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春梅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東南亞和大洋洲研究所副研究員
新年伊始，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即向中國發出信號，表示“隨時準備重啓對話”，新上任的貿易部長特漢亦致信中國商務部長王文濤，希望開展“建設性的磋商”。這些表態反映了致力於中澳友好的人們的美好願望。但在中澳關係跌至谷底的情況下，寄望於幾句話就可讓雙邊關係觸底反彈又談何容易。
過去一年，澳大利亞坐實了美反華“馬前卒”“急先鋒”的地位，得到了與其國力明顯不符的國際關注。先是以新冠病毒溯源的獨立調查行污名化中國之實，後又舉起反外國干預大旗橫加干涉中澳兩國正常的人文交流、經濟合作，近半個世紀以來最大的外資政策改革亦劍指中國對澳投資。在涉華議題泛安全化、泛政治化的背景下，澳大利亞與中國的衝突螺旋式上升，雙邊關係斷崖式下跌，經貿合作這一壓艙石也因之動搖。
在經歷一段時間的沉寂後，澳大利亞企業界終於忍無可忍，密集建言澳政府，“與最大客户進行不必要的對抗，並不符合國家利益”。但此舉卻被澳一些政客、智庫反擊為“不能識大體顧大局”。澳大利亞學界、政界的有識之士建言政府“保持理性，儘快重置中澳關係”，卻被貼上“熊貓粉”(Panda Hugger)的標籤，甚至可能面臨“外國代理人”的安全審查。鄰國新西蘭委婉勸説澳大利亞要對華“多一些尊重”、“多一些外交技巧”，卻遭到澳大利亞“還輪到不到你指手畫腳”的譏諷。在“反華就有市場、友華即被禁言”的輿論氛圍下，澳大利亞國內一些學者不禁發出“當前澳過於關注國家安全，以至於忘了到底什麼是國家利益”的感慨。
澳大利亞之所以“敢為人先”、爭當反華“急先鋒”，概因兩股力量作祟。一是外部盟友美國的壓力。特朗普政府視中國為戰略競爭對手，除“全政府”對華外，亦拉攏甚至施壓美國的盟友和夥伴一致對華。澳大利亞作為美國“最忠誠的盟友”自然責無旁貸，除積極配合美國推行的“印太戰略”外，亦在涉華議題上隨美起舞甚至“領舞”，以向美示忠。二是國內保守勢力的鼓譟。當前澳大利亞國內右翼保守勢力當道，他們慣於炒作“中國威脅”，善於利用國內民粹主義、白人至上主義，更在特朗普政府反華運動的“加持”下，成功在澳營造出“中國就是安全威脅”的輿論氛圍。大量議員、媒體、智庫憑藉“反華”這一“政治正確”上位，澳安全機構更是趁機斂權、擴權，執法權限延伸至教育、投資、人文交流等澳社會的方方面面。
美國總統大選，澳大利亞民眾喜迎“澳最不歡迎的美國總統”下台，莫里森第一時間向拜登致賀電，並邀請其於今年澳美結盟70週年之際訪澳。澳美同盟顯然不會因為兩國領導人的更替而生變，但拜登治下的中美關係勢將給澳大利亞對華關係帶來變數。外界普遍預期中美關係將迎來機會窗口，中澳關係也將因此存在重置可能。近日，有澳學者曾不無遺憾地指出，過去一年，澳大利亞錯失了簡單的、低成本重置中澳關係的機會。但只要兩國關係的基礎和共同利益還在，什麼時候重置都不晚。
新的一年，莫里森政府表面上向中國遞出了橄欖枝，但將語言轉化成行動並非易事。到底什麼是澳大利亞的國家利益?當前的對華政策是否符合澳大利亞的國家利益?值得澳深刻反思。在此基礎上，能否頂住盟友的壓力、國內保守勢力的壓力，真正着眼長遠，做出基於澳國家利益的政策選擇或調整，亦是重大挑戰。對此，澳前總理霍華德、陸克文均向莫里森給出了自己的建議。霍華德提醒“要正視中國對澳經濟的重要性”，陸克文告誡“‘麥克風外交’要不得”。在這兩位總理任內中澳關係也非一帆風順，但卻本着相互尊重的原則和務實合作的精神，保持了中澳關係總體穩定向好的大局。
21世紀的第三個十年已經開局，澳大利亞又一次站在十字路口，“中國到底是威脅還是夥伴”的基本判斷將繼續考驗莫里森政府的政治智慧，也勢將影響中澳關係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