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從官員出行選擇的工具上，就能看出官員級別的大小。政府官員出行都有公車，但因官級不同，所用的車輛會有所區別，但你可知道在古代，官員出行也有公車一説，而且也分三六九等。
在古代如果你過於低調，出行時想一切從簡，這不一定是好事，反而有可能因此會把官丟了。在古代有專門記錄公車的乘坐規則的書，所乘坐車輛一定要嚴格符合自己的身份，否則會受到嚴格的處罰。
在漢景帝時期，就有嚴格的馬車使用的規定，要求不同級別的官員，一定要乘坐與身份相符的車輛，從看馬匹的數量還有車幡的顏色，都是區別官員級別的方法，車幡就是指車輛用來遮擋灰塵的簾子，左側幡塗成紅色的，證明俸祿一般都超過600石，而兩側都塗上紅色，證明俸祿超過2000石。
到了宋朝以後，有一種規定，那就是武官不準乘坐轎子，但此命令根本就不起作用，東晉時期，馬匹比較少，轎子開始興起，但轎子是大臣，宰相等地位尊貴之人才能使用。但到了宋室南渡後，這一紙禁令，幾乎成了擺設，官員出行，普遍選擇乘坐轎子。
雖都是乘坐轎子出行，但轎子也分等級，等級從轎子的轎伕數量和轎子的顏色上有所區分，但只有三品以上的官員才允許乘坐轎子，如果不按規定使用，會受到嚴厲處罰。
朱元璋的一位四品官員，在出行時偷偷乘坐了轎子，被探子發現，結果這位大臣就被處死，從此在沒有人敢不按規定使用車輛，看來古代的制度比現在還要嚴格啊！
現代學科分野越來越細，專業人才層出不窮，通才實屬難得。古代的教育體系則完全不同，於是當時的很多人才都是一專多能，樣樣都有兩把刷子。
蘇頌（1020年－1101年），字子容，漢族，福建泉州南安人。出身於廈門同安蘆山堂（同安城關）一書香門第，其祖先在唐末隨王潮入閩，世代為閩南望族，其父蘇紳中過進士。他生於宋真宗天禧四年，卒於徽宗建中靖國元年。
蘇頌先任地方官，後改任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等職九年，得以博覽皇家藏書，為他後來的博學多識奠定了基礎。宋哲宗登位後，先任刑部尚書，後任吏部尚書，晚年入閣拜相，為官清正，體恤民情，參與過王安石的變法，是個成熟的政治家。曾當過北宋外交使節，三次入遼國，蒐集整理遼國的政治制度、經濟實力、軍事設施、山川地理、風土民情、外交禮儀等情況，及時向朝廷提供，並寫下見聞和感受。
蘇頌幼承家教，勤於攻讀，深通經史百家，學識淵博，舉凡圖緯、陰陽、五行、星曆、山經、本草無不鑽研。《宋史,蘇頌傳》稱他精通“經史、九流百家之説，至於圖緯、律呂、興修、算法、山經、本草，無所不通，尤明典故。”蘇頌作為歷史上的傑出人物，其主要貢獻是對科學技術方面，特別是醫藥學和天文學方面的突出貢獻。他以製作水運儀象台聞名於世，是宋代天文學家、天文機械製造家、藥物學家。
蘇頌在科學技術上的成績，勝過了他的政績。所以，我們應把蘇頌作為一位有傑出貢獻的古代大科學家來紀念。
蘇頌在天文儀器、本草醫藥、機械圖紙、星圖繪製方面，都能站在時代的前列。他善於集中羣眾的智慧，組織集體攻關；善於發現人才，並大膽地提拔任用人才；勤於實驗，設計多種方案，反覆進行實驗；勇於實踐，大膽地進行全國性藥物普查；尊重科學，實事求是，一時研究不通的問題，寧可存疑，決不附會。而最重要的一條莫過於他在科學上的開拓進取和創新精神。
蘇頌的開拓精神是以全面掌握前人的科學成就為基礎的。在天文儀器製造方面，他曾詳盡地研究了前代天文學家張衡、一行、張思訓等取得的成就。他把張衡開創的用漏壺流水穩定性來控制齒輪系機械傳動，發展成了使水運儀象台望筒隨天體旋轉的最初的轉儀鍾，並且還設計調整到使太陽經常在望筒的視場中。這樣，只要在黃昏把望筒對準了太陽，日落星現後，就可以直接測讀出太陽和恆星之間的赤經差或似黃經差。在歐洲直到1685年意大利天文學家卡西尼才利用時鐘機械推動望遠鏡隨天體旋轉，但這已是蘇頌之後600年的事了。
他尋覓人才，考察實踐，對研製工作是慎之又慎的。他認為，有了書，做了模型還不一定可靠，還必須做實際的天文觀測，“差官實驗，如候天有準”，才能進一步向前推進，以免浪費國家資財。
