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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去世沒立遺囑，或者子女覺得遺囑不公，繼而親人反目法庭相見，是家庭倫理劇的常見橋段。現實中，財產繼承糾紛也不少，最近北京市西城區法院公佈的數據還顯示，遺囑繼承類案件有逐年遞增的趨勢。國人為何不愛立遺囑，立了遺囑為何還會有繼承糾紛？…[詳細]
要點速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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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不愛立遺囑，跟傳統文化中的死亡禁忌關係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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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法律知識不足的老年人來説，想要立一份有效的遺囑不是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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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立遺囑，立的遺囑無效，可能變成一個大問題
7月24日，北京市西城區法院召開新聞通報會，會上披露的一串數字讓人唏噓不已：2014年新收遺囑繼承糾紛案件56件，2015年為109件，2016年為121件，2017年上半年已收案90件，預計全年收案量將達到歷史峯值。
隨着國人財富增長，人口老齡化加快，財產繼承糾紛變多，並非一時一地特有之現象。據《法制日報》報道，江蘇是全國最早進入人口老齡化的省份之一，近年來，法院受理的財產繼承糾紛也呈直線上升趨勢。
財產繼承糾紛案件增加，原因有二：一是沒有遺囑。這自然會引發糾紛，以廣西南寧為例，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當地法院判決的98件財產繼承糾紛中，超過六成沒有遺囑；二是被繼承人立的遺囑沒有法律效力（為何無效會在下文詳解），於是繼承人選擇走司法途徑維權。
小的財產繼承糾紛，會破壞骨肉親情；大的糾紛，則可能影響社會穩定。2015年，71歲的山西焦炭大王閻吉英去世，因其去世後未留下遺囑，導致其妻子、情婦和6個子女為了遺產展開激烈的爭奪。爭奪最為激烈的時候，他的公司三佳煤化有限公司竟停發工資。
目前最樂觀的估計是，中國2.2億老人中，僅有1%訂立了遺囑。如果現狀持續，未來因財產繼承引發的各類矛盾可能越來越多。
為什麼中國人不愛立遺囑
説到中國人不愛立遺囑，很多人都把責任歸於傳統文化――在中國，死亡是禁忌，活着的時候立遺囑，是在詛咒自己。
這種解釋不能説錯，但肯定不全面。要知道，“怕死”是人類的天性。即使有宗教的撫慰，現代西方國家依然會開展死亡教育，幫助人們更理性地面對死亡。更何況，忌諱死亡，也不意味着人們不做和死亡有關的事情――過去，老人身體健康時，就會讓家人把棺材做好；有的皇帝一登基，就開始給自己大修陵墓。
秦始皇自13歲即位就開始為他在驪山修建陵墓 圖為秦始皇陵
中國人不愛立遺囑，和古人沒有完整的財產所有權關係更大。學者魏道明在《中國古代遺囑繼承製度質疑》（《歷史研究》）指出，現代意義的遺產繼承製度，需以單純的個人所有權為前提，傳統家庭觀念和親屬觀念的淡化為輔助條件。
他認為，一般而言，古代中國社會的個人所有權表現為共同共有權，個人不該也不能擁有單純的個人所有權。所謂不該，是指傳統倫理自始至終要求民眾“敬宗收族”“共聚同食”，獨立的個人所有權有悖於孝悌觀念。所謂不能，是指從禮到法都極力排斥單純的個人所有權，在產權關係上強迫實行以“大功同財”“同居共財”為形式的親屬共同共有制（大功之親，指祖孫三代以內，“同居”的規模一般止於大功之親）。
現存的歷代律法，從唐《永徽律》到《大清律例》都明確規定同居家庭必須實行共財制度，禁止同居成員擁有個人私產，所有收入皆不能私自留存，而要上繳同居團體作為共有財產，由家長統一調度、管理。
