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首都巴格達市中心塔亞蘭廣場1月21日發生2起自殺式炸彈襲擊事件，造成至少32人死亡、110人受傷。這是巴格達3年來遭遇的傷亡最大的襲擊事件，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宣稱對此負責。
埃及《金字塔報》網站1月29日援引2020年《全球恐怖主義指數》報告稱，非洲已經成為“伊斯蘭國”和“基地”組織的“重心”，過去10年因為恐怖主義活動而損失了至少1710億美元；恐怖組織已經從中東轉移到了非洲和南亞的部分地區；而且由於許多年輕人飽受貧困、邊緣化、侵犯人權行為和失業之苦，很容易成為招募目標，所以恐怖組織正從東向西、從北向東南穩步擴散。
2019年2月19日，在尼日利亞阿達馬瓦州的吉梅塔，一名女子在難民營裏取水
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背景下，“伊斯蘭國”在中東、非洲等地活動激增，引發國際社會新一輪擔憂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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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報告顯示，過去一年裏“伊斯蘭國”明顯開始重建和“崛起”，且活動能力有所擴展。
一方面，“伊斯蘭國”在“大本營”借疫生亂、伺機反撲。根據報告，目前該組織不僅掌握着1億美元的恐怖資金，還有1萬多名成員在伊拉克、敍利亞化整為零轉入地下，將矛頭對準安全部隊、政府目標、能源設施、軍事車隊等，不斷髮動“消耗戰”與“游擊戰”，阻礙伊、敍兩國政府進行有效的安全治理，企圖削弱兩國的實力。
2020年以來，伊、敍政府忙於應對疫情危機，安全力量的部署相對減少，加之以美國為首的國際反恐聯盟（美、英、法、德、澳大利亞、捷克、西班牙、葡萄牙等國）已全部或部分撤離伊拉克，這給了“伊斯蘭國”可乘之機。該組織2020年策動襲擊的次數比2019年大幅增多，謀求復甦跡象明顯。
其中，對伊拉克實施恐怖襲擊1422起，集中在迪亞拉、基爾庫克、安巴爾、薩拉赫丁等省；對敍利亞發動恐怖襲擊593起，集中在代爾祖爾、拉卡、霍姆斯、哈塞克等省。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研究人員查爾斯·利斯特指出，“伊斯蘭國”在基爾庫克策動的襲擊增加了200%，在迪亞拉幾乎每天都發動恐襲。
不只是伊、敍，“伊斯蘭國”還在南亞、東南亞、非洲等地渾水摸魚、趁亂擴張。在南亞，“伊斯蘭國”南亞分支“呼羅珊省”借美國與塔利班簽署和平協議之際，在阿富汗襲擊了喀布爾錫克教寺廟、婦產科診所、喀布爾大學等地，造成大量人員傷亡。尤其是其2020年8月襲擊賈拉拉巴德東部一所監獄，導致至少29人身亡、50人受傷，數百名囚犯在逃。
在東南亞，曾宣佈效忠“伊斯蘭國”的菲律賓本土極端組織阿布沙耶夫武裝、“穆特組織”，以及菲律賓反政府武裝“邦薩摩洛伊斯蘭自由戰士組織”等，2020年間與政府軍或安全部隊衝突不斷，對地區和平穩定造成嚴重威脅。已宣佈效忠“伊斯蘭國”的印尼本土極端主義組織“神權游擊隊”將警察視為頭號敵人加以攻擊。
在非洲，“伊斯蘭國”西非分支“伊斯蘭國西非省”、中非分支“伊斯蘭國中非省”以及“博科聖地”等不斷策動恐怖襲擊，擴大勢力範圍。其中，“伊斯蘭國西非省”已成為布基納法索、馬裏和尼日爾三國邊境地區最危險的極端組織。“伊斯蘭國中非省”將觸角伸至剛果（金）與莫桑比克，武裝分子2020年8月佔領莫辛比瓦港口並升起“伊斯蘭國”黑旗。
“博科聖地”2020年3月在乍得發動襲擊導致98名士兵死亡，是乍得軍隊打擊“博科聖地”以來死傷最慘重的一次；11月底在尼日利亞博爾諾州首府報復性殺害110名農民；12月上旬襲擊了尼日利亞卡齊納州一所中學並綁架了數百名學生（部分獲釋）。西點軍校反恐中心不久前發文警告，“伊斯蘭國”分支在非洲已不是“低程度叛亂行動”，而是佔領地盤並實施“偽政府”統治。
此外，“伊斯蘭國”繼續煽動歐美等地支持者與同情者發動“獨狼”襲擊。2020年下半年，法國、奧地利相繼發生數起“獨狼”襲擊事件，其中法國中學教師薩米埃爾·帕蒂因在課堂上展示引發爭議的宗教漫畫而被殺；奧地利首都維也納聖母大教堂附近，有4人被“伊斯蘭國”支持者持槍殺害。
來自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的消息稱，“伊斯蘭國”籌劃中的襲擊目標還包括“9·11”紀念館、聯邦大樓等公共設施。
