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克·肖萬出庭現場素描
北京時間6月9日凌晨，被關押在明尼蘇達州最高安全級別監獄內的德里克·肖萬，以視頻連線的形式首次出庭。與此同時，在弗洛伊德的故鄉休斯頓，數千人排隊等待進入教堂，在他的靈柩前致以哀悼。
2020年5月25日，在美國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非裔美國人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Perry Floyd）被白人警察德里克·肖萬（Derek Michael Chauvin）逮捕，肖萬單膝跪在弗洛伊德脖頸處超過8分鐘，期間弗洛伊德曾發出“我不能呼吸了”、“拜託了”的呼救聲，但肖萬對此表現得無動於衷。最終，弗洛伊德在被送醫後不治身亡。
弗洛伊德之死迅速發酵，全美多地開始大規模遊行示威，積怨已久的種族問題再次被推到風口浪尖。
“我已經被催淚瓦斯擊中了兩次，但我仍然在為了弗洛伊德前進。”在接受北青深一度記者採訪時，一位目前正在明尼蘇達參與協調組織示威活動的黑人民權人士表示，希望此次事件能成為一個轉折點，讓全世界都瞭解到，非洲裔美國人正經受着怎樣的暴力執法。
而在展望此案的審理前景時，國際知名刑事鑑識專家李昌鈺表示，現場視頻中弗洛伊德發出“I can’t breath”呼救的時間節點，以及之後警察的反應，將成為定罪量刑的關鍵依據。李昌鈺同時表示，此案經受着來自社會和政界方方面面的影響壓力，能否公正的審理，是對法官和陪審團勇氣的考驗。
弗洛伊德遭遇跪壓的視頻截圖
同一天的開庭和葬禮
北京時間6月9日凌晨，明尼蘇達州亨內平縣法院，被控二級謀殺罪的德雷克·肖萬身穿橙色囚服，戴着藍色口罩，出現在了電視畫面中。他以視頻連線的方式，進行了首次出庭。
此次聽證會進行了11分鐘，除了回答幾個程序性的問題，德雷克·肖萬幾乎沒有開口説話。檢察官總結了對德雷克·肖萬的指控，將他的無條件保釋金額定為125萬美元，或有條件保釋100萬美元。其中有條件保釋條款包括上繳武器，不在法律或安全部門工作，不可離開明尼蘇達州、不可和受害人家庭接觸，以及放棄引渡權等。
德雷克·肖萬的辯護律師並未對保釋金額提出異議，但也沒有表示認罪。據悉，下次庭審定於六月底進行，屆時案件將正式進入審理階段，控辯雙方都將提出自己的證據。
德雷克·肖萬首次出庭的同時，在弗洛伊德的家鄉休斯敦市，數千人排隊等在讚美之泉教堂（Fountain of Praise Church）外，準備到弗洛伊德的靈柩前哀悼。根據教堂管理員的統計，到當地時間下午5:30為止，已有6100多人趕來向弗洛伊德致哀，其中包括得克薩斯州州長格雷格·雅培（Greg Abbott）和休斯敦市長西爾維斯特·特納（Sylvester Turner）。
現場許多民眾都穿着印有“黑人的命也是命”、“我無法呼吸”等口號的紀念衫，還有人單膝在棺木前下跪。在弗洛伊德童年時期曾經生活過的街道，也有人面向紀念他的壁畫致敬。
根據尼阿波利斯警察局內務部的公開信息，德雷克·肖萬自2001年左右在該警局任職以來，到弗洛伊德案之前，已經有18項被投訴記錄，其中僅有2項受到處分，且均以譴責信結束。其他許多投訴很快被撤銷，不僅沒有任何懲罰，投訴的詳細信息也被從人事檔案中刪除。
相關記錄顯示，肖萬至少參與了三起警察槍擊事件。2006年，他在一次爭執中擊斃了一名嫌疑人，他聲稱該名嫌疑犯持有槍支。兩年後，他又在處理一起家庭暴力案件中，開槍打傷了一名黑人嫌疑人。2011年，肖萬還曾向一名正在躲避另一場槍擊的男子開槍。
明尼蘇達州的非營利組織“反對警察暴行社區”的投訴數據庫顯示，肖萬因使用“貶損性語言”和其他不當言論而受過口頭譴責。肖萬曾經在明尼阿波里斯市一家夜店的保安部門工作，他的前僱主形容肖萬是一個“不錯的人”，但他總是“神經緊繃着”。
