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機期間，領導力——即幫助人們制定並實現目標的能力——絕對是至關重要的。英國首相温斯頓·丘吉爾在1940年證明了這一點，納爾遜·曼德拉在南非種族隔離制轉型時期也證明了這一點。
依照這些歷史標準，世界兩個最大經濟體的領導人都失敗了。他們在疫情應對初期都沒有向公眾通報情況，讓他們瞭解情況，從而造成了生命損失。由於一系列的失誤，世界也許錯過了應對危機的“斯普特尼克時刻”或實施“新冠馬歇爾計劃”的時間窗口。
研究領導能力的理論家們將領導者分為“變革型”和“交易型”。後者試圖採用尋常手段處理各種情況，前者則會努力改變現狀。
當然，變革型領導者並不總是成功的。美國前總統小布什試圖通過入侵伊拉克重塑中東，其後果是災難性的。相比之下，他的父親、前總統老布什雖然更具交易型風格，但他也擁有管控共產主義在歐洲垮台後世界局勢流變的本事。冷戰結束，德國統一併歸隊西方，其間一槍未開。
不管領導者是什麼風格，他們都能對羣體的認同感產生巨大影響力，這種力量可以把“我”和“你”轉變成“我們”。懶惰的領導者總是要強化現狀，利用已有的分歧動員人們支持自己，正如特朗普所做的那樣。而高效的變革型領導者則能對一個社會的道德品質產生深遠影響。就如曼德拉，他可以輕而易舉地以南非黑人為基本盤，尋求報復數十年來遭受的不公。然而，他卻堅持不懈地拓寬其追隨者的身份。
同樣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法國外交官讓·莫奈得出結論，復仇只會讓悲劇重演。為了改變這種狀況，他設計了歐洲煤鋼聯合生產計劃，這一安排最終演變成為歐盟。
這些成就並不是必然有的。當我們的目光超越家人和最親密的同伴，我們會發現，大多數人的身份認同是政治學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謂的“想象的共同體”。沒有誰直接與同一國籍的其他數百萬人有共同的經歷，但在過去一兩個世紀裏，國家作為想象的共同體卻讓人們願意為之犧牲。
然而，新冠病毒和氣候變化這樣的全球性威脅沒有國籍之分。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中，多數人都歸屬於一些相互重疊的想象共同體，如地方的、地區的、國家的、種族的、宗教的、專業的，領導人也不必為了動員人們的支持或團結而去迎合那些最狹隘的身份認同。
新冠大流行的暴發代表着施展變革型領導的機會。一位變革型領導者本可以早點出來説明情況，因為這場危機是全球性的，不可能靠任何一個國家的單獨行動來解決。特朗普和中國國家領導人浪費了這個機會，他們二人都沒有意識到權力的行使本可以成為一場正和博弈。他們本可以用權力共享，而不是權力凌駕的方式來思考問題。
在許多跨國事務上，賦予他國權力可以幫助美國這樣的國家實現自己的目標。如果中國強化其公共衞生體系，或減少碳排放，那麼美國和其他所有國家都會受益。在全球化的世界裏，網絡是權力的關鍵來源，而在日益複雜的世界上，網絡聯繫最多的國家——即最有能力吸引合作伙伴的國家——才是最強大的。
美國未來安全與繁榮的關鍵，是要了解“權力共享”的重要性以及何為“權力凌駕”，就此而言，特朗普政府在疫情中的表現令人沮喪。問題不在於“美國優先”這個口號，而在於特朗普如何定義美國的利益。他只專注於通過零和交易實現短期收益，而很少關注由制度、聯盟和互惠所提供的長期利益。
就現在的情況來説，美國已經放棄了追求長期開明的自我利益的傳統。但是，特朗普政府還是能從1945年以來美國總統所獲成功的背後汲取經驗，這些在我的近著《道德重要麼？從羅斯福到特朗普時期的總統與外交政策》當中有描述。事實上，美國仍然可以推出仿照“馬歇爾計劃”的援助計劃。
正如亨利·基辛格最近指出的，今天的領導者應該選擇走一條改善國際復原能力的合作之路。特朗普可以要求召開G20緊急峯會或聯合國安理會會議，以建立雙邊和多邊框架加強合作，而不是一味訴諸競爭性宣傳。
特朗普還可以指出，新一輪疫情將給較貧窮國家帶來格外沉重的打擊，而南方國家暴發的新疫情又會向北擴散，進而傷害到所有人。需要記住的是，1918年流感大流行時，在第二波疫情中喪生的人比第一波更多。一位變革型領導者會讓美國公眾明白，為一個新的、面向所有發展中國家的新冠基金慷慨解囊將符合他們的自身利益。
倘若一位美國丘吉爾或美國曼德拉以這種方式教育公眾的話，這場大流行就可以為改善世界政治開闢出一條道路。不過很遺憾，我們也許已經錯失變革型領導的時機，病毒也許只會加劇這個世界上原本就有的民粹民族主義和對技術的專制濫用。領導力的失敗總是令人惋惜，危機當頭的時候更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