蘇頌一生最大的貢獻還在於複製水運儀象台，在天文與機械製造方面攀登了十一世紀的世界高峯。“水運儀象台”是東漢張衡所創制的天文儀器，可惜已失傳。唐代天文學家僧一行、粱令瓚複製，後又失傳。1088年，蘇頌應用自己豐富的天文、數學、機械學知識，組織科學家韓公廉、週日嚴等，着手進行創造性複製。他吸收了勞動人民使用水車、筒車、桔槔、凸輪等生產機械的經驗，通過精密的理論計算及模型研製，終於在短短的兩年內，於1090年複製成功，把天文觀察、天象演示、自動報時集於一機，把漢、唐“水運儀象台”的功能與製作水平大大地提高了。蘇頌於紹聖初年把水運儀象台的總體和各部件繪圖加以説明，著成《新儀象法要》一書。為了能更直觀地理解星宿的昏曉出沒和中天，他又提出設計一種人能進入渾天象內部來觀察的儀器，即假天儀，是近代天文館中星空演示的先驅。
在藥物學方面，蘇頌曾組織領導增補《開寶本草》(1057年)，著有《圖經本草》（1062年），他採用了發動廣大醫師和藥農呈送標本和藥圖，並寫出詳細説明的方法，改變了以往從書本到書本的脱離實物的弊病，從而為糾正藥物的混亂與錯訛作出了重大貢獻。使它不僅是中國而且是世界流傳至今的第一部有插圖的本草書。李時珍讚揚《圖經本草》：“考證詳明，頗有發揮”。李約瑟對《圖經本草》給以極高的評價：“作為大詩人蘇東坡詩友的蘇頌，還是一位才華橫溢的藥物學家，他在1061年撰寫了《圖經本草》，這是附有木刻標本説明圖的藥物史上的傑作之一。在歐洲把野外可能採集到的動植物加以如此精確地木刻並印刷出來，這是直到15世紀才出現的大事。”
蘇頌一生著述頗豐，見於著錄的達10部之多，現傳世的有6部：《蘇魏公文集》（七十二卷）、《新儀象法要》（三卷）、《本草圖經》（二十一卷）、《魏公題跋》、《蘇侍郎集》、《魏公談訓》等。他在文獻學、詩歌、散文、史學等領域都是行家裏手。蘇頌是位“高產”詩人，僅收錄在《蘇魏公文集》中的詩歌就有587首，且多是律詩、絕句。長律多達1400字，可謂“律詩之最”，大部分詩作是奉和之作，其中有一些是與一代詩翁歐陽修、蘇東坡的奉和詩篇。但也不乏名篇佳作。比如《前後使遼詩》就是他出使遼後寫的上乘之作，具有現實主義筆觸和真摯情感。
(2017-10-20)
海外網10月19日電10月以來，台灣在南太平洋地區的6個“友邦”正同時出現鬆動的情況，18日，加勒比海地區的“友邦”多米尼加也亮出了紅燈，台外事部門“次長”劉德立正在趕往多米尼加的路上。然而，就在同一天，台灣的另一個“友邦”尼加拉瓜也放出了“邦誼”不穩的信號。這回，蔡英文真的要慌了……
據《世界日報》消息，為了慶祝台當局援贈尼加拉瓜首都馬那瓜新棒球場啓用，台當局派台灣棒球代表隊及高層官員赴當地參加典禮。不料，當台灣代表隊18日凌晨抵達當地時，卻傳出尼加拉瓜總統奧爾特加下令典禮提前一天舉行。日程安排的突然改變，讓還未出發的台官員措手不及。
更巧合的是，這位原定將要出席啓動典禮的台灣官員，正是目前趕往多米尼加“救火”的劉德立，能否趕到尼加拉瓜還屬未知。台媒感慨，“友邦”不穩，台當局的外事處境十分艱難。
據瞭解，這個造價高達20億（新台幣，約合人民幣4億元）的棒球場，由台當局先後撥款兩次才竣工。雙方原本預訂20日，台外事部門官員劉德立將專程出席啓用典禮，見證新棒球場的啓用。
不過，18日下午，尼加拉瓜媒體《La Prensa》卻曝出，尼加拉瓜總統夫人兼副總統穆裏略宣佈，落成典禮將提前一天在19日舉行。與此同時，當地新聞網站“El19 digital”宣佈，球場將由奧爾特加夫婦與尼加拉瓜在國外的球員共同主持啓用儀式，但新聞稿中對“台灣”隻字未提。
島內網友奉勸蔡英文：“還是認清現實吧。”
有網友諷刺：“錢進外交”，“你給他錢，你要去，他卻不希望你出現。”有網友對蔡當局表示不滿：“‘友邦’的棒球場蓋得比台灣的還好，苦了自己照亮別人，難怪台灣越來越窮。”