根據明尼蘇達州5月29日公開的起訴書，肖萬於案發當晚8點19分將弗洛伊德從警車中拖出來，將左膝放在弗洛伊德的頭部和頸部區域。在這期間，另一名警察曾問“是否要把他翻過來”，肖萬回答“不，就保持我們摁住他的姿勢”；該名警察又表示，擔心弗洛伊德有精神問題，而肖萬則回答“所以我們要讓他趴着”。
肖萬被捕後的第二天，他的妻子便提出解除婚姻關係，妻子發表聲明稱：“對弗洛伊德先生的去世感到震驚，對弗洛伊德的家人和所有為他而悲痛的人表示最大的同情。” 在離婚申請中，肖萬的妻子指出，這段維持十年的婚姻關係“無可挽回地破裂”了，並表示不想從肖萬這裏獲得任何物質補償。
得克薩斯州州長在弗洛伊德靈柩前致哀
跪壓視頻成重要證據
針對德雷克·肖萬在此次案件中的執法過程，國際知名刑事鑑識專家李昌鈺在接受深一度記者採訪時表示，無論從法律、人道，還是執法操作流程來看，德雷克·肖萬都存在着問題。
李昌鈺解釋説，在美國警察執法的過程中，如果遇到可能危及社會或者警察自身安全的執法對象時，運用一定的武力可被視作正當防衞。但弗洛伊德被捕的原因是使用假鈔，屬於比較輕微的犯罪行為，“而且他已經倒下，還發出I can’t breath的呼喊，這時候無論如何都應該停止使用武力。”
李昌鈺認為，案發視頻將在法庭上成為一個重要的物證，尤其是弗洛伊德那聲“ I can’t breath”的叫喊，是一個關鍵的節點。“視頻裏他是在多久發出了那聲呼救，呼救後警察又壓了他多少時間，這將成為審判量刑的主要依據。”
另一個影響審判的關鍵是屍檢報告。據美國當地新聞媒體報道，6月3日，根據亨內平縣法醫公佈的最終屍檢結果，弗洛伊德死因為“心肺驟停”。然而此前6月1日，受弗洛伊德的家屬委託進行的獨立屍檢則認為，弗洛伊德的死因是“由於頸部和背部受壓，腦部血液不流通導致窒息性死亡”。
李昌鈺分析認為，兩方屍檢結論的不同，或許在將來的庭審中成為爭議的焦點，“目前來看，一方側重頸部受到的壓迫，另一方則側重於心臟的問題，這都有些片面，而真正的死因，會關乎到罪名的嚴重程度。”
除德雷克·肖萬之外，案發當日在場另外三名警察，也在被開除後以“協助及教唆謀殺罪”起訴，6月4日，這三名涉事警察出庭受審，三人均未認罪，下一次開庭定於6月29日。
對於這三人的審判，李昌鈺認為，除去他們自身的供述，也要參考其他目擊者的證詞，如果他們當時嘗試制止德雷克·肖萬的行為，可能會撇清一些關係，“但從視頻裏來看，他們表現得並不好，都插着手圍在旁邊。”
美國多地爆發大規模示威
1100起執法過當案背後
據李昌鈺介紹，根據美國司法部門統計，2019年全美關於對黑人執法過當的案件有1100起，同時，也有100餘名警察因為與執法有關的原因被殺。
李昌鈺認為，暴力執法頻發的原因與美國的警察文化有關，“早期，美國警察都是要求200磅以上的高壯白人男性來任職，這就養成了一種比較彪悍的警察文化，他們在遇到衝突或者覺得自己受到威脅的時候，執法會比較粗暴。”
此外，美國沒有統一的中央警察機構，每個州都有自治的警察機構，州警以下還有城市警察和縣警察，這些警察與聯邦政府沒有垂直的上下關係，直接由地方政府領導，此次涉事的四名警察屬於城市警察，“全美有5萬多個警察局，性質不同，警車、制服也都不一樣，並且缺乏統一的執法規範。”
要改善暴力執法的問題，李昌鈺覺得美國還有4個步驟要走：第一要完善法律，第二要重視警察訓練，第三是改變警察文化，第四要加強社區溝通，要改善警民關係。
李昌鈺參與處理過300多件警方執法過程中發生的命案，從他的經驗來看，執法過當不只針對黑人羣體，也發生在其他族裔身上，“有黑人被殺，有白人被殺，有西班牙裔被殺，也有華裔被殺。”
李昌鈺表示，針對警方執法過程中出現的命案，如果警察的執法過程沒有問題，可能也需要對死者做出民事賠償。如果警察執法存在問題，首先會遭到開除的處理，之後再判斷是否需要承擔刑事責任，即使判刑也不會很重，除非是故意殺人，“從我參與處理過的案件來看，警察正當執法的還是佔大多數，但對於弗洛伊德案來説，警察是錯的。”
