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全國有鄉村醫生79.2萬人，比2018年減少5.3萬。
父親是第一代赤腳醫生，在缺醫少藥的年代，為當時9億農民提供了最基本的醫療服務。
曹存才懷着理想主義接班後，有過一段榮光時刻，但到現在，年齡、學歷等因素成為擋在面前的一道坎。
如今兒子也想再接班，但已屬無奈之舉。
祖孫三代的人生故事，是從赤腳醫生到鄉村醫生、從輝煌到沒落的歷史縮影。
“給我一盒布洛芬，最近偏頭痛又犯了”。
一個35歲左右、身穿襯衣制服的女士走進診所，説話時，眼睛直直地望向藥架，並沒看醫生曹存才。曹存才起身，拿藥、掃描、收賬，女士轉身走了。
2020年8月1日，這不到1分鐘的過程中，這位女士根本不像在面對一位醫生。曹存才説，現在人來買藥都不過問他，“以前是醫患合作，現在是顧客至上”。這一天，診所一共來了四個人，一整天流水27元。
曹存才是陝西商洛市山陽縣中村鎮梅岔村的村醫，相比於中村鎮上的這間診所，10分鐘左右車程外的梅岔村衞生室更是冷清。前一天曹存才在那裏留守時，除了鄰村一位老人找他閒聊，其餘時間無一人光顧。
看病的人太少了，全村人口不過1140，青壯年都出外打工了， 留下的不到一半，而且縣醫院距離梅岔村只有1小時左右車程，“有點病就去縣醫院”，曹存才説。
病人少了，醫生也在減少。截至2019年底，全中國有鄉村醫生79.2萬人，而2018年還有84.5萬，1年減少5.3萬；2012年時有102.3萬人，7年減少了23.1萬人。
山陽縣共有村醫533人，41-60歲的佔57%， 60歲以上的佔13%；中專或相當於中專水平的佔62.3%，沒有學歷的佔30.3%。呈現出學歷偏低、年齡偏大的特點。
鄉村醫生的前身——赤腳醫生——在最輝煌的時候有接近500萬人。在缺醫少藥的年代，他們為當時9億農民提供了最基本的醫療服務。到了現在，學歷、年齡等等因素成為擋在面前的一道坎，並隨之帶來收入、養老等等一系列的問題。
曹存才的父親和已去世的妻子也是村醫，兒子也想當村醫，他們祖孫三代的人生故事，是從赤腳醫生到鄉村醫生、從輝煌到沒落的歷史縮影。
從赤腳醫生到鄉村醫生
出西安市，沿高速路往東南行駛150公里，便是山陽縣。從縣城出發，沿219鄉道折入秦嶺深處，一路向東40公里，便到了中村鎮。
52歲的曹存才從1994年開始在距中村鎮8公里左右的梅岔村行醫。他個子不高、很瘦，操着濃重的陝西方言，開着陝A牌照的白色捷達——這是5年前，小兒子在西安為他購買的，出診路途遙遠，汽車是比摩托車更安全的代步工具。碰上汽車到不了的人家，便下車步行。
曹存才的父親曹賢文今年81歲，17歲開始在村裏行醫。小學畢業的他當年算得上村裏的文化人，醫術全靠自學。如今，他還聲名遠揚，常有鄰縣的私家車來接他去看病，診療費看個人誠意，一條煙，一瓶酒都行。
1965年6月26日，毛澤東作出指示，要求把醫療衞生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從此以後，依託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全國大力培養半醫半農的衞生人員，被稱為“赤腳醫生”。
曹賢文不會騎自行車，不管多遠都靠步行，很多時候，出診回來天都黑了，只能藉着月光走，行至某個山坳處，聽見遠遠近近地狼嚎，心裏發怵，山裏常有野豬出沒，猛然竄出來，也把人嚇得不輕。
20世紀70年代，曹存才十來歲時，常常跟着父親出診，他記得一回，父子倆在蒼茫的羣山之中上坡下坡，一連翻了7座嶺。這期間，赤腳醫生髮展到了鼎盛時期，近500萬的人數，遠遠超過了當時衞生部擁有的衞生人力總量。
