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灣，因新冠疫情沉寂了幾個月的天津中心漁港碼頭在暑假重新迎來了遊客，漁民劉翠波站在嶄新的漁船前送走一撥客人，預定出海的電話又一撥撥地響起來，“幾個月人給都憋壞了。”他提高了聲調，聽得出來，心情不錯。
56歲的劉翠波高中畢業就做了漁民，30幾年來，前20幾年打魚，2013年開始轉向休閒漁業，帶客人出海，體驗漁家生活。
2011年，他出生的漁村拆遷，高樓在碼頭前一棟棟矗立起來，家家都搬進了樓房，村裏的漁船從鼎盛時的160來艘，萎縮到現在的30來艘。在天津153公里的海岸線上，大大小小的漁村就這樣逐一消失不見。他認識的漁民，或是賣了船上岸，或是像他轉身休閒漁業。劉翠波告訴中外對話，轉型是生活所迫，漁業資源不斷萎縮，養船的人越來越多，捕撈空間不斷縮小。
根據《中國漁業統計年鑑》，2008年漁業人口中的傳統漁民有755.95 萬人，2018年傳統漁民下降至618.29萬人，十年減少了130多萬人。
中國是世界海洋捕撈量最大的國家，1995年開始，每年的近海捕撈總量都超過1000萬噸，但漁業專家建議的最大捕撈量為800到900萬噸，長期超額捕撈導致近海漁業資源走向衰退。
為了保護漁業資源，同一年開始，中國在渤海、黃海和東海漁區實行伏季休漁制度，在魚類的關鍵生長和繁殖期，關停漁業生產，使魚類等有足夠的生長和繁殖時間。2017年後，休漁期被進一步延長，部分地區休漁期長達四個半月。
漁業資源匱乏，休漁政策逐步升級，從2015年起，中國政府也開始逐漸減少助長了過度捕撈的燃油補貼。此外，為了與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保持一致，世界貿易組織（WTO）也正力圖在今年達成關於禁止有害漁業補貼的協議。中國漁民已被迫踏上轉型之路。
各尋出路
回到十幾年前，一批漁家樂在天津濱海興起，劉翠波見那些來吃新鮮海味的客人對他的漁船也很感興趣，就改造了自己的木船，增加休息區，上半天去打魚，下半天帶人出海，這樣一來，收入增加了，也更穩定。
在他的印象裏，那時打魚變得越來越無利可圖，“成不了漁汛，現在勉強能成漁汛的只有皮皮蝦。“他説，能力強的漁民還能賺一些錢，能力弱的養船都費勁。現在人們生活水平越來越高，出來玩的人多了，休閒漁業大有可為。
客人們拼團出海，每人200塊錢，一次可以拼12個人，可以品嚐漁家飯。這幾年好的時候，年收入能達到十到二十萬。
當地政府也在引導漁民轉型，創辦了海釣節，打造藍色海洋旅遊帶，海釣成為其中的特色之一。
2017年，天津要求加強對休閒漁業的安全生產管理，統一改造休閒漁船。劉翠波隨後投資了幾十萬，將木船升級成現在的白色鋼製漁船，打算要好好發展休閒漁業。
為了擴大客源，他琢磨了不少辦法，像年輕人那樣拍短視頻，教客人們烹飪海鮮。他成了漁民裏的“網紅”，不僅和許多客人成了朋友，還有人慕名去坐他的船。
與許多後來者比較，他慶幸自己轉型轉得早，如果現在想入行，不論是資金還是行政審批的門檻都更高。“想轉也轉不了了。”
漁民劉翠波和他的新漁船 （受訪者本人提供）
遼寧丹東51歲的漁民高明軍，曾經做了20多年漁民，五六年前也徹底改了行，但去向與劉翠波不同——養殖沙蜆子，船和證書都上交國家註銷處理了。養殖初期投入很高，高明軍和其他八九家漁民一起，每家湊了五六十萬，一起租了2000畝的灘塗。沙蜆子生長週期大概在兩年半到三年，高明軍説剛開始養的幾年還挺賺錢，平均下來一年能賺二三十萬。
