好；另一方面，就算是保守理念居多數的美國選民，在實際的經濟和社會政策上，也傾向於更高政府支出和赤字，從而民主黨不斷把自己打造為“經濟和社會政策”的倡導者，去迎合選民的現實考慮。這樣，兩黨都在自己的維度上獲得了選舉勝算。
乍看這似乎反常識，但回溯過去半個世紀的美國政治經濟走向，這種模式其實毫不意外——里根政府一邊大規模減税，一邊推高政府債務赤字；克林頓和奧巴馬時代增加了更多政府職能，卻沒有能夠落實一直主張的為富人加税的政策；特朗普時代一邊減税，一邊將聯邦政府支出推到歷史新高——近四十年來，共和黨政府都沒能在任內成功縮小政府的支出規模，民主黨政府也沒能在任內成功為富人增税。前者在“低税收低福利”中只用力追求低税收，後者在“高税收高福利”中只努力實現高福利。
美國近四十年來的兩黨政治的核心傳統，其實是“二者兼得”——既崇尚“小政府”意識形態，又實際上擴大政府開支規模，而兩黨又互相封鎖對方的另一條選項——共和黨狙擊加税，民主黨阻止削減開支。對民眾來説，這意味着政府既看上去“無為而治”，又實際上在各種地方照顧到居民 （當然主要是中產階級） 的福利需求，何樂而不為？而在財税層面上，這意味着不斷推高的國家赤字水平。
任何試圖走出這個循環的努力，都會遇到巨大的政治阻力——增税填補赤字，觸犯了“小政府”禁忌；減小政府開支，動了選民福利的蛋糕。兩黨制下的“美國夢”，其實是“既要……也要……”的——既要政府小，也要政府管得好。
兩黨看上去長期對抗，其實也是另一種“長期合作”——把“減税並增加赤字”的路線在兩黨爭鬥中釘得死死，讓“加税削減開支”的選項從里根時代就從美國的政策工具箱裏清除出去。
“美國夢”或“美國例外主義”的魅力，也恰恰來自這“既低税率，又高赤字”的兩黨共識。看似“不可得兼”的兩種政府性質，通過美元的全球貨幣地位和美國的全球霸權得到了不斷的緩衝。但也正因為如此，美國的兩黨制“向兩邊拉扯”的效果就此綿延多年。
拜登如何突圍？
不過，它看似越成功，帶來的極化問題就積重難返，尋找政策“中間道路”的空間也就越逼仄狹小。
拜登政府，正需要面對這個政黨體制所帶來的僵局。在當下，從拜登的角度來説，最當務之急是將民主黨整合為一個更團結更有行動力進行政治動員的組織——共和黨的鏡像。
但在近幾十年的選舉中，民主黨都依靠針對不同羣體的社會福利議題來動員，分散為各種各樣的身份和族羣議題——黑人、拉丁裔、性少數羣體、城市居民、全球化獲益者……
拜登如果想擁有一個更有“戰鬥力”的民主黨，就必須圍繞着意識形態上排除一些羣體，這也意味着丟失一些優勢——比如，他們願不願意得罪支持他們的“藍州”富豪，強行推動對富人徵税？而保留這些動員上的抓手，民主黨就一直會出現曼欽和希尼瑪這樣不同步的“內部異端”。
與此同時，指望共和黨能夠分流出温和派的人們會失望地發現，當共和黨的政治在兩黨制中只能和保守主義意識形態 （具體而言是減税政治） 綁在一起時，試圖尋找政策上中間道路的聲音都會被快速邊緣化。
這又是兩黨制的美國政黨政治傳統帶來的另一個問題：要麼像民主黨那樣，把一些相互牴觸的政治議程塞在一個“大帳篷”下，要麼像共和黨那樣讓自己越來越“純潔化”。
因為只能存在兩個政黨，那麼任何政黨都一定要為了某種可以帶來多數票的競選綱領而犧牲那些“不那麼重要”又其實可能很重要的議程。這種問題在很多國家通過比例代表制或其他選舉制度得以緩和，但在美國的政黨政治中尤為突出，且難以克服。
許多美國知識分子，尤其是自由主義者或“自由民主制”的堅定支持者，都無法擺脱這結構性的困境。在他們眼中，特朗普只不過是個瘋狂的變態；而拜登無法推行改革施政，是因為兩黨的激進派都放棄了“中間道路”。其實，對當前制度下的美國兩黨來説，激進化恰恰是當前選制下利益最大、最“理性”的選擇。
這種理性造就的體制，為拜登的“改革”打造了一個難以突圍的邊界。
在未來，更大的可能性是：兩黨的極化政治還會擴大下去，而從里根時代開始的政策路線難以發生變化。危機還將繼續加深，但它也可以呈現為別的形式——也許是更激進的美國對外政策？或許是更難以預料的美聯儲？
李求其系國際新聞資深媒體人。原文標題為“就職一年後的拜登，困在美國政黨體制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