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最初用於指稱19世紀來中國開展商業行為、對中國較為了解的外國商人。20世紀40年代始指影響美國對華政策的外交官、記者和士兵。本文中的海外“中國通”，指世界各國進行中國歷史文明和現實問題研究、在向本土傳播中國形象和對華政策方面扮演重要角色的學者和專業人士。21世紀經濟全球化進程加快，中外交往日趨密切，中國形象隨之成為世界各國的關注熱點。研究世界的中國形象，追溯、反思國外“中國通”的中國觀，開展中外關於中國研究的對話，成為國內中國研究學界的重要研究議題。
追蹤國外中國學的歷史脈絡可知，從古希臘希羅多德的《歷史》模糊猜測的中國傳説，到柏朗嘉賓的遠東行記，魯布魯克、鄂多立克的東遊錄，直到《馬可波羅遊記》，早期西方歷史學家和遊記漢學家視野裏的中國逐步從遙遠的想象向近距離的親歷實錄靠近，其視野裏的中國盡顯神奇與繁華之象。
伴隨西方資本主義萌芽，耶穌會士抵達並長居中國內地傳教，其觀察逐漸由膚淺模糊走向深入具體。利瑪竇、南懷仁等耶穌會士將相對清晰的中國圖景傳回歐洲，歐洲知識精英閲讀並思考咀嚼來自耶穌會士的中國描述，在歐洲範圍內共同塑造了一個以正面肯定為主的中國觀。中國文化經典得到伏爾泰、歌德、孟德斯鳩等啓蒙思想家的深究細研，中國文化因而成為改造歐洲社會面貌的有力工具。
西方步入近代社會以來，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在世界各地開拓殖民。大批西方傳教士、商人、外交官、學者來到中國傳教、經商、從政或科考。他們從歐美文明和社會制度的價值觀出發，開始把中國視為與其截然不同的“他者”；試圖把在中國的通商口岸和租界當成移植各種西方學説和制度的試驗場。19世紀中後葉以降，深入中國內地的歐美探險家帶着“西方中心論”的文化優越感，此時他們描寫中國的文字筆鋒逆轉，着力刻畫衰弱落後的中國景觀。這些“中國通”中雖不乏對中國文化典籍的探研者，但是他們從政治、文化、國民、法律等多層面塑造的是晦暗蕭條的中國風貌。
此後，中國曆經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直至步入改革開放、現代化發展的新時代。西方“中國通”視野裏的中國影像或明或暗，呈現出時正時負的矛盾特徵，集中表現在兩種矛盾的研究基調，即：同情中國革命、熱愛中國人民的研究和意識形態分歧導致的懷疑中國的研究。20世紀50—70年代，一方面中國成為西方左派知識精英的理想模板和參鑑對象；另一方面，作為當代海外中國學重鎮的美國在政治上瀰漫的“麥卡錫主義”又是造成其當代中國研究停滯倒退的消極因素。1978年以來，中國的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就，中國道路在西方世界和發展中國家引發熱議。各國“中國通”看到的是多面、複雜的中國形象。
21世紀，中國的崛起吸引了諸多發展中國家的青年學者來華實地考察中國歷史文明與社會發展。新一代“中國通”壯大了世界中國學的研究隊伍，成為引領中國研究的一支重要新生力量。而貫穿世界觀察中國整個歷史進程的，是海外始終有着對中國古典文明執着熱愛並探索的“中國通”，他們成為傳播中華民族文明普遍價值和中國真實形象的重要力量。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意大利歷史學家克羅齊在其《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中的這一哲學性論斷，也可適用於海外中國學的文獻及研究——從遊記漢學，到耶穌會士漢學，再到近代傳教士漢學，乃至現當代中國學，海外“中國通”的中國觀察無不透露出濃郁的時代色彩和務實精神。