過去他出海打魚，算上三四萬的油補，一年也只能剩下幾萬塊錢維持生計。如今轉養殖，收入增加了，也不像出海那麼累。合夥的幾家漁民一起買了一條船，用於海上看護。
當地轉產的漁民，除了養沙蜆子，還有養對蝦、海蔘的。但沙蜆子不需要格外買餌料，靠食用海里的浮游生物就能生長。
雖然不用辛苦出海，高明軍要去灘塗看苗、聯繫客户，整天也不閒着。養殖有風險，也要應對赤潮、颱風、病害等。
但是好景不長。高明軍説，頭兩年行情還挺好，但從去年10月份，沙蜆子價格就下來了。他不清楚原因，猜想可能因為養殖沙蜆子的人越來越多，市場飽和了。
今年遇到疫情，銷量進一步降低，苗種價格卻又變高，高明軍對養殖前景並不樂觀。
但灘塗合同簽了三年，不樂觀也得幹。4月下旬疫情剛有好轉，他又動身去福建進苗了。他準備等合同到期再看看行情，實在不行，就扣大棚種草莓，丹東草莓也是當地的特色品牌。
生計隨補貼沉浮
浙江象山漁民蔣夏良記得，2008年奧運會前後，他周圍80%的漁民都挺不住了，打魚一年到頭也賺不到錢。高漲的燃油費，讓漁民們雪上加霜。
據《2008年全國漁業統計情況概述》，2008年上半年，國內柴油價格突破7000元/噸，油價漲幅達22.5%，部分沿海重點漁區虧損漁船達30%左右。於是中央財政加大了漁業燃油補貼力度，增幅達到133%。
蔣夏良估計，身邊大概30%的漁民都是靠油補熬過來的。中國漁業燃油補貼從2006年開始實施，他記得，2014年是補貼力度最大的一年，他的船270馬力（約合199千瓦）拿到了30萬元。
2013年7月31日，福建漳州浯嶼島的一位年輕船長在自家船艙準備次日的開漁慶典。 蔣亦凡 攝
從天而降的燃油補貼有效緩解了漁民生計壓力，卻也帶來了新問題。2015年，中國財政部和農業部發布通知稱，漁業油價補貼資金剛性增長，造成了漁業對油價補貼的嚴重依賴。補貼刺激了機動漁船數量增加，高強度捕撈加劇了漁業資源衰竭，這是在全球長期受到關注的議題。2001年，世界貿易組織就開始探討減少漁業補貼。
中國的漁業補貼種類多樣，燃油補貼是其中最大一部分。中國財政部和農業部在上述通知中宣佈，力爭到2019年，將國內捕撈業燃油補貼降至2014年補貼水平的40%，支持捕撈漁民減船轉產。
2014年領到30萬油補的蔣夏良，2019年只領到12萬。今年57歲的他從小在海邊長大，15歲開始養船。他沒想過自己該如何轉行，幹了一輩子漁民，“就像農民一樣，種地種慣了，轉不過彎了，像火車在軌道上一樣一直往前衝，不跑不行”，他如此説道。
救命補貼逐漸退潮，漁民越來越多正考慮轉行。遼寧丹東東港地區從業26年的漁民王新元就是其中之一。
王新元今年46歲，他有兩個選擇，一是去給非洲遠洋船當船長，一個月工資兩三萬。但他擔心萬一在非洲得了病，沒法及時治療，而且一去就是兩年，途中如果因為什麼原因回來，可能拿不到工資；另一選擇是在遼寧沿海的海洋牧場做看海護灘的船長，一天24小時在海上，一個月回家兩三天，一個月可以賺上七八千塊錢。
2016年，王新元置辦了一條150馬力的大船。有船得有證，如果買一個與馬力相匹配的證書，大概要花五六十萬。和當地很多其他船主一樣，最終王新元花了約10萬元買了一個12馬力的小船證書，試圖打製度的擦邊球。不過卻也因此，他只能享受12馬力船隻的油補，這兩年每年拿到9000塊錢。
滿懷期待置辦了大船，王新元面對的現實是，行業愈發不景氣，人員開支又讓他苦不堪言，船員工資和保險都在上漲。