衞健系統一位業內人士説，最高潮的時候，有文化的青年從一個生產隊選出來，送到縣裏衞校培訓半年左右，回去就當赤腳醫生。
赤腳醫生以慢性病和一些常規性的公共衞生項目為主，急診、急救也是重要工作，例如吃東西卡住、心臟驟停等等，能夠及時搶救。
跟着父親出診的期間，醫學能夠給農民帶來福祉的信念也慢慢根植於曹存才的內心，他記得，一個不知為何蜷着腿的小男孩，經父親診治半年後，竟慢慢站了起來，後來恢復了行走，還娶了媳婦，生了三個娃。
曹賢文常教導兒子，有兩個職業最受人尊敬，也一直被需要，一個是醫生，一個是教師。曹存才深以為然，他在心裏默默立下志願，希望跟父親一樣，當一名醫生。
上世紀80年代，農村集體經濟解體，合作醫療制度隨之瓦解，曹賢文從一名“赤腳醫生”轉變為“鄉村醫生”。
1994年，曹存才繼承了父親的“衣缽”，成為了梅岔村的村醫。
△ 曹存才和父母。以下圖片均為楊媛所拍攝。
一個理想主義者的舊日榮光
1990年曹存才考入山陽縣衞生職業學校，是該校招收的第一屆學生。1994年畢業時，由於實習期表現出眾，曹存才留在了山陽縣中醫院做內科醫生，是一次死亡事件讓他決定回到家鄉。
當時一個村婦即將臨盆，他前去接生，發現產婦的宮縮不明顯，還有無痛性出血的症狀，他判斷村婦很可能是前置胎盤，遂建議送往縣醫院，但村婦的爺爺是當地的赤腳醫生，自作主張，只將老樹皮燒成灰兑了糖水給產婦喝，未採取更多的救治措施。
當他再次收到通知時，產婦已經大出血死亡。這個慘烈的場景讓曹存才深受觸動，原來赤腳醫生的專業水平堪憂到如此地步，隨即決定從中醫院辭職，回到村裏當了一名村醫。
50多個同班同學中也有3、4個畢業後當了村醫，但有的從商、有的轉做教師，還留在村醫崗位上的，唯有他一個人。
老師徐毓才欣賞他堅韌好學的品質，衞職校期間對曹存才多有關照。在一篇文章中徐寫道：“後來，我到了縣醫院，經常發現他轉送病人上來，也不時接到他的詢問某某疾病診治方面的電話，也聽到縣醫院多位專家説起曹存才諮詢醫學問題，可見，他是多麼的好學”。
後來徐從政，無論官銜怎麼變，曹存才依然叫他徐老師。如今，他自覺混得差，唯恐老師失望，每次去縣裏都不敢拜訪。
回到村裏，曹存才深得村民的信任，當時大多農村的接生員都是女性，他是少有的男接生員，但不管是自己村的還是鄰村的產婦都喊他去接，每年接生20來個新生兒，接一個可收取200多元的醫藥費。
在山陽縣中醫院實習時，曹存才受過外科技術培訓，才出來工作的他膽子也大。1996年，一個村民砍柴時誤傷了跟腱，腳耷拉下來，那人嫌醫藥費太貴，不敢去縣醫院，找到曹存才，喊他大膽地接，接成啥樣他自己都認。曹存才和妻子配合，打麻藥、抗生素、又一針一線把斷裂的肌腱縫接了回去，後來那人也慢慢恢復了行走。曹存才記得那次手術用了5、600元的藥費，“要是送去縣醫院，沒2000元下不來”，談起這段，曹存才自豪滿滿。
1994年到2000年期間，村醫出診費按照距離遠近，一次5到10元不等，當時藥品零差價政策還未出台，賣藥錢也是自己的，他為人和善，村民看病時帶常給他捎帶一瓶酒、一袋米、一桶油之類的小禮品。曹存才説，那期間不説能存下多少錢，至少零花錢沒缺過。
1999年，他在父母的老房子旁修了座二層小樓，地皮、工價算下來一共7萬元，自己掏了兩萬，向地質隊的舅舅借了5萬。那時候縣城裏的萬元户都少，自己的二層小樓着實風光。
2000年，曹存才把新房一樓改建成100平米的六室隔離診所，有診斷室、治療室、觀察室、藥房、資料室、值班室，是全鎮第一家甲級規範藥房。
△ 曹存才的二層小樓，舊的村衞生室就設在一樓。
從輝煌到沒落
2013年，村衞生室從曹存才家裏遷出，搬到離家5、600米的新址，妻子去世後，曹存才也搬到鎮上租房住。如今，舊宅二樓上還掛着褪了色的、稍顯破敗的“梅岔村衞生室”字樣的牌匾。