正在為多米尼加“斷交”危機發愁的台當局，若再遇尼加拉瓜亮紅燈，恐是雪上加霜。據瞭解，9月中旬聯合國大會期間，台灣“友邦”多米尼加外長瓦爾加斯不但與中國大陸外交部長王毅見面，還在該國官網上公佈了二人握手照片。台外事部門負責人李大維坦言，對此事注意許久，並稱“次長”劉德立目前正在趕往多米尼加的路上。
此外，10月初台媒也曾曝出消息稱，台灣南太平洋6個“友邦”正同時出現鬆動，帕勞和所羅門羣島近年來開始向大陸頻頻示好，再度引發島內“斷交潮”的擔憂。正如美國智庫“史汀生中心”東亞計劃主任容安瀾所預言的那樣，“台灣的‘友邦’可能會再減少，也許一年以後就不再是20個。”（綜編/海外網 李萌）
以下為網友評論：
網友“嗚呀哩嘿”：帕勞建交的話，就可以實現國內直航了。
網友“南寧用户62xxxx297”：小英是日本人
網友“雨晨”：小英把台灣人的生命置之不顧……
網友“天津用户73xxxx319”：真是利好消息！
(2017-10-19)
東方網記者田雨霖10月19日報道：今天上午，由上海市工商聯主辦的“共商發展機遇、共建‘一帶一路’”2017外交官與民營企業家交流活動在上海國際會議中心舉行。來自上海的50多家民營企業代表和各國駐滬領館的官員們歡聚一堂，聚焦“一帶一路”建設海內外聯動、經貿合作、產業投資、文化交融等熱點問題，分享上海民營企業“走出去”的成功經驗，共話絲路、共襄盛舉。
“外交官與民營企業家交流活動”作為上海市工商聯服務民營企業“走出去”和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品牌活動是促進中外雙向交流、商貿合作的重要活動平台。
今年是上海市工商聯連續第五年舉辦外交官與民營企業家交流活動。五年來，累計已有超過330人次的民營企業家以及380人次的外交官和境外商務機構代表參會；近20家上海知名的民營企業以及部分駐華使領館、商務機構在活動上分享走出去的成功經驗和經貿商機；已與12家海外商會和投資促進機構在活動上籤署友好合作備忘錄。與前四屆活動相比，今年上海市工商聯在民營企業“一帶一路”建設中充分發揮了深化務實合作與橋樑紐帶的獨特作用。除了與烏茲別克斯坦國家工商會以及加拿大埃德蒙頓經濟發展局的商會簽約外，新增了企業的海外項目簽約。中崇集團有限公司與澳大利亞BBIG公司簽約、上海港灣基礎建設（集團）有限公司與馬來西亞哈迪蒙達公司達成戰略合作，這意味着以民營企業為代表的經貿合作不斷深入，一批有影響力的項目正逐步落地，進一步增強了新一輪高水平的對外開放，強化了中外企業產業投資、資源整合等新模式。
全國工商聯副主席、上海市政協副主席、上海市工商聯主席、上海市總商會會長王志雄，駐滬領團團長，巴西駐上海總領事安娜·甘迪達·佩雷斯相繼致辭。全國工商聯、上海市商務委、上海市外事辦公室、華東地區六省工商聯和上海市工商聯有關領導出席會議。
(2017-10-19)
清代官員，常常自稱“奴才”，學界對此基本依照陳垣與魯迅先生的看法，作為區分滿漢官員的措施。
陳垣説：“滿人稱奴才，有時可以稱臣;漢人稱臣，不能稱奴才。魯迅先生説：“在清朝，旗人自稱‘奴才’，漢人只能自稱‘臣’。其實是所以別於滿人的‘奴才’，其地位還下於‘奴才’。”這其實是排滿浪潮影響下對“奴才”一詞的理解，當然這也是對身份的有效區分。事實上，稱為的含義有着漫長的轉變過程。
奴才一詞，亦作“奴財”、“駑才”，在北方少數民族中是常見詞彙。
奴才一詞，亦作“奴財”、“駑才”，在中國北方各地，在北方少數民族的用語。魏晉以降，常常帶有還有鄙夷、卑稱或詈罵之詞，出現於歷史記載之中。
清廷起於北方，滿語中有阿哈，漢語意譯為“奴才”。沿其舊俗，奴才一詞在社會上也得以廣泛使用，從當時的書籍和人口口相傳的。《紅樓夢》，賈政説寶玉：“該死的奴才!你在家不讀書罷了”。在很多時候，奴才這兩個字還是帶有諷刺的賤稱。入關後，這類詞語有時也出現在正式官方文獻中和煌煌上諭之中，如雍正五年十一月，雍正爺“此等卑污之習，皆始自包衣下賤奴才”之語。在此種背景下，稱謂用語中出現“奴才”一詞，是極其自然的事情了。