他告訴中外對話，船員保險此前每人每年保費2250，保額30萬。當地個別漁船違規造成船員死亡事故，給政府造成監督和賠償等系列問題。從2019年秋天，當地強制要求船主把船員保費提高到5250元，保額70萬。王新元僱了兩個船員，這樣一來每年要承擔上萬塊的保費。
丹東地區每年夏季休漁期4個月，保險公司不承擔責任，冬季有兩個多月的冰期船出不了海，為了剩下五六個月交5250元的保費，王新元覺得太高了。
2013年8月1日，休漁期結束，福建漳州浯嶼島的一艘漁船起錨開漁。 蔣亦凡 攝
捕撈如何永續？漁業補貼正在退潮，但近海捕撈仍將延續。那些最終留下來的漁民，該如何使漁業資源永續？
高明軍要去進苗的福建，正在進行一場海洋漁業試點改革——“限額捕撈”。休漁未能阻止漁業資源不斷衰退，中國漁業在嘗試改變管理方式，從而實現“減量增收”。
自然資源保護協會（NRDC）海洋漁業項目專員李薇向中外對話介紹，自2017年浙江和山東打頭陣開始，目前沿海各省都已經在進行限額捕撈試點。
中國的《漁業法》將限額捕撈作為一項基本漁業制度，通俗來説，讓捕撈量低於漁業資源增長量，以此保證漁業資源可持續發展。國家確定漁業資源的總可捕撈量，再把它分配到漁船上。
可是，由於缺少連續的資源調查，因此缺少漁業資源數據，這讓設定總可捕撈量面臨困難。
而至於限額的分配，李薇介紹，“現在的捕撈漁船數量太大，如果按照科學制定的可捕量進行分配，那麼每條船隻會分配到很少的量，甚至幾乎無法分到，這對漁民的生計會造成壓力，所以實施限額捕撈的同時必須壓減漁船數量，幫助漁民轉產。”2017年初，農業部提出到2020年，基於2015年控制數減少機動漁船兩萬艘、功率150萬千瓦。這意味着，如果目標實現，到2020年底中國仍有18萬餘艘海洋機動漁船，總功率超1000萬千瓦。
李薇還提到，中國近海漁民作業往往是多魚種捕撈，即漁獲中包括多種魚類，而中國目前也尚未嚴格控制漁船的生產海域，這讓通過漁船歷史捕撈數據來確定誰有權得到配額會比較困難。
這些仍處在初期的試點項目，旨在對捕撈活動進行監測並收集數據，這包括督促漁民填報捕撈日誌、規定定點上岸和定點交易，嘗試制定可捕量等，但目前實施進展各省不一，在取得經驗的同時也存在問題。李薇表示：“限額捕撈的監管成本很高，涉及一系列監管理念和模式的深度轉變，推行的過程需要很多資源的支持”，這些資源涉及財政、行政、科研，乃至公共傳播與教育。
漁民無疑是這些試點的核心。李薇説，由於還在起步階段，中國目前被納入試點的漁業資源暫時還只是海蜇、蝦蟹和貝類這幾種一、兩年生海洋生物，加入試點的漁民數量也還不多，每個省不到一百條漁船。NRDC項目組在浙江和福建的調研中發現，由於限額定得比較寬鬆，雖不至於影響漁民收穫，但也尚未形成市場溢價增加他們的收入。在燃油補貼減少的大背景下，這些漁民一方面需要在緊張的生產中記錄捕撈日誌，一方面要服從定點上岸和定點交易的規定，因此並不容易，仍然處在“配合管理部門工作”的階段。但李薇認為，這個過程是必由之路，意義將是深遠的，“因為通過限額捕撈，我們終於有了一個抓手去維護近海漁業的生態平衡。許多國家在成功實施限額後，不僅資源恢復了，水產品的質量和價格也更高，整個捕撈行業的利潤顯著增長,最終受益的還是漁民。這就是一種眼光長遠的減量增收”。
漁業資源恢復有待時日，誰能留下亦未可知，但對很多漁民來説，轉型已經迫在眉睫。
（文中王新元為化名。作者於亞妮為自由撰稿人，關注環境議題。本文采寫得到環保組織中外對話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