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2月18日文章，原題：為了應對新冠疫情的不確定性，德國人擁抱檢測文化 即使德國正遭受疫情肆虐的時候，馬克斯·迪爾也想出去吃飯。因此，這位柏林藝術家前往一家免費新冠病毒檢測點，排隊等候。類似的檢測機構在全德國有1.5萬多家。迪爾説，註冊應用程序很有挑戰性，排隊也很煩人。但他最終還是拿到了免費檢測結果。一個小時後，他就去見朋友了。
“它只是給了你生活得更自由的可能性”
儘管德國目前正在考慮在一個月內放鬆一些針對疫情的限制措施，但在近一年的時間裏，僅僅是上學、去餐廳或去服裝店，有時就得出示新冠陰性檢測結果。迪爾説：“我倒沒有覺得檢測有什麼不好。它只是給了你生活得更自由的可能性。”
長期以來，德國一直是一個具有集體主義文化和尊重科學成就的國家。在新冠疫情暴發兩年後，這些趨勢有過之而無不及。接受檢測已經成為生活的一部分，公眾對科學的信任也比大流行之前更高。
社會學家表示，在踐行責任共擔機制的基礎上，德國社會將以新面貌走出新冠。這可能會對德國處理未來危機以及氣候變化等其他迫在眉睫的危機產生重大影響。德國卡塞爾大學宏觀社會學教授海因茨·佈德表示：“我想説，大多數人已經意識到團結是一種人力資源。人們看到並意識到，我們需要採取集體行動，應對目前不太可能但未來可能會出現的情況。”
比疫情前更相信科學
長期以來，快速檢測一直是德國新冠戰略的關鍵，政府及早開展工作，為檢測提供支持，為公眾補貼費用。這樣，科學一直處於德國應對新冠大流行的前沿。
20年前與人共同發現“非典”病毒的德國病毒學家克里斯蒂安·德羅斯滕，現在正在為政府應對新冠提供諮詢。一對德國夫妻科學家創立的新冠疫苗研製企業生物新技術公司（BioNTech），開發出在全球銷售的疫苗。疫情暴發時擔任德國總理的默克爾擁有量子化學博士學位，在對公眾發表講話時拒絕將科學庸俗化。
德國科學傳播組織“對話中的科學”多年實施的“科學晴雨表”研究顯示，在德國各地，公眾現在對科學的信任比疫情之前大約高出10到15個百分點。此外，超過2/3的受訪者希望政治人物以科學發現為指導。
德國明斯特大學心理學教授傑拉德·切特霍夫説：“這是一種健康和科學系統的主導，把其他社會系統置於從屬地位，聽從科學的指令行事。”社會學家認為，總的來説，科學吸引力的增加是一種積極發展。
或形成新的危機管理意識
這種社會轉變並不是一帆風順的，也並非總是來自無私的動機。有少數人直言反對疫情限制措施，一些羣體也成為新冠虛假信息的受害者。此外，人們可以將這種“集體責任”的新感覺簡單地歸因於強制服從。佈德教授表示，像新冠檢測和接種疫苗這樣的疫情防控措施被公眾所接受，就如同限制吸煙被逐漸接受一樣。他説：“這是理性接受的結果。當然，還有制度權威的結果。兩者共同起作用。”
檢測也被用作一種工具，這最終讓政界人士覺得，他們似乎可以避開目前新冠限制措施的負面影響。柏林洪堡大學歷史學教授詹姆斯·摩爾表示，這些影響包括經濟蕭條，零售業和餐飲業倒閉導致的失業，以及無法獲得政府服務。他説：“這樣看來，新冠檢測活動對正常生活產生了負面影響。話題似乎只侷限於檢測和疫苗領域。據我所知，政府沒有諮詢過社會學家，而病毒學家或免疫學家又受過什麼社會學培訓？”
不過，切特霍夫表示，這種轉變或許會變成一種持久的大流行後危機管理意識，“我指的是氣候變化。人們需要真正承擔責任，生活在被限制的環境中，以便處理對社會利益和社會凝聚力意義重大的事情。這正是我所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