史籍中屢屢出現的所謂“遺囑”“遺命”“遺誡”等，不過是家長對子孫分家時的訓誡，一般不涉及家產的具體分配；有些雖附有家產分配清單，但也只是家長作為名義上的主持人，按法律的規定進行分配，不能根據個人意願隨意分配。
這種財產分配傳統，恐怕才是中國人沒有遺囑習慣的原因――財產如何分配早有禮、法規定，具體操作由家族權威主持，立了遺囑也沒啥用。
即使到了現代，在財產繼承問題上，不少老人還有很強的家庭觀念：自己死後的財產分配，得和親戚、子女商量，甚至覺得子女不同意，立的遺囑也沒效力。實際上，按照我國的《繼承法》，只要所立遺囑是自己的真實意思，且內容合法有效，遺囑就是有效的，不需要徵得繼承人的同意。
為什麼立了遺囑還會無效
説完了國人不愛立遺囑的原因，下面説説為何現在立了遺囑還會無效。我國繼承法規定的遺囑形式只有五種，公證遺囑、自書遺囑、代書遺囑、錄音遺囑、口頭遺囑。如果遺囑經過了公證，基本上100%有效，即使子女對財產分配不滿，也只能忍了。
不過，公證遺囑要由公證機關辦理，變更遺囑比較麻煩，如果老人臨終想變更遺囑，萬一不及時，就可能無法變更。因此，很多人會選擇自書或代書遺囑這兩種形式。不過，對於法律知識不足的老年人來説，想要自己立一份有效的遺囑並不是那麼容易。
首先，遺囑所能處分的財產，只能是遺囑人的個人財產，家庭共同財產要先確權，再分別訂立遺囑，如果訂立共同遺囑，需夫妻雙方共同簽字，如果遺囑沒有考慮這一層，遺囑人所立遺囑很可能無效。
如果房子是共同財產，要先確權，再分別訂立遺囑
以財新網的報道為例，北京的何先生和老伴金女士生前主要由二兒子贍養。2009年何先生和老伴立下遺囑，內容為夫妻二人的共有房屋中屬於自己的份額，如一方先去世，則由健在一方繼承去世方份額。最後一方去世後，房屋全部給二兒子繼承。
該遺囑由何先生書寫，末尾處寫有“老伴不識字，本遺囑也完全符合老伴的意願”字樣。而後何先生在2010年去世、金女士在2014年去世。當二兒子想持這份遺囑辦理房產過户手續時，卻遭到了其他兄弟姐妹的反對，遂訴至法院。
西城區法院審理後認為，本案中何先生所立遺囑雖寫有符合老伴金女士的意願，但金女士未簽字確認，既不符合自書遺囑形式，也不符合代書遺囑形式，故只能認定何先生對自己份額處分的遺囑內容有效，房屋在何先生去世後先由金女士繼承，金女士去世後未留有遺囑，房產應當按照法定繼承處理。
其次，不少老人因在病中，或文化程度有限等，往往請人代寫遺囑。對於代寫遺囑，我國繼承法對格式的規定很嚴格：代書遺囑應當有兩個以上見證人在場見證，由其中一人代書，註明年、月、日，並由代書人、其他見證人和遺囑人簽名。無行為能力人、限制行為能力人，繼承人、受遺贈人，與繼承人、受遺贈人有利害關係的人，不能作為遺囑見證人。
繼承法對代寫遺囑的格式要求很嚴格
如果代書遺囑存在日期記載不清、代書人未簽名、代書人非見證人等“細枝末節”的瑕疵，代書遺囑也可能被判無效。
再次，無論立何種形式的遺囑，均要確保遺囑人有完全行為能力，因為按照我國《繼承法》，無行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為能力人所立的遺囑無效。
簡便有效的立遺囑，不應該是難事
從長遠來看，減少財產繼承糾紛，需要公眾轉變觀念，儘早訂立遺囑，但國家和其他社會角色也不應“靜觀其變”。
以公證遺囑為例，其效力最高，也很受老年人青睞。2014年的一份調查顯示，全國近3000家公證處的遺產繼承公證量呈逐年遞增趨勢。不過，一般情況下，進行遺囑公證需遺囑申辦人親自到公證處提出申請。在紙質化辦公的時代，有上述要求可以理解；在網絡發達的時代，公證遺囑理應向網絡化、無紙化努力，申請和修改遺囑便利了，願意公證遺囑的人可能會更多。
此外，如何立遺囑雖已寫在法條中，但寫了不代表人們能懂。以日本為例，為了幫老年人有效訂立遺囑，很多城市都開辦了遺囑培訓班，這些培訓班通常由律師事務所或企業舉辦，主要講授如何撰寫遺囑，講解成功的遺囑範例，並現場答疑，通常老人可以免費旁聽。這種普法形式值得我國借鑑。
日本解決人口老齡化相關問題的做法，值得借鑑
如果政府覺得力有不逮，還可以藉助社會力量。目前國內也有一些公益機構在推動遺囑登記和普及，並建立了自己的遺囑數據庫。不過，這類組織的數量依然很少，如果政府能制定一套完整的標準，並給予這些公益組織更多的支持，也有助於我國的遺囑普及工作。
總之，內有動力，外有經驗，立遺囑更簡便有效，並非可望不可及。
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