1月21日，在伊拉克巴格達，安全人員在爆炸襲擊事件現場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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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伊斯蘭國”在新頭目阿米爾·穆罕默德·阿卜杜勒·拉赫曼·毛利·薩勒比指揮下，正謀求捲土重來。
一方面，“伊斯蘭國”謀求提升內生動力。在組織架構方面，該組織進一步重組調整，不斷推動領導層指揮權下放和去中心化，賦予分支機構更大自主權和靈活性（這些分支機構是半自治的，在財政上可以自給自足），以保障具備繼續實施攻擊的能力。
該組織還試圖保持各層指揮官的連續性。2017~2019年，“伊斯蘭國”約43名核心頭目（包括前頭目巴格達迪）、79名關鍵的中層頭目及數百名戰地和後勤負責人喪命。當一名高層頭目被擊斃或被俘時，其他人（通常是副手）會迅速接替他的位置。因此，針對高級頭目的“斬首行動”雖在短期內能重創該組織的士氣，卻難以對其造成根本性的戰略影響。
在戰略戰術方面，“伊斯蘭國”不僅對政府和安全官員實施更多的政治暗殺，還攻擊曾佔領土地上的工商業者，報復支持政府的當地居民。襲擊農田和焚燒莊稼是他們越來越常用的一種策略。2020年4、5月間，伊拉克埃爾比勒省馬赫穆爾就有數百英畝的農作物被毀。
疫情期間，該組織還通過網絡與社交媒體加大宣傳力度，反覆宣揚疫情是“真主對西方的懲罰”，鼓動支持者在“敵人”實力被削弱和注意力分散之時對其發動襲擊。
另一方面，“伊斯蘭國”對一切外部因素加以利用。
一是趁美國反恐戰略收縮伺機作亂。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在任期間，國際反恐意願持續降低。2019年10月，美國宣佈從敍撤軍，其庫爾德盟友不再將打擊“伊斯蘭國”作為首要任務。在伊拉克與阿富汗，美進一步加快反恐戰略收縮步伐，宣佈將駐兩國兵力同時縮減至各2500人，尤其是駐阿美軍規模為“9·11”事件以來最低點。蘭德智庫研究員克林·克拉克認為，特朗普撤軍將為“伊斯蘭國”復甦、擴張全球網絡提供時間和空間。
二是局部地區的動盪局勢，無疑給“伊斯蘭國”提供了重生土壤。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報告指出，自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和2011年中東地區發生動亂以來，滋生和維持極端主義的政治、治理、經濟和更廣泛的安全問題在伊拉克、敍利亞、阿富汗、利比亞、也門、索馬里等國日益惡化，使這些地區成為“伊斯蘭國”最有可能“借屍還魂”的地方。比如，利比亞長期的無法治狀態和派系間戰鬥，為“伊斯蘭國”利比亞分支的發展創造了機會。
三是利用宗教矛盾與教派衝突製造混亂。近年來，“伊斯蘭國”將西方對其打擊行動描繪成一場“新十字軍東征”，妄圖在全球招募追隨者為其效力。該組織還惡意挑動遜尼派與什葉派的相互敵對與仇視，意圖製造更多衝突與對立，以謀求從中漁利。2021年1月23日，“伊斯蘭國”武裝分子在伊拉克薩拉赫丁省襲擊了什葉派民兵武裝“人民動員組織”的一處崗哨，造成死傷。
四是利用大國干涉政策迅猛發展。“伊斯蘭國”並非憑空出現，而是借伊拉克戰爭、敍利亞內戰之機落地生根、發展壯大的，美西方國家對此難脱干係。中東問題分析家格雷厄姆·富勒直言，“伊斯蘭國”是美國一手製造出來的惡魔。在他看來，美在中東地區推行的以毀滅性打擊為主要目的的干預政策，以及發動對伊拉克的戰爭，是催生“伊斯蘭國”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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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打擊恐怖主義的進程中，源頭治理尤為重要。國際社會應追本溯源，着重打擊“伊斯蘭國”賴以生存發展的根基。歷史一再證明，“以暴制暴”的軍事打擊手段只能短期內壓制恐怖主義，難以治本；只有去極端化，才是從根源上消除恐怖主義威脅的“對症良方”。
值得注意的是，疫情期間，“伊斯蘭國”正在利用分歧、局部衝突、治理失靈和人們的不滿推進其目標。2021年1月，聯合國反恐負責人沃龍科夫敦促各國繼續保持警惕，應對持續存在的切實威脅。國際社會應發揮聯合國及安理會在反恐問題上的中心協調作用，弘揚多邊主義，加強國際合作，齊心協力應對恐怖主義威脅；與此同時，應綜合施策、多措並舉，在線上線下打擊“伊斯蘭國”等極端組織招募、籌資、宣傳、謀劃襲擊等系列活動，力爭早日剷除這些毒害國際社會和平與安寧的毒瘤。（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博士後）
欄目主編：張武 文字編輯：程沛 題圖來源：新華社 圖片編輯：笪曦
來源：作者：《環球》範娟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