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法律在實際中逐步暴露出一些弊端時，立法者就要順應時代，修正完善，以適應時代需求。”
□本報評論員 夏遠望
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審稿13日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審議，擬在特定情形下，經特別程序，對法定最低刑事責任年齡作個別下調。草案規定，已滿12週歲不滿14週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罪，致人死亡，情節惡劣的，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核准，應當負刑事責任。
近年來，隨着未成年人犯罪的惡性案件頻繁發生，未成年人犯罪越來越受到社會各界廣泛關注，“降低刑事責任年齡門檻”的呼聲越來越高。2019年10月，大連13歲男孩蔡某某殺害10歲女孩，將其拋屍。警方通報，由於未到刑事責任年齡，兇手不負刑事責任，收容管教三年，更讓這種呼聲達到頂點。
14週歲的未成年人刑事責任年齡最低起點是1979年刑法在當時社會環境下做出的規定。該年齡起點與當時未成年人身體發育、心智發育、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世易時移，互聯網時代信息傳播發達，未成年人知識水平極大提高，物質和營養也遠非昔日可比，現在的孩子無論體能、認知，還是行為能力，普遍而言都要超過上世紀末同齡孩子，如大連案中的蔡某某，作案時體重已接近140斤，身高170釐米以上。
與時俱進是法律應有的品格。法律條文則天然具有一定滯後性，任何立法都可能受制於時代侷限性。當法律在實際中逐步暴露出一些弊端時，立法者就要順應時代，修正完善，以適應時代需求，這樣法律體系才能做到“流水不腐，户樞不蠹”。對法定最低刑事責任年齡作個別下調，符合當前社會發展進程，一方面對未成年人及其監護人起到法律示警和威懾作用，幫助他們樹立守法意識，另一方面，對不法分子利用法律對未成年人減免處罰的規定，脅迫、拉攏、利用未成年人犯罪等惡劣行為，將起到極大約束作用。
就法律精神而言，任何一個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都應當得到保護。實施犯罪行為的未成年人畢竟只是未成年人中的極小一部分，我們既要保護這部分未成年人合法權益，更要保護更多的未成年人合法權益。“不袒護孩子的惡，也不縱容孩子的壞”，下調未成年人刑事責任年齡起點，以刑法手段懲治施害人的同時，也能實現安撫被害人和平息民憤的目的，修復被毀壞的社會心理秩序，也是對最廣泛未成年人羣體的保護。
也有法律專家指出，當下十幾歲的孩子身體發育較好，但這並不表明其頭腦足夠清醒，認知足夠全面，未成年人治理不能寄希望於重刑主義。對此，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審稿有三個關鍵詞：特定情形、特別程序、個別下調。這意味着下調刑事責任年齡也不是“一刀切”，更不會被濫用。
當然，法律不能解決也不應代替解決所有的社會問題。“問題孩子”背後，往往站着一個“熊家長”，而留守、失學、被欺凌等現象，也是造成未成年犯罪的重要原因。上世紀80年代轟動一時的電視劇《尋找回來的世界》，人物不囿於高牆之內，和整個社會相呼應。它告訴人們：少年犯不是一成不變的，感受着真摯的愛，就能尋回失去的世界，尋回良知與尊嚴。而這份愛，需要全社會來凝聚。
來源:河南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