遊記漢學時期，《伊本·白圖泰遊記》《鄂多立克東遊錄》等文獻是“中國通”們對當時中國農業技術、城市建築、國民特徵、政治儀式等的觀察。耶穌會士漢學時期，從他們來華的目的、到觀察的內容均體現了為當時歐洲服務的功用性特徵，對中國的推崇成為歐洲社會時代文化演革的表徵，展現出資本主義萌芽時期借中國訴説自我更新的歐洲社會心態。《利瑪竇書信集》《康熙皇帝》等漢學文獻記載當時中國氣候地理、中醫文化、社會治理、宗教禮儀、統治階層等自然與人文實況，而耶穌會士受本國最高王權和教權的旨意來華的真實目的是為本國拓展商業、擴張海外勢力逐步清掃障礙。
近代資本主義文明急速上升導致西方“中國通”們的中國觀日益走向負面，其話語模式和研究概念將帝國主義強盛期的傲慢與偏見盡顯無遺。以傳教士為代表的歐美中國學從文本中國走向現實中國，撰寫大量目擊實錄。如英國旅行家安森的《環球航行記》、米德赫斯特的《中國內地一瞥》、威廉·查理斯的《在華生活》、威廉·亨特的《舊中國雜記》、舒恆理的《中國風情》等對中國農村和國民等現實社會問題無不體察細緻，呈現中西大分流之後19、20世紀之交中國衰敗的諸多面向。
西方現當代中國學家對晚清民國以來的中國革命發展表現出研究興趣。對中國現實的強烈關注藴含着西方中國學為本國現實社會與政治服務的意圖。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前夕閲讀費正清的名著《美國與中國》即是明證。21世紀以來，中國現代化道路的成功實踐引發包括髮展中國家在內的國際社會的諸多解讀，體現出各國對本國經濟社會問題的理論反思及對未來發展的期望和設想，正是研究為本國服務這一現實關懷的反映。在對當代中國觀察的基礎上，各時期的海外漢學開啓了對中華文明這一更深層問題的思考和著述，成為海外中國學的基礎研究。
伴隨着絲綢之路的陸地和海洋開拓，中國的器物和文本逐漸進入海外“中國通”的視線和心靈。對中國的觀察和研究也漸由浮光掠影轉向刻畫入微，他們的筆觸時而因驚喜而欣賞；時而因失落而批判。驚喜於中華帝國的繁盛和打通對華貿易獲得的鉅額利潤，進而欣賞儒釋道文明藴含的價值；失落於中西文明的衝突與較量，進而為了彰顯“自我”轉向批判“他者”。“中國通”們或親密或疏離的各種矛盾基調無不彰顯着對中國的複雜感情。那麼應該如何看待海外“中國通”的中國觀察呢？
耶穌會士漢學時期德國漢學家門肯著成世界上首部《中國哲學史》，顯示出西方中國學之於中國哲學研究的學術意義。現代中國學時期湯因比的中國研究促進了關於中華文明對人類文明重大意義的思考。當代荷蘭漢學家施舟人曾直言“中國文化的傳承是世界大事，不能由中國人獨立承擔”。美國中國學家史華慈對中國思想“非化約”特性的研究，克里斯蒂娜·吉爾馬丁和賀蕭等關於西方“社會性別”研究範式在中國婦女史研究中的應用給認識中國帶來了思想和方法論的啓發等等。這些“中國通”的研究無疑促使國人從他山之異鏡中更深刻、全面地認識自我，推動了中華文明之於世界意義的探索以及人類文明的“和合共生”。
不能迴避的是，有些海外“中國通”的觀察帶有偏見，表現在各歷史時期對中國觀察中的文本誤讀、概念濫用、理解偏頗等方面。語言誤讀主要系文字生疏所致，包括朱迪斯·史泰西在內的不少海外中國研究學者已明言在研究時只能閲讀二手資料，學者使用的二手資料和對中國經典文本解讀的準確度無疑會影響其研究水準。概念濫用是指“中國通”在運用西方分析框架研究中國時，不免會遇到水土不服的難題。這主要是由中西方歷史文化起源的地理環境等因素及由此導致的各自發展演繹脈絡的諸多差異所致，如其關於中國公共領域、市民社會的研究就未注意到中西社會形態的巨大差異。理解偏頗是指“中國通”因文化價值觀之故對中國社會的研究出現解讀失當，如部分當代西方學者在新清史、中國發展路徑研究中的看法。
以上例子皆提醒着我們，在看待歐美中國學時不能亦步亦趨，而應注意辨析其中國研究的話語方式及由此得出的結論觀點。“中國通”們的中國觀會影響到海外社會關於中國的輿情、對中國的觀念乃至一國對華政策，從這個意義上講，瞭解並探究他們的中國觀，有助於我們今天更好地開展中外學界、官方和民間社會的交流溝通。
（作者單位：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中國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