清入關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旗人有稱臣的，也有稱奴才的。雍正朝還曾要求統一用臣字。清末，反滿浪潮高漲，官員的區別對待，讓滿漢矛盾開始逐漸尖鋭，1907年，兩江總督端方等聯名上“滿漢平議”折，提出“奏摺中無論滿漢一律自稱曰臣，不得再用奴才字樣”。至宣統二年(1910)，清廷宣佈：“我朝滿漢文武諸臣，有稱臣、稱奴才之分。因系舊習相沿，以致名稱各異。著一律稱臣，以昭畫一而示大同，將此通諭知之。”推行不久，清王朝即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土崩瓦解了。所以此次的改革浪潮就沒能延續下去。
清自乾隆時確定此制，並與整個清王朝相始終。其初制，本意在維護旗下舊俗，提示旗籍與武職人員時刻記住自己的身份，保持所謂“國語騎射”，隨時準備效忠於王朝統治，這也推動了這一稱呼在社會上的廣泛使用。客觀上，這一稱謂也區別了旗人與漢臣的身份。'
(2017-10-19)
張詠，濮州甄城（今屬山東）人，為官清廉惠民，深受百姓愛戴，和趙普、寇準並列為宋初的三大名臣。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他還發明瞭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 被譽為“紙幣之父”。
據《宋史》記載，張詠年少時不拘小節，即使生活貧困、地位低下、離家在外，未嘗覺得低人一等。太平興國五年（980年），濮州推舉進士，眾議首先推薦張詠。當時郡內有位名儒張覃未被選中，張詠深感內疚。於是他便致書郡府，推薦名儒張覃為首，自己為第二。他的謙虛受到郡人的稱讚。同年，他參加了朝廷的科舉考試，高中進士，擔任鄂州崇陽縣令。
有一次他看見一個農民到市集買菜，他便對那人説道：“城內的居民由於沒有田地種植，依靠其他產業謀生，可以買菜。你作為一個村民，自己有田地種植，有什麼理由花錢買菜呢？難道是田地不足以種植蔬菜嗎？不要遊手好閒呀！”於是把那人懲戒一番並打發他回家好好幹活。自此以後，那人回家打理田地，種植蘿蔔，當地百姓就把蘿蔔稱為“張知縣菜”。
還有一次，張詠發現一個管錢的小吏，偷了一枚錢藏在頭巾裏帶出庫房，於是令打板子作為懲戒。小吏不滿，嚷道：“我不過是偷了一文錢，你竟因此打我，但你能夠殺我嗎？”這種“激將法”對張詠倒是管用，張詠寫了四句判詞：“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隨即拔劍殺掉了他。此事震動全縣，從此當地治安大為好轉。今天換個角度來看，“水滴石穿”這個成語其實是用一個狂妄小吏的性命換來的。
張詠生平事業，最重要的是做益州知州（四川的行政官）。宋太宗淳化年間，四川地方官壓迫剝削百姓，貧民起而作亂，首領叫做王小波，將彭山縣知縣齊元振殺了。這齊元振平時誅求無厭，剝削到的金錢極多。造反的百姓將他肚子剖了開來，塞滿銅錢，人心大快。後來王小波為官兵所殺，餘眾推李順為首領，攻掠州縣，聲勢大盛。太宗派太監王繼恩統率大軍，擊破李順，攻克成都。
李順雖然平了，但太監王繼恩統軍無方，擾亂民間，於是太宗派張詠去治蜀。王繼恩捉了許多亂黨來交給張詠辦罪，張詠盡數將他們放了。王繼恩大怒。張詠道：“前日李順脅民為賊，今日詠與公化賊為民，有何不可哉？”王繼恩部下士卒不守紀律，掠奪民財，張詠派人捉到，也不向王繼恩説，徑自將這些士兵綁了，投入井中淹死。王繼恩也不敢向他責問，雙方都假裝不知。士兵見張詠手段厲害，就規矩得多了。
《青瑣高議》記載李順亂蜀之後，凡是到四川去做官的，都不許攜帶家眷。張詠做益州知州，單騎赴任。部屬怕他執法嚴厲，都不敢娶妾侍、買婢女。張詠很體貼下屬的苦悶，於是先買了幾名侍姬，其餘下屬也就敢置侍姬了。張詠在蜀四年，被召還京，離京時將侍姬的父母叫來，自己出錢為眾侍姬擇配嫁人。後來這些侍姬的丈夫都大為感激，因為所娶到的都是處女。
(2017-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