而衞生室的風光不再，發生得還要更早一些。
2009年，國家基本藥物制度正式實施，梅岔村衞生室也實行藥品零差價，讓利給患者，為了彌補村醫的利潤損失，國家政策規定給村衞生室一定補助。
雖然零差價，但藥品的種類有限。中國社科院學者朱恆鵬主持的一項新醫改調查報告顯示，實施基本藥物制度後，村醫過去習慣使用的藥品中約有42.5%未被納入基本藥物目錄，因為藥物品種有限而不去村衞生室就醫的患者比例高達72.5%。
同時，基藥雖由國家統一採購，有的卻也沒有擠出虛高藥價中的水分，比如梅岔村衞生室裏，高於市場價的藥就有參麥注射液，雙氯芬酸鈉緩釋膠囊等，就算會給報銷，村民也寧願把新農合賬上的錢存下來用作住院報銷，而去市場上買平價藥。
除了看病，曹存才另外一項工作是文書。作為“脱貧攻堅戰”的重要一環，“健康扶貧”被層層推往基層，要求做好“三個一批”，即大病集中救治一批，慢病簽約服務管理一批，重病兜底保障一批。而作為離村民最近的“健康守護人”，很大一部分“健康扶貧”工作落到了村醫肩上。
曹存才隔三差五進一趟村民的家，為有慢病紀錄的貧困户量血壓，測血糖，紀錄公衞14項，拍照留存作為依據。他表示，去一家至少花費40分鐘，其中大部分時間用在文書工作上。每隔一段時間，鎮、縣、市、省上的人都會下來驗收，核查扶貧工作是否做到位。而最重要的依據就是文書紀錄是否完整。
△ 李順才家裏積累的文書紀錄。
2018年12月，《健康時報》的一篇題目為《基層醫生快瘋了！一個月填40種表，看病只能抽空！》的文章引發基層共鳴。據不完全統計，鄉村醫生需要填的表除了健康扶貧、家庭醫生入户服務、日常慢病隨訪之外，還需要填寫檔案年終總結、慢病管理年終總結、簽約服務年度總結等總結報表，包括花名冊18份、總結7份、表16份、隨訪表2份、其他表8份……
診療時間被文書工作擠壓，村衞生室無人看病買藥，曹存才感到村醫工作的重要性在打折，再加上交通方便、出行半徑擴大使得選擇更多，村民對村醫的態度也在發生轉變。
衞生室有時一天都來不了一個病人。2016年，曹存才獲得“最美村醫”榮譽稱號，商洛電視台為此製作了一期節目，需要村醫在村衞生室看診的場景，工作人員架着攝像機等了好一會兒都沒見人前來看病，他們便把曹存才拉到山陽縣的某個衞生室拍了幾組鏡頭了事。
△新的梅岔村衞生室，有時一天都來不了一個病人。
最困擾他的，是養老問題
梅岔村現在共有兩位村醫——52歲的曹存才，以及45歲、中學畢業後自學醫術的劉有福。兩人分工明確，劉守着村衞生室，同時負責農村合作醫療報銷統計工作；曹負責一般診療和全村的公共衞生服務工作。
坐上曹存才的白色捷達，深入農村腹地，在一些農户的外牆上，還可以看到退了色的防疫標語，娟秀的毛筆字出自曹存才之手。疫情期間，曹存才忙前忙後，每天給外出務工回村的住户量體温、一户户摸排可疑的村民，還把診所裏僅剩的20只外科口罩捐給了村防疫工作組，他自己只有防疫組發放的3只n95口罩換着戴，堅持了近3個月，最忙的那段時間，一天走了兩萬多步。這些工作都是無償的。
梅岔村一共有14個精神病患者、16個糖尿病患者，61個高血壓患者。這些患者是曹存才的重點關注對象，但他能做的也有限。
村民李玉華的丈夫楊樹患精神分裂症29年，發病的時候，會脱得一絲不掛，漫山遍野地跑，一邊跑一邊怪叫。每當這種時候，李玉華便拿好水和藥去攆，攆上了喂他吃藥，藥效很快發作，楊樹身上沒勁兒了，人也迷糊了，她便領着他慢慢走回家。
李玉華很感激曹存才，説他每個月都來，讓她心理上有個依靠。曹存才説自己也幫不了什麼忙，只能叮囑她定期給楊樹喂藥。
△ 曹存才把患者的農合本排列好拍照。