對於德雷克·肖萬的審判，李昌鈺很難作出預測，“有來自社會的壓力，而且選舉將近，還有政治上的炒作，這是對法官和陪審團勇氣的考驗。“
“弗洛伊德案已不僅僅是一個刑事案件”，李昌鈺認為，來自外界的壓力可能會對法官和陪審團造成影響，“要維護司法的公正性，必須儘量減少這些壓力。”
李昌鈺建議，可以考慮安排其他地區的法官來審理此案，或是由多名不同種族的法官共同審理，同時陪審團的構成也應該兼顧不同種族和教育程度，並且儘量避免閲讀收看此案的新聞報道，以減少來自輿論的干擾，“甚至可以考慮換一個城市審理此案，減少來自本地社區的壓力。”
參與遊行協調組織的傑森·索爾
“希望這能成為一個轉折點”
作為明尼阿波利斯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Minneapolis NAACP)前任主席，傑森·索爾(Jason Sole)日前在自己的社交媒體上寫道：“我今天已經被催淚瓦斯擊中了兩次，但我仍然在為了弗洛伊德前進。”
傑森告訴深一度記者，目前他正努力為當地街頭的示威遊行隊伍提供幫助和保障。他努力引導人們以正確的方式進行遊行，給人們提供食物、水和口罩等必需品。在夜間，傑森還組織人手，負責安保工作，防止社區受到“白人至上主義者”的騷擾。
談及弗洛伊德之死，傑森心情複雜，“我的心裏充滿着憤怒和悲傷。”除去親自參與遊行，傑森將現場視頻發佈在社交媒體，以期讓更多人瞭解到事情的全貌，“希望這能成為一個轉折點，讓全世界認識到，非裔美國人正在遭受着警察的暴力執法。”
對於遊行中出現的一些暴力行為，傑森沒有迴避，他表示，自己及周圍的人在遊行中都沒有使用暴力，但他不否認，有些“邪惡”的人蔘與其中，他們只想着破壞，“你沒法真正阻止這些人，但你可以堅持自己的信仰。”
1978年，傑森出生於芝加哥南區，當地社區毒品氾濫，傑森的父親是名癮君子，舅舅也是監獄的“常客”。傑森讀書時成績很好，但他經常感到不安 ，“我閒逛時會被警察攔下來，要求檢查我的身份證，但那時我才15歲，根本沒有身份證。”
在20歲那年，當傑森再次遭遇警察檢查時，他試圖説出自己的不滿，“你們為什麼總來找我麻煩？”之後，傑森經歷了和其他一些黑人朋友類似的情況，“警察生氣了，給我戴上手銬，並且掐住了我的脖子。”
儘管傑森自己也曾有過入獄的經歷，但他不能接受“黑人高犯罪率導致警察暴力執法”的論調，他認為，一些誇大甚至虛構的新聞加深了人們的刻板印象，“人們因此認為黑人應該入獄甚至被殺死，但其實是我們的社區在受到壓迫。”
刑滿釋放之後，傑森希望找出問題的根源並作出改變，他在明尼蘇達大都會州立大學學習了刑事司法專業，並選修了心理學、非裔美國人歷史等課程。在獲得學士學位和碩士學位之後，十多年裏，傑森一直從事刑事司法教育工作，並在2016年成為明尼阿波利斯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Minneapolis NAACP)主席，開展各種有色人種平權運動。
傑森嘗試為學生提供機會，讓他們參與有色人種社區的建設，並與相關的社會團體進行接觸。2017年開始，為了改變人們對於黑人穿着的刻板印象，每次上課，傑森都穿上被一些人視為“恐懼”和“威脅”代名詞的連帽衫，並且在衣服上寫下“帽衫裏的人性”這句口號。
他的舉動引起了人們的共鳴，在一名時裝設計師的幫助下，從明尼阿波利斯的校園，到紐約時裝週的秀場，越來越多的人穿上了這件印有“帽衫裏的人性”口號的衣服。
對於弗洛伊德案的審判，傑森表示，這樣的悲劇可能發生在每個非裔美國人身上。他希望法庭可以給出一個公正的答案，“我不希望德雷克·肖萬被判死刑，我不希望任何人死，但他必須進監獄，他要為他所做的事付出代價。”
本文部分內容來自《紐約時報》、《每日郵報》報道，圖片來自美聯社、紐約時報。
記者/顏星悦 實習記者/甘笠男
來源：北京青年報-北青深一度