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聯合早報》11月11日文章，原題：“中國崛起”與中日關係辨析 在談論中日關係惡化的問題時，有人歸因於中國的“崛起”，弦外之音是如果北京停滯於較落後的年代，亞洲兩個大國似乎會比較好相處。於是乎，有論者認為北京應換位思考，理解日本；也有人期待東京調整自己的心態，接納鄰國崛起的現實。
資料圖 人們在日本東京澀谷區出行。新華社發
乍看之下，如此這般的推理似乎合乎人之常情。特別是日本常被指“失去了10年”“20年”乃至“30年”，這種現狀讓曾經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對鄰國的“崛起”確有不是滋味的感受。
日本是一個講究上下關係、愛排名次的國家。眼看着好不容易從二戰後初期被“白臉天皇”麥克阿瑟總司令貶為“四等國”，攀爬至頂端又迅速滑落，深受“大和民族優越論”影響的日本人，對鄰國充滿複雜心態不難想象。
但如果據此斷定中日關係惡化的主因，是由於兩國力量之消長、強弱之變化，卻未免把問題看得過於簡單。翻開近現代史，中國也有積弱的年代（從甲午戰爭到二戰結束），但在這段時間，中日關係並不處於友好與和平的狀態。恰恰相反，這是日本侵佔鄰國，中日兩國反目成仇的時期。這足見所謂的兩國關係惡化始自中國崛起之説不能成立。
此外，日本某些政治人物和大眾傳媒對中國崛起的話題情有獨鍾，也與東京善於製造危機感有關。特別是日本國內邁向“總保守化”，力圖早日擺脱戰後和平憲法的束縛，“中國崛起論”更被渲染為“中國威脅論”的材料，進而作為日本必須加強武裝、修憲派兵的重要論據。這樣做的邏輯與目標，和戰後以來日本國內在不同年代提出的蘇聯威脅論、朝鮮核威脅論等，可以説是有異曲同工之妙。
認真追溯1972年中日關係正常化後的歷史，不難發現東京對北京大幅度提升其對抗性的轉折點，是在美國總統克林頓與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對《美日安保條約》重新定義的1996年。美日兩國安保的矛頭從舊日之蘇聯（俄羅斯）轉為今日之中國，正是確立於斯時。
從這個角度來看，東京在冷戰結束、獲得白宮首肯後，把焦點從日俄之間的“北方領土”紛爭，轉移至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爭議，並對台海事態公開流露出異常的關心和興趣，顯然還有其國內外戰略的調整和盤算。
（原標題：新媒：日本為何不願接受中國崛起的現實？ 它是一個講究上下關係、愛排名次的國家）
來源：環球時報
流程編輯：TF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