閒談間，他們聊起曹家2016年遭遇的兩大變故。
2016年7月15日，在西安開出租車的小兒子曹博撞傷了一個環衞工人，送醫院搶救無效死亡，需賠58萬元。賣了車，一家人四處貸款、借錢才把賠款把補上。同一年農曆臘月29日，妻子在鎮衞生院開完會後騎電瓶車回村，途中連人帶車摔下公路，腦部重傷，當場死亡。
一年內連續遭遇兩場重大打擊，曹存才希望村裏能給點補償，但由於妻子是無證駕駛，村幹部説如果是騎自行車還好説，電瓶車就不行了。
2017年初，村裏剛開始選貧困户，曹存才希望小兒子的境遇能得到稍許改善，便為他申請了名額，本來都給評上了，他本人還參加了村裏所有貧困户的大合影，幾個月後，他看到村幹部和剛評選上的貧困户又在合影，但自己卻未收到任何通知，打電話詢問，對方答覆，快莫説了，你是村醫，不能給名額。“農民都以為村醫有錢，拿村醫比村幹部，但其實我們連編制都沒有。”曹存才説。
曹存才的收入主要分為三塊：基本醫療服務補助一年1萬2左右，基本公共衞生服務項目補助一年1萬元左右，一般診療費一次5元。林林總總，加起來一年的收入能有3萬元。這個收入不高，但在農村也算馬馬虎虎。
最困擾他的，還是養老問題。“你能把這個事情給我呼籲一下，我就放心了。”他説。
雖然政策層面早有設計，要完善鄉村醫生養老保障，但在全國多個地區卻遲遲不能落地。作為全中國第一批赤腳醫生，曹賢文現在一個月也才領取500元左右的養老金，包括農村“八大員”養老補助200餘元，城鄉居民養老保險金100多元，以及針對80歲以上高齡老人養老金100多元。
徐毓才表示，“目前所有鄉村醫生，除極個別自主購買商業養老保險外，大部分按照城鄉居民身份參加城鄉居民養老保險，一般到了60歲，每月最少75元，然後根據年齡等因素，各方面算下來，每月能有100多元。村醫養老補助的標準有的地方是400元，可能還有200、300元的，最高的就是6、7百元，全國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是各省自己定的，總體上這個標準非常低。 ”
△ 曹存才這些年的榮譽證書。
兒子接班：無奈的選擇
待遇、編制、養老障礙三大問題，使得鄉村醫生對年輕人的吸引力越來越低。
2019年6、7月，分別爆出了河南通許縣64名村醫、黑龍江依蘭75位村醫辭職的消息。
曹存才的大兒子曹超今年32歲，從某網絡中專學校畢業後一直在外務工，打拼了好幾年都沒能攢下錢。2016年初，曹存才在鎮子裏給曹超説了個媳婦，並允諾婚後不久就在鎮上給小兩口買一套房子，如今早已過了當初定下的兑現日期，房子沒買成，小兩口帶着一個八個月、一個兩歲的兒子在鎮上租房住。曹存才心裏過意不去，他總覺得兒媳婦埋怨他。
曹超在鎮上沒有固定收入，定親時，岳母希望他能夠繼承村醫職位，好在鎮上穩定下來。眼看着這些年村醫也掙不下錢，曹超不太甘願，其實曹存才也不看好，但眼下沒有更好的出路， 2017年曹超報考了陝西中醫藥大學的中醫“師承”班，跟着老中醫學習一年後出了師，在鎮上的診所工作。
今年7月，曹超和曹存才分別在西安和安康參加了執業醫師資格證考試的實踐技能項目。通過了，便可以參加8月21號的筆答考試。曹存才心忖，曹超沒有醫學基礎，可能考不過。至於他自己，這已經第三次參加執業醫生證的考試了。他早就為自己想好了出路，養老的問題不能等國家解決，考過了就去縣裏找個診所打工，一個月能有三四千的收入，而曹超也許能夠接替他在梅岔村當村醫。
8月8日，曹存才發來一張圖片，是他實踐考試的成績，他語氣興奮，説父子倆都通過了。
楊媛 吳曄婷/撰稿
徐卓君/統籌
王吉陸/責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